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燃机之父”史绍熙：科教兴国梦  拳拳赤子心

靳莹 冯国梧

史绍熙原名史绍华，1916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义庄村的普通农家。1939年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并留校任教。1945年史绍熙考取公费留英，1949到1951年他受聘为英国威尔士大学斯王西学院研究员，从事内燃机的研究，并在英国《工程》杂志上发表了《稳定流及脉动流的临界雷诺数》论文，引起了国际上的注目。

在科学研究中，史绍熙总是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51年史绍熙决然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祖国，到天津大学任教。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高校中也没有内燃机专业。然而内燃机却是国民经济与国防部门广泛应用的动力机械。史绍熙敢为人先，回国后第二年便在天津大学建立了内燃机专业，亲任内燃机教研室主任并讲授热工学、气体动力学、燃烧学、内燃机设计、高速柴油机原理与设计等课程；同时组织翻译了我国高等学校通用的第一套苏联内燃机教材及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建立了内燃机实验室，成为中国内燃机及燃烧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当时工业和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迫切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新一代柴油机产品。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史绍熙于1959年创造性地提出了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兼具传统燃烧方式长处的新型燃烧系统——复合式燃烧系统，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独创性的燃烧系统，荣获了1982年国家发明二等奖，被列为新中国成立50年共和国科技丰碑与重大发明之一。但史绍熙并未就此满足，接着，他又组织开发了当时国家急需的105系列柴油机、85系列柴油机等，并研发成功我国第一台转速为3000转/分以上的高速柴油机和第一台两级自由活塞式发动机压气机。

1978年，史绍熙与王补宣院士一起推动了工程热物理这一新兴学科的确立，积极支持创建了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史绍熙在忙于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还致力于专著、论著和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工作。他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70多篇论文。1983年他创办了《内燃机学报》，1984年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380多万字的《柴油机设计手册》。1980年，史绍熙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在成为“全国内燃机行业公认的一代宗师”的同时，一步步引领中国的内燃机行业走向世界。

史绍熙始终走在国际学术的前沿，连续多届在国际内燃机会议上主持会议、宣读论文。国际内燃机会议是世界公认的内燃机科学技术领域中最高的学术会议，在史绍熙的大力争取下，经国务院批准，1989年在天津成功地举办了第18届国际内燃机会议。同时，他不断推荐、带领青年学者到国外顶级实验室深造，到国际顶级会议上作报告，手携手地把一批批年轻的学者带上了国际内燃机的学术舞台。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史绍熙主张要培养“专业素质做经线，道德素质做纬线”的综合型人才，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2000年4月份，84岁的史绍熙动了大手术，可他当时还带着7名博士生，其中两位要在6月份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为此，史绍熙坚持5月中旬就出院回家。由于伤口尚未长好，他一只手按住疼痛的伤口，一只手修改论文；还与学生们详细地讨论问题，鼓励他们做好答辩准备。两位博士生顺利通过答辩，史绍熙很高兴，却精疲力尽地连说话都困难了。

香港理工大学于2000年9月18日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由于重病在身，史绍熙的论文尚未完成。开会在即，理工大学来函敦请赴会。他已自知不可能赴会，但仍要坚守信义，必须把论文寄去。那时，他已是再次入院抢救了。清晨，史绍熙悄悄起身，伏案写作。医生查房时发现他的输液管内充满红色，原来由于他起身写作，引起了血液倒流，医生们见状，感动得眼圈都红了。论文终于在8月末寄出了。此时史绍熙离辞世只有15天，他还对国外来的E－mail进行了回复。史绍熙辞世时，家中的书桌上还放着一批未能回复的E－mail和信件。

（摘自2016年9月29日《科技日报》，有删改）

在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上，伫立着12根描述巴蜀历史的文化柱，其中一根文化柱上刻有四个大字——文宗在蜀。人杰地灵的天府之国，孕育了无数的文学巨匠和宗师。从汉代“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到唐代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再到宋朝的千古第一文人苏轼，以及近代的作家郭沫若、巴金等，“巴蜀自古出文宗”的传承可谓是千古流芳。

巴蜀有句俗话，“李冰治水，文翁化蜀”。说的是李冰治水，为蜀地成为“天府之国”提供了物质保障，而文翁兴学，则为蜀中教育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秦两汉时期的巴蜀之地已形成独特文明和文化，然而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文化标准来看，早期的巴蜀因道险且阻，难免给人一种“蜀地僻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的感觉。为了改变巴蜀地区文化落后的现状，西汉时期，时任蜀郡太守的文翁，在成都创办了官学——“文翁石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文翁不仅面向全郡招收子弟学习，为学生免除徭役赋税，还挑选郡县吏中“开敏有材者”亲自教授，并派遣学生前往长安学习。

官学的建立大大改变了蜀地的文化状况，一时间蜀中求学蔚然成风，巴蜀之地一度出现“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更涌现出了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辞赋大家。受其影响，官学这一办学模式被推广于天下郡国，大大推动了全国教育的发展。蜀学之兴，由此开始。

自汉代以来，蜀学教育的兴盛就未曾中断。即使是在唐宋之交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后蜀也拥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以继续发展教育。

宋代，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持续繁荣，加上重视文教的时代风气，学校教育堪称发达。绍兴七年（1137年），文翁礼殿改为大成殿，当时的皇帝高宗御书“大成之殿”四字匾额以赐府学。两宋以文治国，文彦博、宋祁、范成大等名臣先后镇蜀兴办文教。成都府学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石室之学，通养六十州之士”，成都府学不仅承担起培养整个四川地区人才的重任，也为全国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诞生于唐代、作为官方藏书和修书之处的书院也逐渐演化为教学机构，其教学功能不断被强化。明清时期，成都各地书院依旧蓬勃发展，在教化人民、培养“良士”“名臣”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推动了四川文化事业的繁荣。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有识之士提出废科举、办新学的主张。清末，几乎所有书院都改为新式学堂，由此拉开了蜀地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序幕。

（摘编自成都博物馆2019年8月《原来这才是“西蜀自古出文宗”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