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远去的背影

王丽

①草长莺飞的四月，笔者“下”了一趟江南——故乡温州，为了浙江温州文成县的一册民国老识字课本《李山书》。这册课本编于1918年，出自文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李山村。《李山书》曾在那一带山区私塾内广泛使用，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还做过夜校课本。李山村近百年来无文盲、无赌博，全村人人都会打算盘，村民言谈举止与众不同，都与这册《李山书》分不开。

②初见这册《李山书》，我眼睛一亮：这册课本不是按通常所见的语文课本的编排形式——即从“人、手、足、刀、尺”之类的单个汉字开始，而是以四言、六言或五言、七言的韵文形式来编写的；其内容也不是民国小学课本中常见的“小猫叫”、“小狗跳”之类，而是从中国历史朝代、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教育军事、风俗礼仪、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记账订约，以及竹木花草、飞禽走兽等，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常识应有尽有。书中还专辟“洋货”一篇，介绍当时还刚刚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器物，甚至还有“显微镜”、“地球仪”之类的“高科技产品”，可见编者的“与时俱进”。与中国传统私塾读物一样，《李山书》中也有道德教化方面的内容，如“修齐治平”篇中，教导村民“宁可人做不义，切勿我为不仁。”由于课本的使用者为本地民众，故全书以温州方言押韵。如开篇第一课“天文”：“天高轻清地厚重平/月出东边风纳西轩/雾罩山场露滴平篛/霜结五更水流山坑……”即便用普通话读来也琅琅上口，课文遣词造句则雅俗得兼；既有文言的典雅，又有温州方言的通俗亲切，显出汉语的独特魅力。

③如今，已经无从知道，当年的那位编者是怀着怎样的情怀来编写这些课文的。中华民族文化薪火相传并不都是靠知识精英们传承下来，那些僻处乡野的读书人同样担当了重要角色。或者说，依赖于庙堂的典籍文化和生长于民间的乡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骨骼和血肉。在风云激荡的上世纪，李山村，还有《李山书》一起承担了传承中华文化命脉的重任。

④正是《李山书》中所透露的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其别具特色的形式，召引笔者去寻找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笔者不禁揣想，上世纪初生活在中国南方山村的农民，念了这样的课本之后，他们的见识眼界、心性气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⑤进入村中，见村中屋舍道路整洁干净，井然有序。在村口的大路边，有一块三尺来高的石碑。碑的正面已经被岁月剥蚀得字迹漫漶，只有侧面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永禁地方不得开庄放赌”十个大字,村人称之为“禁赌碑”。与《李山书》一样，这块石碑也被李山村人视为“李山一宝”，成为村民们教育后代的教材。

⑥据村里老人讲，以前村里上不了学的人晴天下地干农活，下雨天或农闲时去读点书，李山村“全村无一文盲”便由此而来。至今村中仍有些读过此书的耄耋老人能熟练地背出《李山书》中的部分段落，也印证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信奉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风尚。老人们还不无骄傲地告诉笔者，村里向来不但白天不锁门，甚至夜不闭户，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的事情。

⑦像中国近年来很多乡村的命运一样，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全村亲带亲，戚带戚，在李山村与欧洲大陆之间，汇成一股看不见的出国洪流，全村总人口5000余人，90％都在国外或外乡，留在村里只有100多人，且多是老人。这也使得自1912年便开始办学的李山小学日渐衰落，直到2004年合并到山下的学校。自此李山村便没有了学校，只留下空荡荡的校舍。

⑧“我们大家都说，照这样子下去，再过十年李山村会‘断种’！”村里老人们的忧急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之所以要重修祠堂，重新整理出版《李山书》，目的就是想留住李山的“人心”。村里打算办一个李山历史纪念馆，将李山村的百年办学史、百年华侨史，还有革命游击根据地史，通过文字、图片和实物，分门别类进行展出。李山人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忘记自己的根。

⑨在李山的那两天，笔者一直想问：李山村现在就剩这些老人了，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可笔者最终没有问。笔者感觉到，他们对李山村的感情，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他们离不开这个村子，是因为这里有太多与他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他们年少时的记忆，村口的禁赌碑，列祖列宗的牌位，还有屋后山坡上那一座座祖先的坟茔…… 他们如同一群坚守阵地的老兵，不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绝不放下武器，他们身后的阵地便叫“故乡李山”。

⑩在李山的短短两天，笔者仿佛无意间触摸到中国山村的脉搏和心跳，而这脉搏和心跳在大时代洪流中显得那样微弱，微弱得几乎不为人所觉察；但又是那样顽强，顽强得让你怦然心动。笔者想，还有无数个跟她一样的中国乡村，它们的集体消亡难道也同样不值一提？而这些村庄的消亡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⑪费孝通先生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说：“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表现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那些倚赖矿产来维持生活的人看来是迂阔的。提倡都市化是不错的，但是同时却不应忽视了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果其间桥梁一断，都市会成整个社会肌体的癌，病发的时候城乡一起遭殃……”

⑫费孝通的这篇文章作于1947年的清华园。

⑬如今，《李山书》得以重新印刷出版，李山老人们已重修了宗祠，录制了村史。但李山村的宿命除了成为全球化、城市化压路机下面的“牺牲者”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可能吗？

（取材于《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711期）

①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②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③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④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⑤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杨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政治”性的。

⑥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句，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而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

筒捷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底。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的特点是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个伦理性的方法，与法家以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缥缈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动，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观念信仰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国家，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天子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直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天朝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定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当时国界之分渐渐混灭，学者智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

而孔子，则如现代的基督徒，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与国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的信念。

（林语堂《孔子思想的特性》，有删改）

回眸六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我们的批评始终停滞在对作家、作品进行鉴赏的层面。这不仅是因为大部分批评家的理论基础和人文修养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批评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批评与评论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学活动。前者是融形上与形下为一炉的哲思，而后者却只是一种文法阐释和欣赏活动。也就是说，当“批评”上升到“判断”(即“批判”)的层面时，其批判精神就起着主导作用了。这就是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带有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式的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当然可以赞颂，西塞罗就声称“文学称赞是对德行的最高奖赏”。但它只能是批评观念与方法的一种。六十多年来，我们给作家的待遇让全世界羡慕和瞩目，它在体制层面上就规定了作家和艺术家享有至高的荣誉和权力。在这一体制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歌德派”才能获取更大利益。这种精神萎缩同时传导给文艺评论界，使其失去了批判的立场。

在中国的文艺界，一个更加温和的批评术语——评论——开始频繁出现。这三十年来，“评论”甚至已经基本替代了哲学层面的“批评”。于是，文艺界充斥着对一切作品的褒扬。这种风气一俟遇到适合的生存环境，便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严重危害文艺批评的声誉。20世纪90年代以降，由于消费文化的侵入，阿谀奉承的“评论”开始大行其道，捧杀了作家，捧杀了作品，最终捧杀了中国的文学艺术。“评论”失去了“批评”的锋芒，毫无批判精神可言，跪倒在拜金主义的裙下。没有非难、没有指责、没有吹毛求疵，文艺就没有危机感。当文艺批评成为作家、作品的吹鼓手和抬轿夫，成为金钱的奴仆，死亡的就不仅仅是批评本身，它与文艺作品一起走进了坟墓。

如今中国的批评恐怕更缺乏的是那种对自己同党、同派、同宗、同门、同志、同仁的批评。“党同伐异”易，“挞伐同党”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圈子”文艺也是阻碍正常的文艺批评的重要因素之一。殊不知，文艺批评的本质与精魂就在于它永远忠实于对思想和艺术的独特阐释，它的天平永远倾斜在艺术的真理一端，而不受任何亲情和友情的干扰。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批评家们纷纷抹去了观念的棱角和思想的锋芒，失去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批评风骨。其实，批评家都知道一个常识：如果没有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做导向，没有犀利和独到的批判精神做基础，文艺批评是毫无意义的。当20世纪90年代人们都在高声呼吁“人文精神”的时候，我们恰恰丢失了人文学科的灵魂。这是一个“丧魂落魄”的时代，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苦苦寻觅那条人文学科的“黄金通道”——在没有批判的年代里寻找批判的武器。

（选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