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

黄振萍

传统中国有一套发达的监督系统。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所谓“钱粮刑名”），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具有公私领域杂糅的特点。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一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了两个维度。 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言官选任尤为严格。言官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谏诤和封驳，纠举百官，肃清吏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器识远大，学问赅博。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责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資格。总之，言宫的选任在官员选任体系中属于最为严格的范围。

在选任程序上，一般有荐举和考选两种途径，在洪武之后，通过科举的考选成为主流。但是，通过科举之后的任命程序。言宫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幸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考核的标准主要有除革奸弊、审理冤枉、扬清激浊等，非常完备。

言官尽职尽责，对皇帝也不放过。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使得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士气高扬，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推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群体对皇帝不当行为的劝谏成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比如荒嬉无道的明武宗总是想着出巡，言官们堵住宫门，哪怕挨板子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言官以挨板子为尽职尽责、替天行道的标志，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至于万历头疼不已，说这些言官是以“卖直”求荣，下令裁抑言官，使得很多岗位出现空缺，同时万历的朝政也就更加腐败，终于导致明王朝亡国。

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此如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仆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对言官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诏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严世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的时候，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节）

“瑶公特”的谜样的微笑，其实即因为它能给予我们以最飘渺、最“恍愧”、最捉摸不定的境界之故。在这一点上，达·芬奇的艺术可说和东方艺术的精神相契了。例如中国的诗与画，都具有无穷（infini）与不定（infini）两元素，让读者的心神获得一自由体会、自由领略的天地。

当然，“瑶公特”这副面貌，于我们已经是熟识的了。波提切利的若干人像中，也有类似的微笑。然而莱奥纳多的笑容另有一番细腻的、谜样的情调，使我们忘却了波提切利的《春》、维纳斯和圣母。

一切画家从这件作品中看到谨严的构图，全部技巧都用在表明某种特点。他们觉得这副微笑永远保留在他们的脑海里，因为脸上的一切线条中，似乎都有这微笑的余音和回响。菜奥纳多·达·芬奇是发见真切的内感与皮肤的颤动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画家只注意脸部的轮廓，这可以由达·芬奇与波提切利或吉兰达约等的比较研究而断定。达·芬奇的轮廓是浮动的，沐浴在雾雰似的空气中，他只有体积；波提切利的轮廓则是以果敢有力的笔致标明的，体积只是略加勾勒罢了。

“瑶公特”的微笑完全含蓄在口缝之间，口唇抿着的皱痕一直波及面颊。脸上的高凸与低陷几乎全以表示微笑的皱痕为中心。下眼皮差不多是直线的，因此眼睛觉得扁长了些，这眼睛的倾向，自然也和口唇一样，是微笑的标识。

如果我们再回头研究她的口及下巴，更可发现蒙娜·丽莎的微笑还延长并牵动脸庞的下部。鹅蛋形的轮廓，因了口唇的微动，在下巴部分稍稍变成不规则的线条。脸部轮廓之稍有棱角者以此。

在这些研究上，可见作者在肖像的颜面上用的是十分轻灵的技巧，各部特征，表现极微晦；好似蒙娜·丽莎的皮肤只是受了轻幽的微风吹拂，所以只是露着极细致的感觉。

至于在表情上最占重要的眼睛，那是一对没有瞳子的全无光彩的眼睛。有些史家因此以为达·芬奇当时并没画完此作，其实不然，无论哪一个平庸中的艺术家，永远不会在肖像的眼中，忘记加上一点鱼白色的光；这平凡的点睛技巧，也许正是达·芬奇所故意摒弃的。因此这副眼神蒙着一层怅悯的情绪，与她的似笑非笑的脸容正相协调。

她的头发也是那么单纯，从脸旁直垂下来，除了稍微有些卷曲以外，只有一层轻薄的发网作为装饰。她手上没有一件珠宝的饰物，然而是一双何等美丽的手！在人像中，手是很重要的部分，它们能够表露性格。乔尔乔内（Giorgione）的《牧歌》中那个奏风琴者的手是如何瘦削如何紧张，指明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与职业，并表现演奏时的筋肉的姿态。“瑶公特”的手，沉静地，单纯地，安放在膝上。这是作品中神秘气息的遥远的余波。

这个研究可以一直继续下去。我们可以注意在似烟似雾的青绿色风景中,用何等的艺术手腕,以黑发与纱同来衬出这苍白的脸色。无数细致的衣褶，正是烘托双手的圆味（即立体感），她的身体更贯注着何等温柔的节奏，使她从侧面旋转头来正视。

我们永不能忘记，莱奥纳多·达·芬奇是历史上最善思索的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其中每根线条，每点颜色，都曾经过长久的寻思。他不但在考虑他正在追求的目标，并也在探讨达到目标的方法。偶然与本能，在一般艺术制作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但与达·芬奇全不发生关系。他从没有奇妙的偶发或兴往神来的灵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