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传统艺术热逐渐升温，习琴者日渐增多，这是好事。与此同时，人们也普遍存在着对古琴的“误读”，即认为古琴是一种表演性乐器，需要登台演出。其实在古代，弹琴不仅是娱乐，更是人们借以修身养性、陶冶精神的生活方式。因此社会对琴人要求很高：除要求演奏者具有高超演奏技术外，还要具备高度个人修养和道德情操。

以古琴演奏动作来说，要求“弹欲断弦、按欲入木”，但“用力不觉”，与太极拳、传统书画异曲同工，看上去儒雅、简静、柔和，实则内里蕴含强大爆发力。如果弹琴动作幅度大，或许看起来“神采飞扬”，实则犯了弹琴五病中的“走作猖狂”，背离古琴文化意蕴。

从古琴音乐特质来说，最重要的是其“静美”之质。古琴音量不大，但声音坚实、有厚度，犹如古代的磬或编钟，具有“金石之声”，散音厚实，按音悠长，音质内敛。当前的古琴演奏会，尤其古琴与交响乐队合作时，人们经常给古琴加上扩音技术，这也是对古琴音质特性的背离。历史上，最早提出琴“性极静”的是嵇康。崔遵度在《琴笺》中也提出“清丽而静、和润而远”的审美思想。这份清净恬淡正是古琴音乐区别于其他音乐的特性，追求“真空妙有”，追求更深远的思想空间与艺术境界。

古琴在当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习琴者与传统文化及传统技法割裂。琴自古与文人联系在一起，孔子当年在杏坛教学时就弦歌不辍。清代徐祺进而将琴曲分为三个层次：悦耳、悦心、养心。悦耳易懂，而理解悦心进而养心的作品则需具备一定儒、道、禅传统文化积累。禅宗对古琴音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宋代，虞山派徐上灜在《溪山琴况》中说，“明心见性”是琴至高境界，其可贵之处在于将禅宗理念与古琴美学结合，从而使古琴音乐相对此前发生质的飞跃，变得更为细膩、深刻，意境营造也更为形象化且富于哲理：讲究阴阳和合、天地人谐和。比如《山居吟》一曲，描写的就是一个人住在山上，以天地为家，以河流为腰带，以高山为屏障，人完全跟自然、天地、宇宙融合为一，传递出精神世界的豁达、开阔和高洁。

因此，要真正理解古琴，就不能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悦耳动听，而要了解传统文化，对传统琴曲哲理意蘊有所领悟。相应地，要真正弹好古琴，应该追求技、艺、道三者合一。追求琴道不是可以忽略技巧，而是要在掌握扎实演奏技巧、充分表现古琴音乐艺术性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今天，很多人弹奏古琴不得琴艺精髓，这个现象需要审视和反思。在古琴领域，当务之急是继承古人传统衣钵，不过这一关就谈不到创作创新。具体而言，我们还是应该以吴景略、查阜西、管平湖等老一辈琴家的原曲版本为参照，好好体会研习这些作品凝聚的历代琴学精华。如是，古琴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才有真正根脉延续，才有强健艺术生命力。

（摘编自吴钊《古琴之美在文化》）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凡遇帝王或尊长之名，必须回避使用该字，即为避讳。避请又有国讳、圣讳、宫讳和家讳等之分。国讳，是指帝王及其父、祖之名，这是举国上下均需回避使用的。圣讳，是指社会所推崇的“圣人”之名，一般全社会，特别是文人需要回避使用。官讳，亦称宪讳，是指上司长官之名，下属官员需回避使用。家讳，是指家族或家庭内尊长者之名，仅限于家族或家庭内部回避。

避讳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

古人采用的避讳方法很多，主要有三种。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宇时，就改用其他的字。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其二为空字。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镇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其三为缺笔。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如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这三种避讳的方法都有问题。改字和空字，常导致后人很难推断原字，甚至理解错误；缺笔则更易造成错读成其他字。

避讳，给中国古代社会生活造成诸多麻烦。例如有些姓氏，就因为当朝皇帝的名讳，而改作其他的姓氏。不仅改姓，也有因避讳而改名者。如生活在西汉末年的孔子后裔孔莽，王莽篡汉称帝，逐改名孔均。由于避讳，不仅要改姓氏和名字，就连官名也要更改。古代有三公之职，其中的太师，就因避西晋景帝司马师名讳，改为太宰。

即使是家讳，古人也十分重视。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则因其父名序，故所撰文章皆改“序”为“引”。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如宋太祖即位后，规定自其始祖开始，所有先祖的名字都要避讳。且与名字同音或音近的字，均不能使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就有新的国讳。之后，新皇帝即位，又要增加一两个避讳的字。如果是短命王朝，到改朝换代时，避讳的字数还不是很多。但如果是延续时间很长的朝代，到朝代结束前，累积的避讳字数就往往很可观。直到一个朝代结来，所有曾避讳的字，才可以重新使用。

避讳这种习俗，给古代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国讳，更反映了专制统治的特点，也给今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造成一定的难度。不过，由于避讳具有很强的时限性，一个讳字的出现和消亡，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这也为后人对史料的辨伪，特别是文物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节选自朱筱新《中国古代的避讳》，有删改。)

材料一：

6月25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难题，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是一项团队工程，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