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

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在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1908年郭秉文远涉重洋，赴美留学。郭秉文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在管理上别具特色，有一套较系统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规范。这些都在郭秉文日后执掌东南大学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1914年，他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郭秉文对教育问题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无疑为他以后的办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郭秉文一拿到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协助江谦筹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要将他所学到的教育理论应用于实践。江谦为耆德硕儒，国学根基深厚，而郭秉文通晓中西，时称“新学巨子”，两人相得益彰。

1919年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在时代潮流推动下，郭秉文着手对“南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有意义的改革是开“女禁”，倡男女同校。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外，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后经郭秉文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1920年4月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经过郭秉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郭秉文任校长。

清末以来，中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又是学欧洲。民国建立，这种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从学日本变成了直接向欧洲学习。而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则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在其中厥功甚伟。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移植美国大学模式，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了董事会。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上，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做法后为其他大学所仿效。郭秉文对美国大学管理体制的引入及其在东大的成功，对整个近现代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变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南大学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所谓面向社会，就是办学的资金从社会筹集，学校的系科设置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加以调整。所谓服务社会，就是将大学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让大学走出象牙塔，使大学成了社会进步与社区发展的“服务站”。也就是说，大学除了承担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的基本职能外，还有社会服务的职能。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后，郭秉文就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郭秉文不仅亲自上阵授课，还特地邀请了美国的杜威、孟禄，德国的杜里舒和国内的梁启超、胡适等一批名家前来讲学。

除了暑期学校外，“东大”教育科还举办了许多其他“推广事业”，如推广平民教育，为乡村失学儿童进行义务教育等；农科则通过组织农村巡回演讲团、农业展览会，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优良品种等；商科则通过坚持办商科夜校，为各界有志求学的青年提供业余学习的机会。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学堂的建立，中小学教师均由专门的师范院校培养。郭秉文不赞同这种做法，他力主高等师范学校应并入综合大学，使综合大学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郭秉文留学美国多年，他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综合大学办师范教育的成功典范，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要培养上乘的教师，必须“寓师范于大学”。因为中学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在一个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里，能够很好地协调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使通才不致空疏，专才不致狭隘。综合大学的优秀人才，经过一定的教师训练，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教师。

由于政局的剧变，1925年郭秉文被免职。离开东南大学后的郭秉文并未放弃对教育的热爱。1926年，他在美国费城组织了中国五千年教育文化发展的图片展览。晚年定居美国的郭秉文在1958年创办了中美文化教育协会，虽在暮年，“未尝以优游林泉，而自寻暇逸也”，他仍在为教育事业忙碌。

(摘编自《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有改动)

章太炎先生二三事

刘诚龙

章太炎先因其个性特立独行，被人目为章疯子。诚如其自道：“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不能想，就是能想亦不敢说。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有神经病……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

太炎先生是神经病，首先是因为其敢想敢说。比如说，社会爱的是尧舜，恨的是桀纣，而太炎先生却放言高论：“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他希望清政府从皇帝到保长个个暴戾无比，比夏桀商纣过之；都因太炎先生反满之故，盼望清政府“多行不义必自毙”、“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太炎先生因为革命意志曾经十分坚定，与其老师也断绝了师生关系。他从师俞曲园先生7 年有余，师生情谊甚是深厚，此后太炎先生出乡梓，流日本，与其师不见者十又余年，一日归省恩师，被俞老师臭骂了一顿，话语难堪死了：“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且十分绝情，要永断师生关系，说“曲园无是弟子”。惹得太炎先生生了点毛毛火，做了一篇《谢本师》。谢者，非谢谢也，乃谢绝也，意思是，你不认我这个弟子，那我也不认你这个老师。在太炎先生那里，师情，我所欲也；革命，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师情而取革命也。

非常吊诡的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周作人也写过一篇《谢本师》，因为太炎先生后来思想渐趋保守，将“汉奸”曾国藩尊为“人伦模范”，引起了其时革命性很高的周作人的强烈不满：“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

敢自嘲者真名士。太炎先生因反满，而国家国家，国已非家。国这个家，已不容他了，所以，他出走日本。到了日本，生活曾经极度困窘，常常是一连好几天都冷火冷灶，举不了火，每天买一块小麦饼过日子，穿在身上的衣服，盖在肚皮上的被子，也有三年而未洗的，“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依然不思悔改，性情也不曾稍改，他与日本人山根虎次郎一起办报，文斗解决不了问题，就斥诸武斗，互挥老拳。又常常上街，高呼“反革命”口号，多次差点进局子。一日，日本警察来查户口，叫填写调查表，太炎先生一挥而就，填的是：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太炎先生并非私生子，本来是私生子者都极力遮掩，非私生子而敢以私生子给自己头上扣粪，太炎先生可能是千古一人吧。

鲁迅先生曾经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其实，在革命家与学问家的中间，太炎先生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宦家。他与袁世凯恩怨两难忘却。袁欲复辟帝制，太炎先生曾于1 91 4 年元月七日，手持羽扇，扇柄上挂着袁世凯授予的二级大勋章，大摇大摆地来到总统府，口口声声大骂袁贼，掀翻传达室的桌椅，打碎门窗的玻璃，这就是当时京城家喻户晓的章太炎大闹总统府。此后袁下令对章太炎监禁，两人因大义而交恶。

其实，在此之前，太炎先生与袁世凯曾有过一段蜜月，他曾致书袁世凯，力陈人才之重要，袁世凯看了很高兴，于1912 年委任他为东北筹边使。太炎先生获得了这一任命，高兴地往长春走马上任了。太炎先生本色是书生，哪知道这所谓筹边使其实是个光杆司令，装相罢了，可是，他不太懂，上任之时，想象场面一定隆重欢迎、热烈欢迎的，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惹得太炎先生大发雷霆：“本使为民国政府所任命，吉林地区官员竟敢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国民政府。”太炎先生还真把这帽子当回事了，可是呢，吉林都督陈昭常，也不抗辩，只是微微一哂。这不是自找难堪？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