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礼是有秩序的爱。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中国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达到凝聚人心，团结族人，互爱互助的效果。这样，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一统天下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脚踏实地，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从而以传统文化的孝、悌、显耀祖先功德等诸多方面，体现对“礼”的理解和强调。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追溯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祠堂在建立家族共同体的进程中，形成“天下一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礼”主要内容；对共同族源的认同和体悟，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达到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了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再看西汉人物的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 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与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则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专门为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故事,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 (《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原文选自《中国文学史》，有改动）

材料一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化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公害”，同时作为丰富的再生资源，又可谓“摆错位置的财富”。为了使城市垃圾资源化，在处理前首先需要实施分类收集。垃圾分类收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才能完成。

公众既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污染的受害者，公众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有重要意义。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自觉参与，是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使居民认为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科学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多，一般居民环境意识普遍欠缺；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相对较强，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淡漠。

长期以来，公众养成了“简单方便”的垃圾混装习惯，虽然不乏一些对环保抱有热情的人，但也往往因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时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不愿执行。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很多市民逐渐对垃圾分类投放有了较高的积极性，但对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清楚或掌握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垃圾分类收集的效果，久而久之，参与的热情也会逐渐削弱。

民间环保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协助政府推动实施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公益性环保组织仅限于做一些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及管理的途径，环境保护志愿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也不畅通。

垃圾分类收集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当公众对环境政策由消极观望转为积极配合时，政府和企业也会积极响应，尽快创造更好的条件，形成覆盖广泛的绿色环保网络。

（取材于姜朝阳等的相关文章）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在废弃物处理领域深入引进循环经济管理理念，可以更广泛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再利用资源，从而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更好地保护环境，造福人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城市垃圾量正在以每年5%～10%的速度递增。采用科学的手段消纳这个极大的污染源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保护课题和社会经济课题。

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是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前提。在我国城市垃圾产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垃圾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含有许多可再利用的物质，如塑料、纸张、金属、玻璃等。通过对这些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可将之再利用，转化为商品，变废为宝，创造出新的价值，成为环境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可促进加工处理废弃物的新技术、新工艺及新设备的发展，推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废弃物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

垃圾处理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必须在相关产业政策指导下发展，也要靠政府的投资及财税政策扶持。生产单位是实现垃圾减量化的主力军，也是垃圾分类管理的实施者和受益者。例如在产品包装上，生产单位应尽可能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并标注宣传环保理念及分类回收方式的字样，加强对消费者的环保教育，使企业全面获得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可以向企业征收产品包装税，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企业重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及再利用效率。

（取材于赵雪梅等的相关文章）

旧金山是美国第一个通过垃圾分类回收相关法律的城市，强制性要求企业和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并通过调控垃圾清运费来鼓励和督促居民减少生活垃圾。日本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市民如违反分类规定乱扔垃圾，就会被拘捕并处以巨额罚款。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立法对投放垃圾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和约束，是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必由之路。

当前，“垃圾围城”已成为困扰和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虽然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投放表示理解和支持，但还没有养成习惯，实际践行度普遍较低，立法强制施行垃圾分类迫在眉睫。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规定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单位和个人可处以罚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垃圾分类是法定的职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应该依法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从该《条例》施行三个多月的实践来看，垃圾分类对市民生活习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达到更好的效果，上海市通过党员示范引领、多渠道全覆盖宣传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准确地参与垃圾分类。同时，社区建立了居民垃圾分类档案，以实现生活垃圾投放可追踪溯源，责任落实到一户一家。

垃圾分类正在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题”变为“必答题”，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步入对垃圾强制分类立法的行列中来。

（取材于王薇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近日，杭州、郑州、武汉、合肥、南京等20多个城市都出台了人才新政。这些人才政策，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全球，掀起了一场“人才争夺战”。

郑州市给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人才提供每人10万元的首次购房补贴：成都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凭毕业证落户政策；在杭州，外国人才可享受7项出入境便利政策，创业资助最高可达1亿元，优秀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在杭就业并享受相应补贴等：在南京，为了支持外国留学生直接留在南京创新创业，规定争取国家授权后，外国留学生凭借江苏高校毕业证书、创业计划书，可申请有效期2至5年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等。可以预见，中国各地面向全球招揽人才的态势将一直持续下去。

“人才争夺可以优化国家人才配置，促进大、中、小域市更加平衡地发展。”中国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刘彦平袁示，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创新创业，人才就是从要索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核心资源。

(摘编自人民网《20余城掀起“人才争夺战”》，2018年3月28日)

材料二：凭身份证学生证半小时落户、以低于市场价20％买房、数十万元就业创业补贴……继南京、西安等20多个城市打响“抢人大战”，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近日也出台政策瞄准高端人才引进。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放大招”凸显了各地广聚天下英才，激发竞争活力的期冀。但纳贤不是一锤子买卖，打造“人才高地”也并非一日之功，引得进更留得住并用得好，才能破解创新密码。

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人的最高需求层次是自我实现需求。较之物质奖励，价值认同、自我实现感更能打动人心。为人才提供广阔的舞台和上升空间才能留得久。适配的岗位、周到的政策配套、充足的资金设备资源、对知识产权充分的法律保障都是关键要素。为人才营造良好的干事环境，地方需有知人善用、人尽其才的智慧，有含其所短、取其所长的策略和维护公平法治的能力。

留住心才能留住人，这需要城市既要大度，也要有温度。让高端人才留下来、智慧活起来，还需把更多精力放到建设宜居宜业、后顾无忧的软环境、暖环境上去。唯有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厚植给养人才的土壤，才能让人产生“吾心安处即故乡”之感，才能激发人才红利、提供发展动力。

(摘编自新华网《“抢人大战”，引得来更要用得好》)

材料三：据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日报道，送房屋产权，送面试补贴，甚至还有警官上门服务、提供户籍办理，愈演愈烈的“抢人”战火已在中国20多个大城市熊熊燃烧。

报道称，参与“抢人”的不仅有户籍优势的新一线城市，无法与之抗衡的三四线城市，也试图用行政手段“抢人”。安徽省三线城市一名中等职业学校就业办负责人说，两年前，学校就收到当地政府的红头文件，要求争取40％至50％的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

报道称，大城市年轻劳动人口普遍不足是此轮抢人的重要原因。人口学者易富贤说，2017年以来，中国20至64岁的总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年轻劳动力资源开始走向枯竭，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年轻劳动力的状况难以为继。如果人口过度流入大城市，大城市养育成本高，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就会持续下降，也将拉低整个国家的生育率，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他指出，应鼓励就近城镇化：“一个50万人口的城市，生育文化保存好，生育率高，父母帮忙带孩子，既有利于养幼，又有利于养老。”

报道称，不过，中国当下的年轻人恐怕不太容易接受这种传统的理想生活状态。南京审计大学毕业生张经纬说，他已拿到上海一家金融机构的“offer”，虽然薪金待遇不比其他城市更优厚，但他需要的是大城市能够提供的资源、机遇，并不在乎更高的生活成本。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