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中华礼乐的建构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没有周公，则礼乐文明体系难以建立；没有孔子，则礼乐文明的精神就难以大白于天下，而这正是何以唐代以前周孔并称的原因所在。所以，若要认识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当然要学习孔子思想；但从产生的次序而言，则是先有了礼乐文明，后有儒家学说。周制是孔子所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因此，礼乐制度才是儒学的社会存在之“体”，而数千年的中华历史表明，儒家思想只有植根于礼乐文明的地基之上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摄礼归仁，以仁为礼之内在基础；同时又摄仁归礼，以礼作为仁的实践途径。因此，在孔子那里，仁与礼是互摄的。从心性角度而言，仁是礼的精神前提，礼乐规范应当归本于仁：从实践工夫而言，仁的达成又以礼为前提，礼是仁道的实践途径。所以，仁与礼是互为前提的，这从逻辑学上似乎是悖论，但儒学非古希腊逻格斯意义上的哲学，而是知行合一的工夫之学，所以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所在。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并非仅仅满足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爱好，而是为了通过揭示礼乐文明的精神，重振礼乐文明生机与活力。

依据周孔之教而成的礼乐文明，从文明存在形态上看，首先是一套系统完整的礼乐制度。这些制度成为传统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但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经过长期激进的反传统而被摧毁，丧失了社会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儒家本身的思想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义理转向，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远。这两个方面当然是相互联系和彼此诠释的，儒家义理的哲学化其实是儒学在社会层面被否定和解构之后的必然选择。

礼乐文明重建，将注定是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

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南北中

李凭

在摆脱野蛮进入文明阶段后，中华各地先民创造出绚丽的文化，随后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传播，进而汇聚在中原；经过凝结升华后，又从中原散发到东、西、南、北各方位。正是这种持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明不断丰富，从而在文化上表现为多样性，经济上表现为不平衡性，政治上则表现为追求统一性。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表现不一，便不断酝酿出种种社会矛盾。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就一直存在所谓东西南北中的问题，并且具体表现为文化区域的造就，经济重心的形成，政治中心的变迁。

中原西部的渭水流域是中华古人类与古文化的发祥地，可作例证的是蓝田猿人文化。但是，作为发祥地，它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因为还可以列举出元谋猿人及其文化、中国猿人北京种人及其文化，等等。中华古文明的形态是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的区域特异性是很早便形成的。不过，由于气候、物产相对适宜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更由于地理位置的适中，黄河中游逐渐成为文化文汇的中间地带。于是，黄河中游的文明程度逐渐突显，形成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的趋势，为后世所谓中原文化至尊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黄河中游地区，原本也存在多种不同的文化。依靠军事胜利的推动与政治管理的成功，黄帝部落的文化在中原占据了上风。于是，以黄帝部落为中心的政治形式出现了。当然，这仅仅是黄河中游政治中心的雏形。然而这样的雏形是具有号召力的，后来从中华地域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分别发展起夏、商、周等王朝，就都以中原为根据地向周边拓展。北宋以前列朝，虽然兴起方位不同，但是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变迁，大多具有力图居中的趋势。不过，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变迁，在客观上会受诸如民族、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北宋以后，这些因素的影响更加明显，而在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重心的雯化。

中华大地的经济重心早先位于中原，隋唐之后南移至江南。在南北朝分裂时期，江南的经济确实有了长足发展；而在北方，虽然中原经济因战乱频繁而破败，但仍然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经济发展区域，那就是由黄河与太行山围拢形成的河北地区。东汉以后许多割据势力依赖河北的经济实力而崛起。北京能够成为元、明、清列朝的首都，就与河北的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当然，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未必是一致的。如隋唐时期，经济重心虽然已经向东北、东南转移，但政治中心仍在长安、洛阳一线。为了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问题，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凿通了。从历代大运河走势的变化，不难看出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之间的紧密关系。在隋唐、北宋时期，大运河是途经开封的，这种状况有别于后来元明清时期的大运河。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脱离，其弊在于运输物资要增加巨大成本，容易造成财政困难；但是也有其利，那就是迫使政治中心必须与经济重心密切联络，从而有利于对全局的掌控。

中华大地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引起东西南北中之争的关键。在炎黄时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为东西之争；东汉以后，东西之争转化成南北之争。不平衡的经济会不断引发政治之争，因此就需要寻求平衡，而寻求平衡的过程会消耗巨大的社会成本。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与东西南北中的不平衡状态是密切相关的。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欧洲文学传统中故事的消失

①何为“故事”？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这样认为：“口口相传的经验是所有讲故事者都从中汲取灵思的源泉。”在当今这个充斥着小道消息的时代，我们似乎最不缺少的是“故事”。一桩事情发生了，其“故事性”的强弱与否，取决于它所产生的“未曾料到”对我们的生活经验到底产生了多大的颠覆。我们都认为这是“故事”，而根据本雅明的理论，这恰恰不是故事。

②故事的要义不在于讲述“未曾料到”的事情对我们生活经验的颠覆，而在于传达了“口口相传的经验”。( )故事讲述的关键，在于把握到人们生活中经验的共通状态，并将这种共通经验由幽深处呈现出来。真正的故事乃是人们生活经验的公器。

③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荷马史诗》是欧洲文化中故事讲述的真正开端，也是故事讲述的高峰时刻。《荷马史诗》中的主角是英雄人物，然而，“神”的在场使所有的“英雄”顿然呈现出其凡人的特征，阿迦门农虽贵为众王之王也难抑自己的贪欲，而奥德赛，这个古希腊最聪明的人，也在归家的途中一次次迷失。在以“神”为背景的叙述中，“英雄”呈现出了凡人人生的整体内涵，有生必有死，是高贵也是卑贱的，是自信也是失落的，完全相反的人生品格在一人身上聚首，勾勒出凡人人生的整体形象。

④《荷马史诗》之后，故事讲述的传统绵延不断，《圣经》文学、骑士文学、中世纪民间文学以至到文艺复兴文学传统的初中期，因为这些文学传统都给予了“神”的超验性以确然的存在位置，所以在“神”的朗照之下，人的整体性品格一直是明朗的，而由对人生整体性的共同领悟则构成了故事圆舞的核心。

⑤圆舞蹁跹，故事不断，直到16世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故事讲述由此走向衰微。在中世纪骑士文学传统中。骑士的使命是维护圣教，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总是要在因他找寻而呈现出的“神迹”面前观证、赞唱自己一生的。在《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以骑士之名出发，找寻到的却与“神迹”无关，他策马引仆向前冲，却不知道要走向何处。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堂吉诃德》首次出色的描绘了人生旅程因“神”的缺席而产生的失栖与碎片感。这种碎片化的人生体验，与人生的整体体验相对，包含着深刻的虚无主义，并由此产生了对人与人之间经验共通性的彻底否认。

⑥《堂吉诃德》之后，故事传统继续衰落，到19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而达到高潮。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标榜眼见为实，摈弃一切超验。在西欧，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成功造就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拿破仑之神”，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以及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其实都是“拿破仑之神”的信徒。然而，“拿破仑之神”引导他们走上了向现实和他人掠夺的骑士之旅，却没有提供一个使之回顾、唱赞自己一生的完整化契机。“拿破仑之神”在文学传统中的出现，是从《荷马史诗》以来，西方文学传统延续数千年的有“神”叙事的最后闪光，自此之后，进入尼采所预言的“上帝死了”的时代。“上帝死了”，现实之人失去了发现自我完整性的光照，经验消失，故事渐远。

⑦卡夫卡则向我们首次展现了故事写作的不可能。卡夫卡在西方文学史上是谜一样的人物，他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在众人讴歌“拿破仑之神”的合唱中，他对于自我与现实世界的虚无性却早早领悟，并将人生彻头彻尾的失败作为自己的宿命坦然接受。卡夫卡对人生虚无的强调，其实是对在资产阶级时代现实个体将再次获得“神”性朗照的坚决否认；在他看来，在绝对没有“神”性降临的时代，写作对人生整体经验的传达已不可能，能做的就是对个体碎片化与孤独本质的展示。

⑧在欧洲文学传统中，从卡夫卡开始，文学开始了无“神”写作。作品不再是展示人在“神”性光照面前的完整性人生体验，而是要揭示人在“上帝已死”时代的碎片化生存现状，这正构成了一战之后欧洲文学的主流传统。在今天，随着世俗价值的全球扩散，故事的消失早已不是欧洲文学独有的现象。然而，故事虽日渐消失，在日益支离的当代，人们对自身完整性的体验和统观却变得日益迫切，在没有故事的时代，我们的文学能否于此补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