垫底的人

陈大超

终于调到一个局机关,吃上朝思暮想的“财政饭”,徐芳高兴得一天到晚都是笑盈盈的,可是等她醒过神来,她就发现在这个既讲级别也讲资历同时也讲能力的机关里,她原来是个垫底的人,谁都可以指派她,谁都可以指责她,谁都可以对她垮下脸来。人到中年、在原来的单位里大小是个头儿的徐芳,心里的高兴劲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好在没过多久,局里又来了一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基本上就是个只能拖拖地夹夹报纸冲冲厕所的傻瓜。虽然傻瓜来头不小,但徐芳仍然可以把他当作垫底的人,只要她受了谁的窝囊气,她立刻就找到傻瓜,或者说“把地再拖一遍!”或者说“把报纸都好好夹起来!”或者说“帮我捶捶背!”傻瓜简直像个一摁按钮就立刻动作起来的机器人,不论你的脸色多难看,不论你对他的指使多么不合情理,他都是一点反应一点想法也没有。

这个名叫闵天飞的傻瓜,考大学时离读清华的分数仅仅只差一分,一阵狂笑就变成了一个痴不痴呆不呆的傻瓜了。徐芳也挺同情他的,但她一旦受了谁的气,仍然要把他当作出气筒,恶言恶语地把他使唤一通,让自己产生某种虚幻的优越感。她甚至觉得在这个机关里,对她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局长科长们,而是这个傻瓜——没有这个傻瓜给她垫底,她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过下去。

这天上班,她居然没见到天飞,楼上楼下各个科室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他的身影。一问,原来是他家里人领着他到上海治病去了。她听了心里猛然一惊,接下来一整天都恍恍惚惚、心神不宁的。她就总是下意识地跟人家讨论:“你说天飞的这种病真的能治好吗？”“你说天飞的病治好的把握到底有多大？”还假惺惺地说:“要是真能治好那就太好了啊!”其实她潜意识中非常害怕他真的给治好了。

一个星期后天飞出现在局里的时候,仍然是那副呆不呆傻不傻的样子。徐芳见了差点笑出声来。她也仍然常常在背后整他、吼他,拿他垫底、出气。后来她竟然发展到敢用鸡毛掸子打他了。也就有一次,她一失手,竟然将鸡毛掸子重重地打在他的后脑勺上。打得他当时猛地一激灵,全身仿佛触了电似的一抽搐。谁也没想到,这一击,竟然使天飞的智力因此而恢复了。

天飞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再到局里上班的时候,脸上就再无半点呆气傻气了,局长也不让他再做那些杂事了,而是要他在秘书科“适应适应”。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天飞就给人一种英气勃勃年轻有为的感觉了。自然,在这个局里,徐芳又成了一个垫底的人了。她是多么后悔啊!后悔自己竟然用鸡毛掸子去打他——这一打,又把自己打入了度日如年的冰窟里。

她常常幻想在天飞独自在办公室里值班的时候,悄悄地出现在他的后面,用一个暗中准备好的小木棒,对着他的后脑勺乒乒乓乓地从各个角度猛敲一气——再把他脑子里的那个开关敲关上……

（原载《金山》2003年第2期）

手 表

欧阳明

高力在表店为父亲精心挑选了一块手表，瑞士名表。目的是为了感谢父亲，因为父亲当年曾给他买过一块上海牌手表。

那块表当年买得很贵，七十二元，要卖几百斤谷子，是家里几年的现金收入。

父亲买那块表是因为高力考上了大学。高力是村子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父亲为此走路腰杆都直了。当年，高力家在村子里最穷，从来就没人瞧得起，对他家吃了上顿没下顿还供孩子读书，总是讽刺挖苦。

母亲觉得父亲不该买那么贵的东西，问父亲，哪来的钱呀？

父亲乐呵呵地说，借的。

今后拿什么还呀？母亲顿时满脸愁容。

慢慢还，儿子读大学，没块表，多丢人啦。父亲得意地笑着。后来为了那块表，父亲帮人打了一个多月的谷子，脸晒得黢黑，手上到处是伤。

高力戴着那块上海牌走进了大学，走进了城市，开始了崭新的生活。那块咔嚓咔嚓不停走动的表，时刻提醒着他，永远不能懈怠。四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留在了城市，有了一个体面的职业。高力很爱惜那只表，除洗浴时怕进水取下来小心存放，其余时间都戴在手腕上。

高力想，有钱了，一定得给父亲买块表。可工作了很多年，高力也没富裕起来。美好的愿望，像月亮，一直挂在遥远的夜空。

高力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一个干部子女。可女孩的父亲坚决反对，说，看他戴的表，就知道家里穷，你嫁给他能有好日子过吗？女孩的父亲有好几块瑞士名表。和女孩分手后，高力把表给了父亲。父亲说，你戴吧，上班好有个时间。高力说不用了。他没法给父亲解释。

高力发誓要买块名贵的手表。他背着父母辞去了公职，没几年，竟奇迹般发了。有钱后，他相继买了8块瑞士名表，块块价值不菲。但由于应酬太多，四处奔波，却把给父亲买表的事忽略了。直到上次回家，看到父亲手上的那块上海牌，才又突然想起。

高力给父亲买表的另一个目的，是想靠这块表，改变父亲死活不进城的态度。

有钱后，高力就一直想把父母接进城里居住。但父亲不答应，说空气不好，太嘈杂。父亲不同意，母亲自然也不敢同意。母亲一辈子都听父亲的。上次回去，父亲还是那个态度。

回到家，高力对父亲说，爸，把右手伸出来。

干啥？父亲问。

伸出来就知道了。

父亲颤颤巍巍地伸出了右手。

我给你买了一块表。高力把新表展现在父亲面前。

父亲手像被蜂刺了一下，突然缩了回去。说，不要，我有表。

那表都20多年了，肯定坏了。高力说。

又不是泥做的，怎么会坏！我每天都和新闻联播的时间对了，准得很。父亲说。

这表很贵的，比那块贵几百倍，你辛苦了一辈子，该戴块好表了。高力继续劝。

父亲坚决不换，说，表是看时间用的，又不是拿来吃的，都一个圈圈，有什么好不好的。

高力无可奈何，摇了摇头，把表揣进了裤兜，直接说进城的事情。

父亲没直接回答愿与不愿。问他，你是经过杨柳湾回来的吧？

不从那里从哪里回来呀？高力不明白父亲究竟想说啥。

看到那一片田土了吧？

嗯，全是大棚蔬菜。

那是高山承包的，搞农业开发。父亲说。高山是高力的堂兄，在城里搞房产开发很多年了，比高力有钱多了。

现在，他父母都回来住了，自己也搬了回来。父亲继续说。

高力忽然明白了父亲转弯抹角的意思，说，你是想我搬回来？

你爸看到这么多地丢荒太可惜了，想你也回来承包，还可以吃自己种的粮食。你们城里现在吃啥都不放心。母亲插话了。

父亲接着说，搞农业不一定就不赚钱，再说了，钱赚多了也没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见高力不语，父亲突然伸出右手说，你看看这表，不管时针分针秒针，都只能围着表圈转，从哪里出发，还得回到哪里。人一辈子，就是转圈。现在，你们城里越来越不像人呆的地方了，我们跑去干啥？我估计，今后，说不定城里人会往乡下跑。

高力万万没有想到，父亲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竟无言以对。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2014年6期）

诗歌语言中的“木叶”发展到“落木”，其中关键在“木”这一字，其与“树叶”或“落叶”的不同，也正在此。在这里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木”字。

首先我们研究一下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事实上他们并不是随处都用的。而自屈原开始“木叶”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吴均的《答柳恽》说：“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用“高树”是不是可以呢？当然可以；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就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林庚《说“木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