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毕昇：记两院院士王选

王光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被人们誉为“当代毕昇”。他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一场技术革命。他主持开发的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国内99%的报业市场和90%的书刊(黑白)出版业市场，以及海外80%的华文报业市场，并打入日本、韩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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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王选教授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并留校在无线电系当了助教。在此后的3年里，王选一直在计算机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然而，1961年他却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了重大的调整，以他的话来说，是“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当问及调整研究方向的原因时，王选说：“当时我阅读了国外许多文献，50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那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软件，才算真正懂得计算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像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样‘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1974年8月，我国制定了国家重点项目“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简称“748工程”)。北京大学从1975年开始从事其子项目“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工作，王选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这一科研项目。他在调研了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决策：跨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

对于这一创造性想法，王选有他自己深刻的思考。经过对国内外状况细致的调查分析，他坚信数字式存储(第四代机)将是代表技术发展的方向。科学研究有时可以采取这种迂回策略，用创新的设计，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往往能够走出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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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常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75年王选开始研究激光照排时，正病休在家。为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他常拖着病体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资料。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项目经费而在此后长达18年的科研道路上，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

但王选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活，他深知科研的乐趣在哪里。他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几十年的科研攻关，有三件事让王选教授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形容的。二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广泛采用，这种成就感是金钱所买不来的，是最大的酬报。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之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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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6岁的王选又一次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育出多少个年轻人。”

有些人开始又不理解了，人家60多岁的老人在一线搞科研的也很多，王选是不是想“见好就收”？但王选心里很清楚，他深刻地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只有27岁和38岁。

慧眼金睛，识千里良驹。在王选教授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1993年方正研究院任命肖建国(36岁)、阳振坤(28岁)、汤炽(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肖建国主持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汤炽提出并主持实现了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排版软件；而阳振坤博士也领导完成了由我国独立研制的Post Script Lever2照排系统。王选教授杰出的科技成就和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正在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事业奉献着青春和才智。

(选自《光明日报》)

公共福利支出有刚性特征，表现为公共福利支出规模在一个较长时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不依赖经济周期的变动。政府支出规模在经济衰退期扩张，在繁荣期却削减不多，导致政府支出呈长期增长趋势。福利刚性源于公众对公共福利的刚性依赖。民众对公共福利的期望越来越高，能升不能降，否则民众往往会因公共福利水平下降，产生不满。

福利刚性抑制了政府灵活调整支出结构，实现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能力。当经济衰退和财政收入下降时，若政府不能削减福利支出，就只能通过加税、缩减公共投资支出或举债来维持。公共福利刚性的存在最终会拖累经济增长，使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在财力不足情况下，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福利支出，将抑制经济增长，从而抑制财政收入增长和公众长期福利的改善；举债则会加大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甚至导致政府破产或垮台。另一方面，若削减公共福利支出，则将引发公众不满，也可能导致政府垮台。此即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公共福利陷阱”。

所有国家都可能落入公共福利陷阱，而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更易落入这个陷阱。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是指人均而非绝大多数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少数人高收入或超高收入，而多数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未摆脱贫困。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前，多为落后的农业国，为摆脱普遍贫穷和实现追赶，不得不强调效率优先，收入差距扩大有一定必然性。

另一方面，人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不等于形成了不断扩大且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会加剧社会矛盾。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是：中等收入，价值观稳定，遵纪守法，努力向上，重视子女教育，希望社会稳定。庞大而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的稳定器。若一个社会中多数人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甚至还有不少贫困者，社会稳定的压力就比较大。

在中等收入阶段，政府面临巨大考验。虽然国家和民众总体上不再贫穷（而是总体小康） ，但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会降下来（因为原有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基数也大了），从而导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而此时社会矛盾却多发且激烈，民众在公共福利方面对政府有更多期望。但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公共收入增速则比以往更慢了。与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福利需求相比，政府财力处于不充分且不均衡的发展状态。政府既要缓解社会矛盾，又要特别关注民生，容易陷入“两难”境地，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等收入陷件”也可以说是中等收入阶段的公共福利陷阱。

（摘编自黄少安《加强公共福利预期管理》）

2004 年，中国正式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并命名为“嫦娥工程”。嫦娥工程分为“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个阶段。2007 年 10 月 24 日 18 时 05 分，“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升空，在圆满完成各项使命后，于 2009 年按预定计划受控撞月。2010 年 10 月 1 日 18 时 57分 59 秒“嫦娥二号”顺利发射，也已圆满并超额完成各项既定任务。2012 年 9 月 19 日，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表示，探月工程已经完成嫦娥三号卫星和玉兔号月球车的月面勘测任务。嫦娥四号是嫦娥三号的备份星，将与玉兔二号合作完成任务。嫦娥五号主要科学目标包括对着陆区的现场调查和分析，以及月球样品返回地球以后的分析与研究。中国人的探月工程，为人类和平使用月球迈出了新的一步。

（摘自《百度百科•探月工程》）

中国因成为第一个将航天器降落在月球背面的国家而进一步赢得自豪感和威望。通过取得的经验、开展的试验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这将惠及全人类。探月行动可以测试新方法和新材料。月球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能源以及像钛和铀这样的稀有元素。

（摘编自香港《南华早报》，2019 年1月3日）

1 月 3 日，一张清晰的月背影像图“刷屏”各大外媒。这是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由中国发射的嫦娥四号探测器拍摄，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嫦娥四号探测器翩然落月， 首次实现人类飞行器在月球背面的软着陆，首次实现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美国《天文学》杂志指出，“这次登陆是中国太空计划的重大成就，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提供关于未开发的月球区域的新数据库。同时，这项任务将收集独特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的太阳系，甚至可能是早期的宇宙。”英国《独立报》也认为，“这次任务将是对月球遥远的另一面的开拓性观察。”

英国《卫报》称，“此次任务的目的是详细测量月球的地形和矿物成分。鉴于着陆地——艾特肯盆地被认为形成于月球历史早期的一次巨大碰撞中，嫦娥四号可能会为月球的形成提供新的线 索。”

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战略与能力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看来，“嫦娥四号的成功是值得中国骄傲的，这不仅仅是一项科学使命。中国人对太空探索计划充满热情，并将其视为中国崛起的关键部分。”

（摘编自《中国正开辟太空新时代》，人民网 2019 年 1 月 7 日）

（摘编自《全球太空探索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前瞻网 2019 年 1 月 9 日）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佚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世。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