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民谣谚语，是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与卓越智慧的长期积淀，有着极为丰富、深厚的内涵，是极富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之一。
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中，有大量的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宋人认为：为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飞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则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
另外，当时还有劝廉、守廉的民谣。例如：世常羞贫贱，贫贱非我羞；人人为官莫敛财；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否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或诗或歌的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华、莫敛财的良好愿望。
据传，当时民歌谣谚中还广为流传着宋真宗写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歌中既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楚明白。但不论怎么说，学而优则仕，总比不学无术、只顾投机钻营和贪赃枉法要好。因此，时人又唱道：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粟；但他们也深知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且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尤其是对北宋末年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齿之恨。如贪官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至有数十人。当时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贪污勒索的钱财而换取的腰带到手后，又被高价转卖，从而大获其利。因此，人们对贪赃枉法之徒愤慨至极，认为“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有些诗歌民谚还揭露了贪官的罪恶与崇拜金钱的无耻嘴脸。南宋初，因大将张俊所领士兵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军”之名。然而，这些花腿军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这些花腿搬运花石，在杭州为他修盖太平楼。当时民谣道：“张家寨里没由来，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贪官污吏无耻，他们崇尚“欲得富，须胡做”之道。其中，王黼尤为突出，他公然把各种官职按不同等级定价出售。于是，人们为他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以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无官不贪。官吏贪污，实同盗贼，有时，贪官为害甚至倍过于贼。
在西夏的反贪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民谣谚语。如对贪官污吏追逐升官发财、贪婪成性、惟求享受的寄生生活抨击道：“又穿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这其中，既有控诉，也有讽刺，还有劝善戒恶民谣；世上正事三件：“畜牧、耕作和商贩；天下坏事三件：骗盗、贪索和赌钱”。
（摘自王春瑜著《简明中国反贪史》，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南宋初，大将张俊让“花腿军”做他的私人仆从，为他搬运花石，为他修楼盖屋。当时就有民谣揭露了他的无耻嘴脸与罪恶。

B．名将岳飞等人的为官之说，名相范仲淹的至理名言，后多成为宋人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中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

C．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内容都是倡导廉洁、颂扬廉政，同时也表现出人们对贪官污吏的严厉谴责与愤恨。

D．宋朝贪官污吏崇尚“欲得富，须胡做”之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王黼甚至公然把各种官职按不同等级定价出售。

【小题2】（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当时民歌谣谚中广为流传的宋真宗的《劝学诗》，虽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但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功利化了。

B．两宋时期有大量的倡廉、颂廉、劝廉、守廉的民谣，这些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华、莫敛财等良好愿望。

C．民谚“又穿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抨击了西夏贪官污吏的贪图享受、贪婪成性、贪逐升官。

D．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等。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两宋时期，人们用民谣谚语赞颂清官廉政，谴责贪官污吏，揭露社会黑暗，控诉贪污无耻，反映民众辛酸，对当今的反贪文化颇有影响。

B．同为民谣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与“何必为官去贪污”“宝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对待功利的态度却是矛盾的。

C．童贯、蔡京、朱勔、王黼等贪官污吏行径卑劣无耻，引得百姓切齿愤恨，百姓用民谚控诉、讽刺、抨击，揭露了他们的无耻嘴脸。

D．两宋的民谣谚语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代表了民众的意志和情感，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表现了百姓的好恶与褒贬。

阅读下面文字，回答下面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公元后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的命运，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三教九流，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而由作史者“显善昭恶”地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的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小题1】关于《史记》和《汉书》的表述，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汉书》完成于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成书年代相差约180年。

B．《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C．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的思想并未受此影响，而班固则不同，这也是《史记》和《汉书》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支持当时政权。班固受其影响，并呈现于《汉书》的创作中。

B．司马迁和班固都认同儒家思想，但是作者个人气质的巨大差异使得《史记》和《汉书》文风差异明显，司马迁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

C．《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D．《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B．《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按照官方正统观念把历史人物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仲尼之后即再无圣人，表现了班固极强的独尊儒术的态度。

C．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D．《史记》中把项羽刻画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末路英雄的形象，与之相比，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这样的描述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校外培训机构与公立学校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未来两者如何发展？又会对未来基础教育改革产生怎样的影响？
光明网：我国校内外教育是何现状？
孙云晓：在中国，校外教育与校内教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校外教育有它独立的价值，但是它的确也对校内教育有一种补充和拓展的作用。
今天的校外教育发展有些特殊的方面：一方面，真正青少年所需要的校外教育远远不够；另一方面，课外补习班、特长培养班又前所未有的火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社会上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校内教育考试制度的发展，加上人们的高期望，人们就会产生一种对校外教育特别是课外补习班的狂热追求。
校内校外（教育）是紧密相联的，学校升学压力越大，人们的期望越高，学校满足不了的时候，（家长）就会到社会上去寻求，最后所有这些负担就都加在了孩子身上。
光明网：如何解决课外教育发展过热的问题？
孙云晓：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受好的教育，促进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破解难题的根本原则，就是一切教育要以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最高原则。
比方说，为什么要有假期？假期的本质特点是让学生过一种不同于学校的生活，通过假期，让孩子体验到更丰富的社会生活，个人兴趣能够得到满足。
我认为校外教育要大力发展，但是大力发展校外教育不是大力发展课外补习。不能否认，课外补习班有一定的价值，能满足一些人的需要，但是要加大管理力度。对课外补习机构在资质的审批要特别的严格，要监督检查到位，跟未成年人相关的产业都要受到特别严格地检查，这体现了国家、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光明网：校内外教育应如何协调发展？
孙云晓：校外教育和校内教育，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要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谐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它们各有侧重：学校教育是系统的知识性的教育，校外教育应当是以体验为主的教育模式，两者互为补充，不是说把校外教育变成补课。
谈到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不能不谈到家庭教育，现在很多的家庭就像第二课堂，很多父母像老师的助教，我的观点是，家校合作的方向，不是要让家庭变成学校，而是要让家庭更像家庭。
光明网：校外教育发展对基础教育改革将产生何种影响？
孙云晓：校外教育的发展一定会对基础教育改革产生影响，或者倒过来说，基础教育的改革非常需要校外教育的支持。一个人的发展一定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要接触生活，要到社会和大自然中去体验积累经验，校外教育正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它会使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未来教育的方向，它让基础教育改革更有活力，更接地气。
我们要大力的发展大视野的校外教育，来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同时，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开辟道路。
【小题1】下列针对上述材料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由于校内教育考试制度的发展，加上人们的高期望值，校外教育特别是课外补习班就被狂热地追求。

B．校外教育尤其是课外补习班有它的独立价值，同时它也的确对校内教育是一种补充和拓展。

C．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孙晓云认为，大力发展校外教育不是大力发展课外补习班。

D．课外补习班有一定价值，能满足一些人的需求，所以校外教育我们应与大力支持。

【小题2】下列针对上述材料的分析，较为合理的两项是

A．面对校外教育发展过热的问题，要加以控制，让学生真正的按个人兴趣去发展。

B．学校教育是系统的知识性教育，校外教育应当是以体验为主的教育模式二者互补。

C．肩负着到社会和大自然中去积累经验的任务的校外教育会使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D．只有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协调发展，才能真正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E.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受好的教育,促进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要取消课外补课。
【小题3】如何正确看待校外教育？请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问题（25分）
此声真合静中听——怀念陈则光先生
陈平原
学界一般只知道陈则光先生是现代文学史家和鲁迅研究专家，可陈先生心目中的名山事业，却是其《中国近代文学史》。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觉，一方面是陈先生在前两个领域确有引人注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是其《中国近代文学史》没能真正完成。“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悼念文章的套语，可用在陈先生身上却十分合适，尤其是指其没能完成思考、纠缠几十载的这一研究课题。
先生治学，一贯以“平实”取胜。从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可有理有据，立论大都站得住脚。已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颇能体现先生这一治学特点。“绪论”一章是根据50年代末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一文改写的，还是强调社会——文化——文学三者的互动，但具体的论述更为详实可信。先生不以理论思辨见长，大的框架没有多少突破，具体的论述则新意迭现。对桐城派的中兴，以及对弹词在晚清文坛的意义，先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尤其是关于19世纪下半叶小说的研究，更见先生的功力。大的研究思路仍是沿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用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来把握小说界革命前的中国文坛。可描述每一种小说类型的演讲时，先生都特别注意文学思潮与具体作品的历史联系。而突出西湖散人之《万花楼》开始体现“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的倾向”，或者将蒙族作家尹湛纳希的《一层楼》和满族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作为近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红楼梦》反响的两种趋向”，更是“道人所未道”。
先生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相当精细，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关注，对通俗文化有很高的热情，这些都是他们那一代文学史家的共同特性，只不过先生治学严谨认真，不时能突破原有理论框架的限制。先生学有根底，却并非一味守旧，颇能欣赏与之不同的学术思路。1990年8月，北京大学召开“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先生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既高度评价了我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又坚持他注重社会思潮和强调作家作品整体把握的一贯主张，对此书有所批评。
先生治学风格平实，除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外，更得益于其“分寸感”的把握。刚师从先生时，每次听完我的研究报告，先生总不忘叮嘱“论述时要注意分寸”。开始不免逞才使气，被敲打几次后也就老实多了，慢慢体会到治学中掌握“分寸感”的必要和艰难。我在中山大学师从吴宏聪、陈则光两位先生和在北京师从王瑶先生，除了具体知识外，最重要的收获莫过于对学问的敬畏之心以及对分寸感的掌握。只是直到今天，落笔为文，仍嫌火气太大锋芒太露，无法真正做到平正通达。
我刚上研究生那阵子，略有狂态。第一篇交上去的读书报告专论五四白话文运动，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报告发下来时把我吓了一跳，先生的批注密密麻麻，和我文章的字数不相上下，有商榷论点的，有校对史料的，也有改正标点符号和错别字的。且不说观点异同，单是这种治学态度就把我慑服了。
先生为人为学均极为认真，平时不苟言笑，学生们背后称他“陈老夫子”。每次上课，拿着厚厚一本讲稿，几乎照着念，很少有即兴发挥。同学们尽管钦佩他备课认真、治学严谨，可还是不大习惯这种沉闷的讲课方式。只是在若干年后，当初手舞足蹈因而大受欢迎的课程烟消云散，而先生认真扎实的讲授反而凸现，大家这才承认“照念讲稿”也是另具一格。
课堂上不苟言笑的先生，在家里却显得十分随和。接触多了，甚至发现表面迂执的先生，其实也不乏文人趣味。我北上念书后，先生曾录旧作寄赠：“月沉柳岸隐吹笙，何处朱楼酒未醒。莫道绿窗人寂寞，此声真合静中听。”不知诗后有无“本事”，也不想为此强作解人。只是隐约觉得先生晚年重录少作，有相当深沉的感慨。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   ）

A．陈则光先生心中的名山事业——完成《中国近代文学史》——被人忽略，是因为其在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B．陈则光先生虽然沿袭了鲁迅的理论框架，但见解独到，如满族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开始体现“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的倾向”。

C．与同时代文学史家不同的是，陈则光先生治学更严谨认真，不时能突破现有理论框架的限制，更注重对作家作品的整体把握。

D．通过几位恩师的指导，特别是陈则光先生对其的不断敲打，作者既学到了具体知识，也收获了对学问的敬畏之心及对分寸感的掌握。

E．作者以陈则光先生的治学和做人为切入点，先议后叙，语言质朴，详略得当，并以亲历者的身份为读者讲述了一位学者的伟大之处。
（2）文中提到陈则光先生治学，一贯以“平实”取胜，其“平实”具体体现在哪些事件上？请简要概括。（6分）
（3）陈则光先生的形象有什么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陈则光先生在治学上取得的成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得益于对“分寸感”的把握，请结合全文，谈谈你对这种“分寸感”的认识和理解。（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一场跨越将近400年的对话
——专访《天工开物古今图说》作者潘伟
明代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古代技术百科全书”。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潘伟以《天工开物》为线索，遍访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现场，编著《天工 开物古今图说》一书。该书以大量的田野调查图文，融合历史考证与现实考察，展示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状况，一经出版便广受各方关注。
下面是南方网对《天工开物古今图说》作者潘伟的专访。
主持人：在现今的工业化时代，您是如何产生编写这本《天工开物古今图说》的念头呢？
潘伟：写这本书一开始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80年 代初期我在一个旧书摊里发现了一本《天工开物》的上集，是清华大学机械厂工人理论小组注释的，也没认真看，只是看插图，当时是学美术，觉得里面木刻版的白 描很有趣，我就在书摊里买了回来。后来我偶尔发现我拍的一些照片跟《天工开物》的一些插图很相似，我才很认真地看这本书，就想能不能用现在的图片和文字和 宋应星展开一场跨越将近400年的对话，所以这个想法应该是十年前就有了。
主持人：潘老师，其实您是十年磨一剑。您所有的闲余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吗？
潘伟：几乎是的，但也不辛苦，因为做得好玩，不紧不慢的。按照现在的条件，比如一个出版社，找5个摄影师分布在全国各地，然后找两个写手一编就行了，一年可以做好。但是没有味道，因为几百年、上千年的生产方式不可能短时间拍好并考察明白。虽然能编出来，但做不到这样的书。
主持人：我们看到书中所提及的工具和手艺有一部分是现在仍在使用的，一部分就已经进了博物馆或成了陈列品。您在选取写作素材时有没有一定的标准？
潘伟：我的标准是：必须还用于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我是把那些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从明代400年前拉回到当代做一个物证，所以必须在生产现场。因此，成为陈列品的是少数，基本上我书上的工具还在用。因为我这本书是做给两种人看的，一个是专业人士，搞 专业学术研究的人，给他提供一种物证。比如你写一篇论文、写一本书，这种农耕方式这种工具用在什么时候，用在什么地域，为什么要用，这几方面我在书中必须 说清楚。同时我也写给一般的读者看，有人说这是科普的“公仔书”，可以给现在的孩子看，也不是很学术，但也不是光有趣。所以，必须要很认真地去考证每一个 细节、每一件事、每一个工具。
主持人：每一件工具都要认真考证，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写这本书是否需要掌握方方面面的知识？具体包括哪些？
潘 伟：最基本的就是古文知识，首先要看得懂《天工开物》这本书，当然我本身是学中文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基础。还包括摄影技术，这当然也需要。还有科技知 识，包括一些物理、化学、农学上的知识等等，这个是我最缺的。因为涉及方方面面，不懂就要去查资料，去了解，一个是请教专业人士，还有查百科全书。有时候 甚至为了一个问题、几句话，在网上或者在书店里面查阅大量的论文，去考证对不对。花的精力很多，但是写起来很简单。
主持人：这本书真可以称得上是您的心血之作。有人说，《天工开物》凝聚了古代中国农业文明的千年智慧，在现今农业文明逐渐远去，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环境下，写这样一本“溯古”的书，有何意义和影响呢？
潘 伟：首先是记录上的意义，现在随着工业社会快速的增长，农业工具消失得也很快，可能我现在再去拍，有些东西已经开始消失了。还有，可以说是作为当代人的反 思：我们的这种不消耗能源的耕作方式和现在消耗能源的机械化农耕方式——甚至用工业化生产方式来生产农产品，是否都是正确的？以前的是否都是落后的？
主持人：有人担心这类书的销量，您怎么看？
潘伟：出版社告诉我不用担心，他们已决定再版。据我了解，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的图书馆都把这本书作为推荐图书。
主持人：这本书真的非常有意义。您对网友读者们有什么期望？
潘 伟：现在人人手头上应该都有一台照相机，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一点事情，把我们身边的事情记录下来，包括用文字、相片等方式，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大 家都像我这样去做，我们这一代人所见到的事情——各行各业——就不会流失，起码在影像上不会流失。挺有意思的，希望大家一起来做。
（选自南方网2012年2月19日，有删改）
【小题1】《天工开物古今图说》对《天工开物》的继承和发展分别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4分）
【小题2】潘伟为什么能够完成这场“跨越将近400年的对话”？请说出三点理由，并结合文本简要分析。（5分）
【小题3】《天工开物古今图说》一经出版，就受到不同读者群的关注，如此强烈的反响说明了什么？请结合文意，谈谈你的看法。（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