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的限制与自由

①导演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近代戏剧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主流派认为，剧本是舞台艺术的基础，导演则是剧本的诠释者和体现者。导演创作，可以发展或充实剧本， 但却不能违背原作的立意与风格。从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到美国的贝拉斯科、中国的焦菊隐等，都持这种观点。

②也有人认为，导演是现代戏剧的核心，他可以随意篡改或解构剧本，甚至干脆不要剧本，正如他有权设计布景，有权摆布演员，有权使用音响灯光一样.一些先锋派导演或理论家多持这种观点。如果把这种“导演中心”论限制在演出的范围内，还是有道理的，作为某种创新实验，更是无可厚非，但要推行于全部戏剧活动，恐怕就行不通了。

③导演的职责是排戏。作为整个创作群体的一员，导演的基本职责是把剧本搬到舞台上去，使文学形象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的舞台形象。而剧本，特别是那些久经考验的经典剧目，往往包含着丰厚的文化内容，所以一个导演必须具备广博的社会、历史、人文知识，方能深入发掘原作的思想内涵，充分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其次，导演是演出的组织者。为了把各种艺术成分组织起来，融为一体，创造出和谐、统一的舞台形象，导演必须熟悉舞台艺术的方方面面，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第三，导演还承担着培养演员的责任。演员是舞台艺术的中心，当然也是导演的主要表现手段。选好演员，往往戏就成功了一半，好的导演，在排戏当中，能以各种方式启发演员，激起演员的创作欲望，从而大大提高演员的艺术表现能力。现代剧坛上的许多优秀演员，都是在一些著名导演的培养下，迅速成长起来的。

导演与剧组关系图

④导演艺术是以剧本为基础，以完整和谐的舞台艺术为表现形式的二度创作。导演创作不仅受到剧本的制约，而且必须在舞台艺术和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范围内进行。可以说，导演是戏剧艺术里限制最多，也最富挑战性的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戴着脚镣跳舞。所以，《艺术形态学》的作者莫.卡冈说，“导演是最少独立性的艺术，因为它是其他所有艺术的上层建筑，而它控制其他这些艺术，使它们互相‘迁就’，最终创造出以它们的综合为基础的新的艺术。”

⑤有时候，因为演员、舞台或社会环境的限制，即使是名家执导，也会把一些优秀剧作给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欧阳予倩先生曾先后三次执导曹禺的《日出》，每次都不一样。第一次（1937年2月）是个业余剧团，因为找不到扮演翠喜的演员和做效果的人，不得不删去整个第三幕，结果让专程赴上海观摩演出的曹禺很不高兴，认为它没有体现出原作的立意来。4个月后，欧阳予倩为中国旅行剧团导演《日出》，就保留了第三幕。为什么呢？因为该团是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聚焦了不少人才，可供导演支使，为其二度划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演出大获成功。特别是扮演翠喜的青年演员王荔，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欧阳山尊总管舞美灯光效果，做得也很有层次情调，台口处那面背对观众的空架衣镜和全剧繁复的音响效果，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曹禺看后非常满意。演员、布景、效果等舞台艺术条件对导演的制约，由此可见一斑。

⑥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导演又是戏剧艺术里表现手段最多，自由度最大的工作.对剧本，他有选择和修改的权力，对演员，他有遴选和调教的职责，对舞台艺术的方方面面，他有根据整体构思和排演的需要，随时进行调整的自由。限制与自由都是相对的，譬如有些剧本，本身平平，乏善可陈，但是到了优秀导演手里，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排出令观众耳目一新的好戏来。郭沫若的 《蔡文姬》（1959），又是写自己，又是替曹操翻案，主题分裂，台词啰嗦，就连作家本人都说它“很不成熟”。但幸运的是遇到了焦菊隐这样的好导演，焦弱化了作者对曹操文治武功的阿谀奉承，突出了蔡文姬的人生悲剧，刻意追求舞台艺术的民族化，使之成为那个朝代最富创意，也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

⑦剧本是演出的基础，但不等于演出，演员、舞美、灯光、音响都很重要，但分开了就难以为戏，把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是导演，导演才是舞台演出的真正作者。

（选自《戏剧艺术十五讲》，有删改）

诗文大家余光中

学富五车的人可以妙趣横生吗？儒雅冷静的人可以豪情万丈吗？矮小的人可以巨大吗？水火可以同源吗？可以。余光中就是这样一组奇妙的矛盾。

身高不过五尺三寸，体重不足50公斤，散文家思果却形容他“全身每一钱都是脑”，大女婿戏称他为“小巨人”。女儿姗姗说：“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似乎一座冰封的火山，只有在笔端引爆才安全。”

平时谨言慎行，自律甚严，写作时宛如苦行僧，不烟不酒，只要一杯红茶或普洱苦茶。他的生活，距离清教徒可能不远，他是那种随时保持冷静的人。他说他的书房非常斯巴达，并非艺术之宫、象牙之塔，而是苦练之地；又说他的书桌是缪斯接生的手术台。这样潜心育人的人师，却也是极端浪漫的诗人。他看花事，总是“看到绝望才离开”。他追逐美景，神魂颠倒：思果曾目睹他“为了追捕淡水河堤上日落前的片刻景致，赶着开车前去，神魂都贯注进去了，口中还喃喃有词，有些恍惚，怪不得他诗思那么妙”。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对于美的人、事、物，品味十分敏感，他的耳目所接，常成妙谛，美不胜收。他自称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梁锡华说他“平常是冷静明澈像一泓秋水的人物”。杨牧早年就以“冷静文明”一词来形容他，但是他热情起来，可以和朋友畅谈深宵，心情一好，就妙语如珠，让人应接不暇。

不过，据黄国彬的观察，“在一般的场合，余光中说话不多，碰见话不投机的人，更常常正襟危坐，态度颇为严肃，完全遵守荀子的忠告……可是，一旦置身于可与言的朋友之间，他就会慷慨地打开话匣，展现里面的珠玑了。”

余光中在《娓娓与喋喋》一文中曾说，“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脉脉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所以在宴会上，不幸和俗人相邻而坐，偏偏对方又喋喋不休，诗人就会“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梗住”。

西班牙哲人桑塔耶纳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余光中向往的显然是品位上的贵族的娓娓了。

余光中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马虎”两个字，不论他做什么，即使是娱乐，都要全神贯注。他不懂为什么有人能够一面听音乐，一面读书。在余家，平常是听不到音乐的。他说，“为了对音乐家的尊敬，听音乐就该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所谓“背景音乐”在余家是不受欢迎的。

以此类推，余光中做任何事情，都抱持同样的态度。珊珊说：“爸爸是不容许有错误的人。”文章不能出错，生活不能出错，品德不能出错。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相关链接：

①余光中，台湾诗人，籍贯福建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母为江苏人，故也自称“江南人”)。重九日生于南京，先后在秣陵路小学(原崔八巷小学)、南京市第五中学(原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1947年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及台大教授。1974~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教授，1975年兼任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200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7年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离世，享年90岁。

②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余种。其中最著名的是《乡愁》。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摘编自《百度百科》）

（摘编自周程、秦皖梅《19年拿了 19个诺贝尔奖日本科学为何“井喷”？》）

（摘编自今日头条《德国幼儿园只教这些！难怪德国人承包了一半诺贝尔奖》）

（摘编自搜狐网《诺奖，我们能学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