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篆刻艺术史

刘恒

中国的印章最初是用在制陶工艺方面。古人在石制或陶制的印面上雕刻花纹，先在湿润的泥坯上钤盖出印迹，然后烧制成陶器。这类原始陶印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次出土。进入青铜时代后，印章的材质也转变为铜制。早期印章上镌刻的都是图案花纹或族徽（民族标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对于昭示权力和质证取信的需求不断扩大，由此，刻有官职名称或人物姓名的文字印章已经普遍使用。后世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章称为“古玺”。

从战国到魏晋南北朝，中国的印章一直保持着高度成熟和繁盛的发展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印章制度严格规范。从战国古玺开始，国家政权对于各级官府所用的印章从名称、文字到形式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其次，各个时期官私印章所采用的文字都是当时的通行标准字体。从先秦到魏晋，汉字形体产生很大变化，然而由于各个时期印章用字的规范，不仅保证了印章制度的连续性，也使后人通过文字特征可以清楚了解整个印章历史的演变脉络；此外，印章材质和制作技巧的多样性，使印章在作为昭示取信象征的同时，更增添了巧施匠心和赏心悦目的艺术价值。从材质来看，战国以后的印章以铜质为主，但根据主人身份或用途不同，也有金、银、玉、石、铁等不同质地。在制作形制上，以方形为主，也有长方、圆形乃至三角形等不同形状。在表现形式上，既有阴刻的白文，也有阳刻的朱文以及朱白相间的手法。这些多样的手法，为印章在实用基础上融入更加灵活生动的艺术追求提供了可能。

唐宋以后，官方印章在登记和规范的制约下，逐渐趋于整齐僵化。与此同时，作为文化艺术的主体，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并参与到印章的创作活动中。由此，中国印章艺术实现了一次完美的升华——演变为一门中国文化特有的篆刻艺术。

随着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等一批杰出的文人艺术家在印章设计制作上的参与，印章艺术进入一个全新境界。此后的篆刻，已不再局限于镌刻官职、姓名来昭示身份与权力，而是通过姓名、字号、斋馆名称、成语警句乃至诗词篇章等内容来表达情趣志向。篆刻艺术使印章超越实用的功能，成为文人艺术家表达审美追求的重要而独特的方式。

元代王冕首创以叶腊石镌刻印章以后，文人艺术家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不仅自己挑选内容、设计文字及布局，更动手操刀刻石，独立完成每方印章。明清时期，众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都在篆刻艺术上倾注心血，其中包含他们的学识修养——对汉字形体特别是篆书字体的研究和理解，包含他们的兴趣爱好—对古代文物的喜好模仿，同时也包含他们的经验技巧——对印面布局的设计以及各种刀法效果的掌握。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篆刻艺术迅速走向独立成熟并孕育出异彩纷呈的不同流派风格。

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的一门“显学”。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的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

人所以要反思文化，皆因为文化在其发展中，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因素。而文化的二重性说到底又是根源于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及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来，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确证自身的，文化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通过文化，人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存在。然而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规定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了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应以对文化二重性的充分、全面的认识为前提。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人类的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盲目的操作，一种现实文化实践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引领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摘编自邹广文《文化哲学及其构建》）

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崇德观念发端较早，可追溯至史前神话时期。不过，较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与思想则是在西周以后产生的。在《周书》《诗经》等相关典籍中，“德”字频频显见。探究分析可知，重德思想在周代的政治、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中均有体现，成为统治阶层高度认可的政治管理理念。春秋战国以来，经过孔孟及其后学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德”之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有道君子的人格特质，“崇徳立本”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从两汉至近代，崇徳、重德思想更是成为经济、人才、教育等诸多领城的重要价值理念。历史事实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德智慧是经久不衰、熠熠生辉的。

在中华传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採讨是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展开的。古圣先贤对于“德”观念的认识与深讨经过了由“行”到“性”、由“外”至“内”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人道、人德处于不断的升格过程中，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之主体性、能动性、实践理性的不断觉醒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先哲认为人之“仁与义”之德足能与天道之“阴与阳”、地道之“柔与刚”并列而论，但人之所为在于仿照天之“健”而“自不息”、效法地之“坤”而“厚德载物”，在于“与天地合其德”。在中国先贤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人与天地“合德”的根本目的在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即通过尽己之性、成己之德而助天道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并不是无限扩张人欲而征服自然。

先哲之所以强调人要不断提高自我、发展自我，就是因为深信天、人之间是可以通过德”来沟通的。这是盂子所讲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也是张载所讲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其间虽有“敬德”“仁德”“诚德”“礼德”之侧重点的不同，但先哲修德正已、敬天法道的宗旨是从未政变的。这种高度弘扬人德而又始终对天德葆有畏之心的天人和谐思想，既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有特质，更是中华文化历经变故却延续不衰的根源所在。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探讨“德”观念的根本旨归在于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尚书・尧典》中说，尧帝明察洞达、谦逊宽和、光辉明亮，能够发扬美好的徳性，从而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在这样一个施政序列中，在上位者的“克明復德”是“亲九族”“平章百姓”的先决条件，其根本指向正在于治理国家、协和万邦。

(摘编自倪富静《崇德立本的重德传统》)

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

诗人艾青有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家国情怀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质朴情感，也可说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只有常怀感恩之心、砥砺家国情怀，才能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铭刻于骨、融化于血。家国情怀既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也是赓续传承的文化传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戚继光抗倭保家卫国……回溯既往，从神话故事到历史典故，浓浓的家国情怀之中，都体现着民族大义。《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面求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就难言个人的尊严。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家国情怀牢记在心。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家国情怀突出体现为爱国奉献的精神，堪称一种精神坐标。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真挚的话语，饱含着爱与真情，正是浓厚家国情怀的写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体现在行动之中。西藏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的事迹为什么感动了亿万人？就在于她们以行动诠释爱国情感，为祖国守护神圣土地。对于个体而言，要关注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多问问自己为国家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家国情怀需要我们爱国、奉献、担当、作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升华爱国奋斗精神。

今天，家国情怀更体现为一种时代责任。奋进在新时代，亟待我们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青年强则中国强，只有青年肩负起时代重任，我们未来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对于年轻人来说，“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是个观众”，决不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是个局外人”，决不能自甘平庸、安于现状；“能力再大，自己不行动永远是个失败者”，决不能踟蹰不前、不思进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扬青春、崇尚奋斗，当代青年才能不负使命担当，在爱国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不是用来虚度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为青年提供了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当代青年必将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摘自周德睿《青年当永葆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