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40年前，提起红枣，还只有“桑枣人家近”的山东大枣。现在提起红枣，食客们可选择的还有新疆和田枣、陕西狗头枣、山西板枣、甘肃临泽小枣；2018年，河北省优质强筋小麦、中药材种植面积分别达到298万亩、265万亩，畜牧、蔬菜、果品三大优势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68．3%，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升；广东省深入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工程，有望到2020年建成3000个农业特色专业村，旨在用差异化推广、全域化部署打造高质量产业品牌，形成发展合力，助推乡村振兴。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产业形式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装备不断升级，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得到大力发展。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96%以上，全国大中型拖拉机670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7%。这些年，随着科技创新发展在农业领域运用的不断深耕，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我们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都更为丰富、健康、多元。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11月24日网文）

材料二：

罗霄山脉脚下的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自明代以来就是江南著名“粮仓”。如今，“北盛仓”农事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水稻播种就像用印刷机“印刷”；病虫害防治，专业防治公司用无人机“飞虎队”统防统治；水田里不光种水稻，还养鱼、养鳖、养青蛙……北盛镇党委书记李斌说，现在，种的粮食更好了，农民的腰包更鼓了。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2月23日网文）

材料三：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业化走在了城镇化前面。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2%。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2030年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达到60%、65%，到2050年可能超过70%。我国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城镇化发展迈入中后期转型提升阶段。观察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各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遇到了乡村衰退问题，一般要到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城乡矛盾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在我国人口加速向城镇聚集的大趋势下，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同时，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避免出现乡村衰退问题，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把乡村建设成为与城市共生共荣、各美其美的美好家园，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摘编自《求是》2018年第6期）

材料四：

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4年的10年中，美国农作物保险行业的赔付率为95%。截至2013年，美国农业保险项目涵盖的农作物品种已超过100种，参与各种农业保险的农业用地面积占全部农业用地面积的比率为89%。在保费方面，联邦政府对投保的农场主给予相当于保费50%-80%的补贴，使农场主只需支付很少的保费就能参加农业保险。

现阶段，全德近40万农民中，90%都是德国农民协会的注册会员。全德范围内，德国18个联邦州有超过300个德国农民协会的分支机构。协会新闻发言人米歇埃尔·洛泽说，德国农民协会主要负责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当法律顾问、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开拓市场的服务等。该协会重视农业产业的整体利益和农民的政治、社会权益，适时将会员的具体意见反映至立法及行政机关，在政府与农业企业和农户间扮演着协调、沟通的角色。

（摘编自前瞻产业研究院《乡村振兴：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

史诗品格是不同时代文艺作品的共同追求

孙丹

如果说文学艺术是民族文化的皇冠，史诗则是文艺桂冠上的明珠。具有史诗品格的文艺作品能够塑造英雄形象，与时代共振，引领时代精神，凝聚和焕发国民精神的火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品有不同的史诗品格。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等千古诗文，坦露着中国传统文人忧国爱民的拳拳赤心，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构成了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的中华文化的史诗品格，塑造着中华文化风骨，也充实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饱满底色。

近代以来，***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革命文化，以及对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思想文化碰撞吸纳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起，共同成为编织当代中国文化的经纬。一代又一代作家艺术家，以审美的方式，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每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立言、立德、立功，记录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抗争，折射出时代的沧海变革，呈现出历史与文化长河的流径，用史诗性的文艺作品把中华民族100多年来的足迹清晰地定格于历史和世界的坐标上。《家》《春》《秋》《白鹿原》等家族史诗，《红旗谱》《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社会变迁史，《长江万里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战争史诗，以跨越时空的恢宏画卷描绘了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和心灵史，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艰辛历程。各种艺术形象，揭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上下求索和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黄河大合唱》《东京审判》等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东方红》《井冈山》《复兴之路》等音乐舞蹈史诗，歌颂了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中华民族崇高而不屈的灵魂。这些史诗性的作品共同叙写了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成长和复兴的“民族志”，绘制出中华民族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壮美画卷，为当代中国重拾文化自信增添了厚重的底蕴。

科学技术展现人类探索物质世界的智慧和能力，哲学构建人类精神探索的逻辑之塔，文艺则表现无穷无尽的心灵与情感的世界。在人类对自我的无限探索中，文艺以审美的方式搭建了感知和理解人类情感与精神世界的桥梁，透视着不同时空中人们的生命和情感体验。伟大的文艺作品闪耀着“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烛照不同时空中的人们，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更加迫切需要并且一定能够产生具有思想力量和审美力量的作家艺术家，迫切需要史诗性的话语、史诗性的人物形象、具有史诗品格的文艺作品来记录和反映史诗般的时代，迫切需要构建新时代的“宏大历史叙事”以及生命与情感表达方式。

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会在史诗意义上刻画中华民族历史变迁的足迹、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梦想，把社会生活中具有新思想新追求、臻于新品格新境界的时代英雄化为文化艺术殿堂里不朽的艺术形象，以此丰盈中华文化宝库并持久地滋养民族的心灵和魂魄，铸造出史诗品格的文艺作品，必不负这个时代。

（摘编自201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

姜晓云

钱基博，字子泉，江苏无锡人。他十岁在经学教育基础上从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学习史学。十一岁熟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十六岁作四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刊于《新民丛报》，梁启超亲自写信鼓励。青少年时期，钱基博先后接受国学、科举、新学（改良主义）、西学（近代西方的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的思想。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他在成为国学大师前，有一番独特的成长经历：江西提法使陶大均招之入幕，筹办司法改良；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后随部队驻镇江；应邀请，先后历任十多所大学教授；应内兄王蕴章邀约，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副主编，发表文学作品。

钱基博先生对经史子集有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情国故”也有独到看法，“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钱基博自传》)。四书五经，都在先生“考镜源流，发明指意”之列，重要的史书、史论，能“观其会通”。周秦诸子均有涉猎。先生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并不过誉。张謇读钱基博先生文而感叹说：“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基博先生“以文章教学后生”，治学与教学紧密相连，诚如《钱基博自传》所言：“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先生提倡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在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之后，将自己的创作成果直接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比较中提高。重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变圣约翰大学重英文而轻国文这一教学现状，主动开设中国文学史，其名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因民族救亡需要，西学被大量引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到学术界的片面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力求以古为新，“发国性之自觉”(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在《治学篇》中，先生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示人以治学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始，叙其流变，条理通贯，别有会心。”

这一时代，“学潮激荡，长傲纵欲”，以至于许多学生忘了读书使命，有些大师也“与为町畦”，甚至“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而先生“严气正性，不与诸生翕翕然。……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钱基博自传》)。

1938年先生来到抗战前沿，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并为守军讲授《孙子兵法》,将此书作为学校教材，以图激发学生爱国热情。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学院被迫西迁，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国。先生的这种身体力行，为中国“找出了精神的新泉”。抗战胜利后，先生受聘于华中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其子钱锺书等均选择留在国内。1950年先生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1952年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

钱基博先生的学行，有一种精神贯串其中，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人生历练，更主要来自学术的砥砺。先生学术上的自信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胡适作为光华大学同事，梁启超作为前辈大师，先生不为“亲者”、长者讳，秉笔直书。所以当先生“以稿相示”梁任公，“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先生的这种自信，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高度的自觉，具有永恒的价值。

钱基博是学行结合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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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百年之大计在树人，而树人必先自树；倘社会动荡而吾亦与为动荡，无心问学，以自暴自弃；长此以往，天下之读书种子将绝，聪明亦以渐灭，人道或几乎息，此则吾之所大惧。

（钱基博《答诸生论今日之大学》）

②在对待东西文化方面，钱基博认为中西文化乃异质不同之文化，非有先进、落后之差别，肯定东方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反对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或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

（孔祥增《文化两昆仑：钱基博与钱穆》）

自然之美

①庄子实为一位自然哲学家,他的哲学观念乃放眼于广大的自然界,不似儒家仅局限于人事界。

②西方亦有很多自然哲学家,其基本精神和观点与庄子有很大的不同。希腊人往往把自然界看成无意义的物质世界;中世纪时更视之为实现人性虚荣欲望的活动场所,因而把它当作罪恶之域;及至近代,则把自然界看成是数理秩序、物理秩序的中立世界,并排除一切真善美的价值,视之为非价值的领域。

③西方的自然哲学,以客观世界为对象,人类处于卑微的地位。尤其是早期希腊哲学思想,均不出自然的范畴,那些哲学家所注意的是外在的世界,并持科学的态度加以剖析了解。至于人类,则仅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对人类生命的活动及价值,便忽略不谈。庄子的自然哲学则不然,他以人类为本位,并将生命价值灌注于外在自然,同时,将外在自然点化而为艺术的世界。由是,在庄子的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似西方常处于对立的“分割”状态,而是融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

④许多西方哲学家,将自然视为价值中立的世界,更有不少人将自然视为负价值的领域,遂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处于冲突与斗争中。罗素谈到人类的“三种冲突”时说:“人的天性总是要和什么东西冲突的。”而斗争胜利便是生存的要件,胜利者往往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将自然视为一种束缚,为了解除束缚,于是致力去认识它,克服它。西方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能够如此发达,大抵可以说是此态度所促成的。

⑤综合来看,西方以往的形而上学家,对于自然均表现出一种超越的观念。他们常在自然之外,幻想另一超自然以为对立。到了近代,哲学家才借助科学知识,就自然本身做出剖析,这是属于纯理论系统的建构,而他们和自然接触后的态度却迥异于庄子。在庄子心目中,广大的自然乃是各种活泼生命的流行境域,自然本身,含藏着至美的价值。所以庄子凭空构造一个虚空的超自然,也不将现有的自然视为沉滞的机械秩序。

⑥庄子认为自然是生我、养我、息我的场所,我们的衣食取之于自然,游乐凭借着自然,阳光空气、春风秋月,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无尽藏”宝物。这样的自然实为滋生万物的母性自然。所以在庄子心中,人和自然之间根本没有冲突,相反,彼此间有着和谐的气氛。庄子《齐物论》上的“三籁”,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以至于人身都是一个大和谐。

⑦“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大自然对于庄子心境的熏染,无疑是很深刻的,再加上他那独特的审美意识,所以在他看来,大自然就是一个美妙的境域,我们根本无须在世外另找桃源。他深爱这个自然世界,因而对它采取同情与观赏的态度。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