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代沟

①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对立和冲突，即所谓“代沟”问题，二战后就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的注意。杰弗里·戈若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人：一项国民研究》中就曾讨论过代际脱节现象，但对“代沟”问题作了最具说服力的阐释的却是米德1970年出版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

②《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出版于欧美20世纪60年代青年运动刚刚退潮之际。米德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不能归咎于两代人在社会地位和政治观念方面的差异，也不能归咎于两代人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差异，而首先导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米德将整个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这三种文化模式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理论基石。

③前喻文化，即“老年文化”，其特点是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这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发展十分缓慢，经验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验丰富的老者自然就成了整个社会公认的行为楷模。在这种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传递过程中，年长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和简拙的是非观念。这种前喻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变革的可能，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因此，在前喻文化中是不存在“代沟”现象的。

④并喻文化，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它肇始于前喻文化崩溃之际。由于先前文化的中断，前辈无法再向晚辈提供符合新的环境和时代要求的全新的行为模式，晚辈就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仿效的楷模，这就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在并喻文化中，年长一代不能继续引导青年前行，导致代表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两代人之间爆发矛盾与冲突，但这种“代沟”现象从全球范围来看还只是局部性的。

⑤通过对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描述，米德创设了她的后喻文化或曰青年亚文化理论。她指出，由于二战以来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人们开始将自己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这一情形和当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如果说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迁徙的话，那么人们今天经历的则是时间迁徙；如果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只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那么，今天经历时间迁徙的则是整整代人。在时代剧变面前，由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所酿就的两代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而要解决代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落伍的年长一代就必须向代表未来的年轻一代学习。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像今天的他们这样经历根本性的变化，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这就使得年轻一代的文化具有引导社会前行的作用。

⑥米德所论述的这种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现象近年来也开始在我国出现。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轻一代就成了倡导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先锋。我们将这种和“嗷嗷林鸟，反哺于子”的生物现象十分相似的文化现象称为“文化反哺”，并且认为这种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现象具有某种普遍性。

（选自周晓虹主编的《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流派》，有删改）

《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今年电影市场爆款。作为一部国产改编版动漫电影，究竟满足了怎样的期许，才演绎了一场颇含决绝意味的“逆天改命”？

《哪吒之魔童降世》依然是从传统文化中找灵感、找素材，并与已取得一定成功的《大圣归来》《白蛇：缘起》等一脉相承。这一方面得益于民间传说题材具有较好的改编基础；另一方面，民间传说题材既能兼容不同时空、多重相互矛盾的情感元素，又能经由改编承载、反映不同时代的价值诉求与心理期待，更适合进行颠覆性的改造与演绎。

其实这些年的银幕上，对传统文化题材的现代性改编，屡见不鲜，但成功者凤毛麟角。大部分作品仅停留于元素叠加的层面，似乎将传统故事叠加上现代性符号就可以摇身一变完成转化。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完全放弃了这种套路，尝试进行彻头彻尾的神话重述。传统的哪吒故事退居为一个载体，里面全然承载着属于当代人的价值观与精神属性，以及切入当下现实生活的角度与方式。

从人物设定来看，经典动画片《哪吒闹海》中的人物放置于今天有着扁平、呆板、脸谱化的缺陷。哪吒母亲殷夫人的形象贤惠、柔弱，但存在感较低；经此番改写，变身成了武艺高强、斩妖除魔的职场女性形象，工作繁忙却也为如何陪伴哪吒成长耗尽了心力。父亲陈塘关总兵李靖，在以往的设定中太不讨喜，作为父亲，不爱哪吒、不信哪吒、不护哪吒，还每每总是第一个跳出来要惩罚哪吒，这样的形象显然无法满足当下观众的心理期许。而在此番改造中，李靖的形象变得柔软，变得让人熟悉，他不善言辞，总是把爱深藏心底，对儿子有着很高的期待，却最可能暗暗地为儿子牺牲自己。这一版殷夫人与李靖的形象里暗藏着太多现代父母的影子，让观众无形中觉得可亲、可近，能够代入自我、投射自我，又随着片中人物的命运无尽唏嘘。

从故事架构来看，哪吒的故事本质是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英雄在世间历经种种遭际，由懵懂无知到唤醒英雄意识，再到成为英雄。具体到哪吒，“反抗”是其成长蜕变的核心元素，在传统的《哪吒闹海》中，哪吒反抗的是封建压迫。此时英雄的成长是“被迫”的，外在苦难的刺激，外在的对抗性压力，成为了英雄觉醒的触发点，“命令”着英雄展现英雄特质拯救苍生。但到《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里，却在尝试英雄故事的另一种演绎模式。英雄成长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救赎的过程，新版哪吒的成长不再是“被迫”的，而是具有内向性驱动的主动选择，是一场笑泪参半的自我延展、自我实现。这种颇显孤独与执拗的“选择”才会让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直抵人心，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

传统文化题材是幻想类叙事文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受好评的国产动画作品，多在不同程度上娴熟运用着传统文化要素、融入中国的历史故事，却反映出直指当下的时代精神与社会价值诉求。《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火爆，让人开始对打造高水准的中国神话传说系列心向往之，但这种系列作品的完备与成熟还需要后续作品的品质与口碑来维系，对国产动漫来说仍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不短的路要走，也许正如“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中那句著名的结尾：“我们的目光所及，只是不远的前方，但是可以看到，那里有许多工作要做。”  

（选自边远《国产动画电影打破传统文化现代性改编套路》，有删改）

日本、印度茶业虽然在制度的构建主体、组织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但有着根本的共同之处，即实现全体茶业参与者的利益均衡而非仅仅一部分茶业参与者的既得利益，构建有利于整个茶业发展的有效秩序，即他们的整个社会能够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生产、销售、组织制度体系，这是其成功的关键。

反观中国情形，正如1891年湖北盐茶牙厘局针对华茶为何衰落进行的调查所指出的那样：华茶在生产、收集以及加工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而资金短缺的部分原因是体制的松散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降，而且还由于茶叶运抵汉口出售之前要换好几手，层层加码使其价格抬升，其标价就比其竞争对手高得多。总之，数百年来在国内贸易中运行得很好的由收集代理人与中间人组成的精致的网络，一旦面对新的体制外竞争形势，却被证明是笨拙的、无能为力的了。

为什么中国不能构建印度、日本等国有效的茶业制度呢？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相当弱，也不可能为市场的运作提供具体的规则，同时由于单个企业力量是有限的，那么市场交易规则的构建主体由谁来承担？杜恂诚教授认为：“商会和同业公会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市场操作层面的创建和完善制度秩序的责任。”如果我们将问题的视角放大到中外贸易领域，市场制度的构建不仅需要商会和同业公会肩负其责，而且我们也不能忽略洋商的作用。问题在于，他们构建的制度对利益各方有着怎样的“好处”，以及对经济有着怎样的效果，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方面和其他行业，国家被排除在制定规范各方之制度的权威之外。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情况就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茶业垄断货源、主导国际市场茶叶价格的优势不复存在，加之贸易不能直营，故在争夺茶叶贸易主导权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三者之间进行了相互博弈，在此过程中，中国原有的贸易网络与洋行进行了自然的结合。在制度构建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居于市场支配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另一方面他们更是市场的参与者。在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身份条件下，他们之间通过“合作”构建了稳固的利益共存关系，在“妥协”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共获“好处”。这样，他们构建了另外几大产茶国都没有的组织、制度框架，这些是实现他们各自利益的一种根本保障。

（摘编自张跃《利益共同体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基于上海茶叶市场的考察》）

北大人的精气神儿

①在过去的几年间，我编撰并出版了三种有关北大的书籍（《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和《北大精神及其他》），因而被热心的读者想当然地看作“校史专家”。其实，我愿意像五四新文化人那样，持“爱美”（amateur）的心态发言与著述，却不想将自己的思路与职责定位为“宣传北大”，而是____________引以为傲，____________保留自我反省批评的权利与义务。当然，也不无将北大作为思考当下中国教育及思想文化状态切入点的意味。话一出口，马上意识到，这种既喜欢谈论“老北大的故事”，又保持一定距离，以便于反省与质疑，其实正是北大人的共同特征。

②在我就学或访问过的众多国内外大学中，对母校有强烈认同感的，比比皆是；但像北大师生那样，喜欢借谈论校史上的奇人逸事寄托情怀的，却不多见。北大最值得骄傲的，并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用数字或图像表达出来的图书仪器、校园风光、获奖项目、著名学者等，而是流传在口耳间、充溢在空气中、落实在行动上的“北大精神”。至于什么是“北大精神”，历来众说纷纭，最表面的一点是，北大人推崇个性与气质，在专业成就之外，颇有刻意追求“特立独行”的倾向。

③面对众多有关北大人“眼高手低”的讥评，我从不申辨，因这大致符合事实，但又不便“有则改之”。“心高气傲”与“志向远大”，其实很难截然分清。锉钝了北大人的锋芒，你还能指望共“铁肩担道义”？抑制了北大人的狂放，又哪来科学研究中不时突发的奇思妙想？任何一所正规的大学，都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稳定的教学秩序，但不是每所大学都能像北大一样，容许甚至欣赏才华横溢因而可能桀骜不逊的学生。谁都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可一旦有了规矩，必定对个人志趣与才情造成某种压抑。如何在规矩与个性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让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既感觉如鱼得水，又不至于误入歧途，对于教育家来说，是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在我看来，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为中才设立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不因追求管理方便而“一刀切”，也不因标准化教学而“取长补短”，让不同性格与才情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现，需要名师之襟怀坦荡，更需要作为整体精神氛围的“兼容并包”。这种山高水长任其发展的境界，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北大庶几近之。

④认同灵动变幻的“北大精神”，但不迷信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权威，这是北大人有信仰而又多怀疑的原因。北大百年庆典时，曾有不少记者希望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北大精神”。面对此类热切的追问，我从来都是答非所问，转而介绍起“北大精神”是如何被一代代北大人所建构起来的。不承认北大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其实蕴涵着一种古老的思路：大象无形。而且，北大必须自我革新，北大传统不应凝固不变，北大精神更有赖于一代代北大人的呵护、承传与发展。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认同乃至赞许年轻学子谈论“我们北大”时得意的神情——那与其说是夸耀，不如说是承担。

⑤比起波光潋滟的未名湖、古朴庄严的博雅塔，以及近年崛起的百年纪念讲堂和理科楼群等有形景观，我更看好北大人的自尊与自信。踏进燕园，你很容易为这种有历史感因而显得深沉、有现实关怀因而显得生动的“少年气象”所感动。更为难得的是，这种“少年气象”，既属于稚气未脱的本科生，也属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生活在如此气韵生动的校园文化中，你不会因此而摆脱人生的众多困惑，却很可能平添一股肉搏这虚空与烦恼的精气神儿——这正是北大真正诱惑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