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所谓“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礼并不带有“文明”“慈善”或是“见人点个头”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人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不相同的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上一代试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对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前人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这显然和法律不同，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愛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控制自己，曾子易簧(曾子在病重之际还坚持更换与自己身份地位不符的床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方式在过去怎样有效，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问题。所应付的问题如果需要团体合作，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

(选自费孝通《礼治秩序》，有删改)

飞翔的黄豆芽儿

我八岁那年，母亲去世了。

母亲烧过百天后，奶奶把她领进了家门。她的脸很像房前的向日葵，很圆很大，眼睛也大；穿着绿色的呢子衣服，上面用金线绣着俗艳的牡丹花，人显得有些虚胖。

她很不拿自己当外人，三下五除二扒掉我身上的衣服，我害羞地往后躲，她“嘎嘎”地笑：“躲啥躲，小屁孩，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妈了。”她把我抱到大盆里，给我洗澡。很多很多的肥皂泡几乎给我洗掉一层皮，姐姐站在一旁冷冷地看。她去倒水时，姐姐说：“不许你管她叫妈!”我点点头。我们有事时叫她赵姨。

没几天，我就挨了她的打。她炒了黄豆芽儿，我不吃。她给我夹到碗里，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端起碗，把整碗饭倒进了泔水桶里。她伸手给了我一巴掌，骂：“你这败家孩子，你爸天天人不人鬼不鬼地挣那点儿钱，哪扛你这么败坏的？”

姐姐站在她面前，大声说：“你少在这装大尾巴狼，别以为谁不知道你是‘嫁死’的，我们老齐家的事，你少管。”

她的脸“刷”地一下子，白成了一张纸。

我问姐什么是“嫁死”，姐没说。没几天，我在邻居的嘴里知道了“嫁死”就是嫁过来时给买了一张保险，然后就盼着矿上出事，人一死，新娘就可以拿钱走人了。我听了，脊背发凉。

一个黄昏，矿上的警报尖锐地打断了各家各户刚刚升起的炊烟。她踉踉跄跄地跑出去。回来时，脚步扭了麻花儿，不过，她没有像矿上那些女人那样哭天抢地，她的眼里没有泪。

她三天三夜水米没打牙，也没人去管她。叔叔们说：“看着她点吧！”奶奶叹口气说：“算了，腿儿长在人家身上，要走要留随便吧。”第四天，她打开门，洗了整整一杆衣服。晚上，她包了很大很大的白菜包子，她说：“他走了，咱们的日子还得过 。”

放学回家，我看到院子里摆了两麻袋黄豆。她坐在桌子前挑豆子。我睡觉时，她哗啦哗啦地用水淘豆子。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生豆芽儿。”又补充一句：“卖了，挣点儿钱花。”

她伺候那些豆芽儿比伺候孩子还精心，一天不知要看上多少回。好多个晚上，我都被搬动盆子的声音惊醒。灯光下，她搬动大铝盆，给豆芽儿换水。那些豆芽儿像可爱的胖宝宝一样很富态。而她，如向日葵一样的脸却瘦了下去。

豆芽儿不知不觉就长长了。她用自行车驮出去，回来时，筐的大肚子就空了。没几日，豆芽儿筐不再空肚子了。满满地出去，满满地回来。她坐在院里长吁短叹，一遍又一遍让我帮着算再降多少钱合适。嘴里还叨咕着，人家咋能卖那么低的价钱呢?我说，该不是从秤上找了吧?我也给你的秤琢磨琢磨。她说，咱挣的是光明正大的辛苦钱，那样的缺德事咱不干。

豆芽儿被她送给左邻右舍，人家给钱，她死活不肯要，说，权当做个广告了。那些天，我看到她的眼睛总是红红的，嘴角起了很大很大的水疱，像挂了两滴水。

没几日，豆芽儿筐又空了。她说，老二，你猜咋的？那些人生的豆芽用尿素，怪不得又长又压秤呢，今天全叫工商给查了。她说，这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坏了良心。

日子飞快地溜走了。她卖的豆芽儿在矿区很受欢迎，她的吆喝也很有意思，她不像别人光喊“豆芽儿”，而是喊：“老齐家豆芽儿！”

我从学校回家时，我常常碰上一个老实的男人在帮她搬麻袋，她让我叫蒋叔。我想，守了这些年，她对这个家也算够意思了。我跟姐姐说，赵姨要走，你别拦着。姐瞅了瞅她，没吭声。话是这样说，可每次回家时，我的心还是悬着。

她没走，风雨不误地生豆芽儿卖豆芽儿。矿上的人几乎家家的餐桌上隔三差五地就要摆上一盘老齐家豆芽儿。

她来学校看我，给我带来满满一瓶子鸡蛋酱，还带来一件新织的毛衣。她说“别省着，身体也要紧。”她走时，我注意到，她的鞋后面张了嘴，像一只滑稽的青蛙，每迈一步，它就张一下嘴，她穿的还是那件绿色的呢子衣服。衣服褪了色，剪烂的牡丹花被她用针细细密密地补上了。她到我们齐家十几年了，这件衣服还是她最好的衣服。低头看手里的毛衣，灰色的，很简单的针法，有好几处漏针的窟窿。

高考结束了，我背着行李卷儿回到矿区。家里空荡荡的。邻居说，老二，你赵姨去医院了。急忙往镇卫生院跑。一路上，我的泪不停地流。

她贫血，眼睛也不好，在卫生院躺了两天，就说什么也不住了。她说“那些豆芽儿烂根儿，就卖不出去了。”回到家，我说：“你指挥，我来弄。”不就是生豆芽儿卖豆芽吗？挑豆子，淘豆子，试温度。在卖之前，还要挑一次，把豆芽儿上的皮全都弄出去。挑豆芽儿皮很累眼睛，挑一会儿，眼睛就又酸又涩。我恍然间明白了为什么她的眼睛总是流泪，为什么我的新毛衣，会织漏那么多针。我低下头，泪一滴滴落到豆芽儿上。

我干活儿，她就在一旁说陈年旧事。她说“老二啊，当年你姐说得没错，我是‘嫁死’的。那时候真是穷，连饭都吃不饱，我爹听人家说有这样给矿上做媳妇的，就托人给我介绍。他说，赌一把吧，命好，早点儿拿了钱，你弟能娶上媳妇，你也能再走个好人家。可是，你爸没了，回到这个院子，看到你们，我怎么也下不了那个狠心……”

她咳个不停，我停下手里的活儿，给她捶背，泪流进我的嘴里，淡淡的苦涩里，却有一点儿温暖幸福流进了心里。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我去了蒋叔家。那年夏天，矿区里的两大新闻，一是齐家二小子成了矿上第一个大学生。二是齐家姐弟给继母找了老伴儿。

喝喜酒的时候，矿长说，不容易啊，赵红霞愣是用黄豆芽儿让咱矿上飞出了凤凰。

我给她敬了杯酒，叫了声妈。夹了一筷子黄豆芽儿，吃进嘴里，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