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反映明清之际女性诗歌教育的绝佳典范。从红楼女子的诗教，我们可以窥探出中国古代诗教在女性身上绽放出的零星光芒。

女性美德的培养是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明清时期女子教育观念处于矛盾之中，虽有一些开明之士从“由礼而通诗”的角度肯定女子研习诗文，但只有文化素养较高的家庭认为教女子识文断字有助于“见礼明透”。红楼女子的诗歌教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并体现出对固有女性德性诗歌教育的反击。红楼女子身份不同，地位悬殊，但唯有在诗词面前，她们有了乐趣，有了美好，有了平等，有了尊严。

红楼女子能接受到包括“诗教”在内的良好教育。元春入宫前自幼系贾母教养，贾府三春也都有专门的塾师，黛玉在进贾府前也有贾雨村作过她的私塾老师，宝钗读书识字较之其兄竟高过十倍。同时，贾府的读书环境和读书氛围为她们提供了良好的诗教环境。此外，家庭戏曲演出的熏陶，也为她们接受诗歌教育提供了方便，尤其是《牡丹亭》《西厢记》等优秀戏曲中的曲词诗句，更能够感染人，形成艺术共鸣。这些均可见当时富贵人家女子的启蒙教育情况。

在大观园中，诗教更是无处不在。诗歌是她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趣的学习模式。大观园中五次结诗社；每逢节日庆祝更是要命题限韵写诗，评出魁首。这种结社做诗、联诗赛诗活动，是宝玉和女孩子们经常拿来闲遣时光的游戏。即使是最普通的女孩子香菱也习诗，在黛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导下，几日后便能谈出些体会。家庭成员之间的学习切磋，实际上就是诗歌创作中面向现实、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教育过程，对女子诗教成长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红楼女子因足不出户，其诗词创作往往多是对景物情状的摹写与感慨，如黛玉的《桃花行》《秋窗风雨夕》和宝钗的《咏海棠》《忆菊》。这些诗作往往表现出女子细腻的内心和高水平的审美鉴赏力。在诗歌风格上，除宝钗的“含蓄浑厚”“温雅沉着”外，整体上都偏阴柔，如黛玉的《葬花吟》。在作诗手法上常引用或化用唐人诗句，如黛玉的“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化用了白居易的“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薛宝钗在《牙牌令》其四中的“水荇牵风翠带长”引自杜甫的《曲江对雨》。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清代学术之盛，为此前所未有，妇女也得沾余泽。”此时期女子教育的内容涉及广泛，以诗词教育最甚。其原因是女子比较感性，诗词的艺术魅力与女性自身的心理特性相契合。据统计，专门收录清代妇女诗集的作品就有多部，可看出清代女子诗词创作之盛。

红楼是明清女子诗教一隅。纵观明清之际，虽然正统礼教观念始终压抑着女子的才情与热情，但是思想进步的大家们，为女子读书而辩护，并亲自任闺塾师，使得越来越多的女子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出现了大量以诗才彰显的女子，如有着“林下风者”之誉的黄媛介、江南才女吴藻等，她们著作存世的背后，无疑是女子诗歌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选自刘娜《<红楼梦>中的女子“诗教”》，有删改）

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

“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7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本”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