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共享经济中的增量，我更关注存量部分的资源盘活。”全国政协委员汪浩然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国有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大量闲置资源以及公共资源共享还存在瓶颈，无法得到充分利用，造成社会财富的很大浪费。目前一些租赁模式的共享经济在资本炒作下增量过快，一味通过从增量中找增量的方式，出现了无序投入、资源浪费的情况。共享经济想要健康发展，还须“从存量中找增量，而不是从增量中找增量”。江浩然呼吁，“国家应该在鼓励共享破除瓶颈上出台政策措施，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共享经济要发展更要健康》人民日报）

共享经济的萧条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降临的。2018年12月，大概是ofo最难捱的日子。自中旬起，ofo总部就遭到讨还押金的用户的围堵，队伍从五楼排到一楼，又从大堂延伸到马路上。曾与ofo分庭抗礼的摩拜单车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在被美团收购后20多天时间里，摩拜毛损人民币4.07亿元，平均每天亏损1500多万元。

仅在几年前，共享单车发展的速度如同搭上火箭。2015平10月底，ofo投放单车数量仅2万辆，到2017年，这一数字迅速攀升至2300万。疯狂扩张的背后，是投资者们不断输送的融资血液。数据显示，2016年有超过20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存，融资总额超过30亿元。用户规模也呈指数级增长，2016年共享单车的用户1886万人，同比增长700%。

但到2017年底，共享单车死亡名单越来越长，悟空单车、3Vbike单车、小鸣单车、酷骑单车等皆上榜。市场洗牌、管理失控、烧钱恶性循环、资本逃离，甚至挪用押金填补缺口，这些因素汇聚起来，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刺向还未成熟的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大败局》）

共享单车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公司管理不善，“罪魁”或许来自共享单车商业模式无底线的炒作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挑战。

当资本把分段式租赁炒作成共享经济后，这种商业模式就注定无法实现盈利。正如德国一家媒体为共享单车算的账所显示：每辆单车成本250欧元，按照每个用户4天使用一次的平均值及每小时12欧分的价格，想要依靠用户的租金收回成本，实在遥遥无期。它不但不能激活闲置资源，反而增加了共享单车的运维负担。

从人性角度看，共享单车挑战了国民素质。之前有报道称，共享单车是一面“国民照妖镜”。它们就那样几乎无监管地放置在街头巷尾，你可以把它破坏了，或是据为己有。监管和追查的成本都不低，而惩处的力度却不高，这就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破坏与损毁的行为也就随之而来了。低监管、低惩罚的现状确实构建了一个道德陷阱，引诱人们往里跳。

共享经济或许在中国真的很难实现，它不仅考验创业者的胸怀，同时也挑战了人性黑暗面。当急功近利、烧资本成了许多创业者的通病后，这种商业方式犹如闪闪流星，转瞬即逝。

（《共享经济始于炒作，毁于人性》）

哈啰出行联合创始人李开逐表示，共享单车是重线下重投入的行业，相比毫无节制、粗放的大规模投放，这个行业能够持久性地健康地运行下去，必须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去年10月，哈啰单车陆续投入使用了具备五重定位、自适应蓝牙组网、智能语音等功能的第五代智能锁，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共享单车的运营效率，可以有效降低车辆的闲置率。比如自适应的蓝牙电子围栏，单车须要停放在蓝牙划定的范围内才能锁上；针对车辆容易堆积且有去无回的“城币黑洞”，哈啰通过AI算法和大数据，自动找出“黑洞”区域并设置为“禁停区”。

共享单车的运维服务商说，限于政策规定，哈啰单车在北京地区的投放总量是不占优势的，但为了提高每辆单车的使用效率，线下运维人员会将单车来回捣腾。“即使是在热点的地铁口，哈啰也不是每个出口都投放，而是会选择那些人流量更大的出口。”

（《共享单车比拼精细运营》）

阅读思南路

（1）因友人之约，让我谈谈一条路。这条路不算长，也不太宽。但这条路却是以举世闻名的淮海路华灯璀灿的极度繁华为底色，以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特别气息，吸引着过往行人。

（2）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代之而起的是可以听见夏日绿叶婆娑、冬天黄叶落地的宁静。这里没有灯红酒绿的缤纷，代之而起的是灰白色的朴素和极为省俭的色彩。这里没有步履匆匆的紧张，代之而起的是散步式的潇洒和放松，是慢生活的节奏和步子。沿着淮海中路一路向西，在最热闹的地段，你向南一拐，不期而遇，“思南路”三个字飘然而至。倘若说，淮海路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江，思南路就是它的支流小三峡大宁河。这种令人印象深刻强烈的对比，让人恍然间由火树银花的不夜城来到了一片世外桃源，是真正的“身居闹市，一尘不染”。

（3）不知为什么，“思南”这两个字总让我觉得其背后潜藏着令人怦然心动的情愫。中国最早的诗歌合集《诗经》，其最打动人心之处，就在于“思”——思无邪。“思”什么？又为什么思“南”？南方有嘉木？南方有“美人如花隔云端”抱恨终生的浪漫？南方有草木葱茏的青山清澈见底的绿水？南，是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方位符号，可以激发你无穷翩跹的广阔联想。思南，一个闭口音一个开口音，读起来也很音乐。其实我知道它来自于法国作曲家马思南，但我觉得这样想象更有意思。

（4）我对思南路的最早感悟也来自田野，来自晚霞笼罩着的田野上偶然偷听到的那些对话。有时候，我从未谋面过的思南路，会以自己新奇而陌生的面容，突然闯入我青春的梦境，它们真实而虚幻，近在眼前又遥不可及。奇怪的是，它们和多年后不期而遇的思南路竟有着几分的相似。静静的，狭狭的，有人推开搂空的黑色铸铁大门，推开带着铜插销、铜把手、用棕色条状木板拼起的大门，婷婷袅袅地蜿蜒而来……

（5）世界上的很多事物和书，都有着某种相似性。如果说，思南路是一本摊开的书，那么思南路上那些围着篱笆和围墙的别墅，就是一本合上的书。书，有的浅显有的深奥，有的粗鄙有的精致，有的低俗有的高雅，有的读了几页就了无趣味和它永别，有的却可以陪伴到你生命的终点，塑造着你的灵魂，影响着你的一生。思南路，就属于后一种书。

（6）俗话说，书读三遍，其义自显。思南路，是一本可以反复阅读N次的经典。

（7） 初读思南路，你震惊于它的沉着、朴素，高贵而不张扬的大气。很多年前，我在淮海中路上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会去思南路口上的邮局领取稿费。出得邮局有时我会慢慢朝南走去，将近复兴中路，思南路开始散发出一股不显山，不显水，不同于流俗的格调和气息来。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几可合抱。历经上百年的风霜雨雪，树杈横斜溢出，犹如连理枝般地在空中紧紧交错着。一道浓绿的长廊一直伸到视野的尽头。炎热的夏天，一踏上思南路便有一股森森的凉意可人地沁入你的肺腑。下雨天，要过好长一阵子，雨滴才能打湿树下的马路。一座座色彩并不那么耀眼夺目的小别墅，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地躲在绿荫之中，不经意中露出一点俏丽却足以让人心动的姿色——或者是一堵嵌着黑色鹅卵石的墙头，或者是一截红砖砌起的烟囱，或者是一扇朱颜微启的窗户，或者是满墙在风中微微颤动的爬山虎，或者是呈现长方三角几何状连续展开的色彩明快的明木骨梁，或者是从主楼挑出的有铸铁花纹栏杆的阳台，还有向着前方蓝天敞开心扉的尖尖的天窗……几乎你眼前所遭遇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首抒情意味浓郁得化不开的小诗。

（8）再读思南路，你可以停下你匆匆的步履，细细打量它修辞的精致、考究、到位。那些经过精心设计施工的别墅，它的门窗、墙面、阳台、屋顶、烟囱、栏干，每一个局部，都像一篇绝妙好文，字、词、句、篇，安排得服服帖帖，流畅、舒服、顺眼。每个局部都知道自己在这幢房子中扮演的角色，既散发着个性的魅力又服从整体章法的安排。特别是建筑的细部，值得你仔细地观察，反复地玩味。天花板和墙体、墙体和地面交集的“收头”处理，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经得起推敲。就像一枝万宝龙的钢笔，一块百达翡丽的腕表，放在洒满阳光的手里经得起最严厉眼光的百般挑剔，十分的耐看。

（9）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积累，你会觉得思南路和路边的每一幢建筑，都是一部叙事性极强的小说。你每推开一扇门，就是打开了一部小说的封面，许多承载着百年世事沧桑、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会向你迎面走来：冯玉祥和他手下那些曾经戎马倥偬叱咤风云但最终厌倦了军阀征战民不聊生的将军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人生平静的归宿。《孽海花》作者曾朴住过的曾经的115号（现81号）客厅里似乎还回响着陈望道、邵洵美、郁达夫、李青崖、叶圣陶、顾仲彝这些至今如雷贯耳的一代名士的谈笑风生。可贵的是，这里不仅是一片风花雪月，更在冲淡中升腾着一股浩然正气。曾经的121号草坪上，我们可以看到抗战严酷环境下蓄须明志的梅兰芳在明净的窗前挥毫，洁白的宣纸上一株凌风怒放的梅花挟着内心的悲愤，呼之欲出。庭园里隐隐传来小梅葆玖“咿咿呀呀”吊嗓的稚嫩声音。周恩来、程潜、柳亚子、孔祥熙、李烈钧……多少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在这里驻足、逗留。这里可以呼吸到他们生命的气息，目睹他们跌宕起伏史诗般壮丽的人生故事。它们用顽强而沉默的语言向你诉说着岁月的无限况味。

（10）思南路，是一部感悟人生意义的哲学书。在那些月明星稀水积空明的秋夜，你踽踽独行，踩着透过梧桐绿叶洒落在夜色中斑斑点点的光影，看见穿越了一百年风雨而不为所动，集万千风情宠爱于一身藏而不露、极其内敛、矜持而不骄奢的老洋房，静静地屹立在暗蓝色的夜幕下，你可以领悟到“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从容沉稳。看着21世纪新人类进出其间，喝着蓝山咖啡，高脚玻璃酒杯里荡漾着玫瑰色的波尔多葡萄酒，一根蛋卷斜插在哈根达斯冰淇淋圆球上，怀想洋房主人们不断地沉浮变迁，你才会真正明白——人间正道是沧桑。

摘选自2014年3月1日《文汇报》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