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说”是中国文化中影响最为深远是学说之一，中国人的色彩观与五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中国汉民族的“无色”审美观就是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对“五行”的正式解说载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即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它们被视为产生万事万物本源属性的五种元素，彼此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

色彩与方位相对应，四方加天地构成六色，合并成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合并后五色为：青、赤、白、黑、黄，即黑白加三原色。“五色观”比西方的“七色观”“三色观”都要早上一千余年的时间。“五行”与“五色”有深层关系，构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邹衍将五行与五色、五帝等的配合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相联系，认为每个朝代均受到一种“德性”支配，每种“德性”又有颜色象征：黄帝的虞代为土德，色尚黄；夏代为木德，色尚青；商代为金德，色尚白；周代为火德，色尚赤；秦代为水德，色尚黑。秦之所以灭周是“水德胜火德”的结果。夏朝崇尚青色，祭祀就用青色的祭牲；商代崇尚白色，祭祀就用白色的祭牲；周代崇尚赤色，祭祀就选用赤色的祭牲。黑、白、赤三色成了夏、商、周三代选择纯毛色祭牲最显著的符号形态。西周时期，已经提出了“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色彩用作尊卑的标志，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色彩逐渐分化成为代表一定阶层的象征。孔子“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乐也”，说明五色审美的色彩规范已经上升到“礼”的范畴，可见五色在先秦已经形成其初步含义。

黄色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最早源于秦汉时期的五行色彩学说。五行色彩学认为，衍生出大自然的五要素——金、木、水、火、土，分别由五种颜色象征。其中，白色代表金、青色代表木、黑色代表水、红色代表火、而黄色则代表了土。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中讲道：土居中央为天之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金木水火虽各有职，不因土，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董仲舒认为，土是五行的根本，没有中央之土，四方就没有意义。黄色也因为土的关系，而成为了中央皇权的代表。所以土的代表色——黄色，自然就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黄色被视为皇权，在三国时期已现端倪。曹丕用“黄初”做他的年号，孙权把自己的年号称为“黄龙”。

黄色与帝王真正联系在一起还是从唐朝开始，那时黄色成为了皇帝工作服——黄袍的颜色。《礼记·月令》中记载，黄色是祭祀先祖时祭服的颜色，不过唐朝时皇帝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天天穿黄色，便禁止民间百姓穿着黄色衣服。王维给皇帝舞狮子的时候唯独选择了黄狮子，因严重侵犯了皇权而被贬官。

中国历代对红色也都比较重视。刘邦取代秦朝，就说自己是赤帝之子，得火德。所以后来的汉朝为火德，崇拜火鸟凤凰，尊凤凰鸟，尚赤色，汉朝的礼服旌旗等都用赤色。唐朝从武则天开始，对红色尤为重视，她非常重视赐大臣一种红色衣服，或者是红色物品。比如说白居易，当时的官位是刺史，还不到五品，达不到用红色的地位，皇帝赐他叫“赐绯”，赐一个红颜色。平时我们所说的“红人”“大红大紫”便由此而来。

（摘编自王岳川《神秘的中国色》，有删改）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人员对被指控或怀疑有犯罪行为而受审讯的人，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然而现实生活中刑讯逼供时有发生。当今刑讯逼供的手段和方法仍是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两大类：

一类是文逼，即使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得不到必要的休息和睡眠，在体力和精神极度疲惫而处于无法继续支撑的情况下，不得已作出令讯问者或者询问人满意的陈述。另一类是武逼，即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用各种不同程度的伤害其肉体的行为，使其由于承受不住肉体或者精神上的摧残，而不得不按照讯问人或者询问人的要求陈述。虽然刑讯逼供在侦查中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其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刑讯逼供影响司法公正。刑讯逼供可能使无辜的人受到法律的追究，使有罪的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其次，刑讯逼供破坏了民主制度下政府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基础。政府不仅应当追诉和惩罚犯罪，以保障和平的社会秩序，而且追诉和惩罚犯罪的手段也必须合乎法律。再次，刑讯逼供行为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刑讯逼供泛滥的结果必然是使老百姓人人自危，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怀疑作案而被带到公安局，在刑讯逼供下，不招，有可能被打死打伤。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是有特定原因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设计上的失衡或者缺位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

1、我国一直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沉默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该如实回答。”刑事诉讼法如此规定无疑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十分不利的诉讼地位，一旦司法工作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如实陈述，就会采取刑讯手段，这就使刑讯逼供无法禁止。

2、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直不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即：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无罪的。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

3、我国证据制度的不合理。我国关于刑事证据法则的规定，仍然存在着不少盲点。也就是我国未彻底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违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排除规则。

另外，我国现阶段司法人员的总体素质不高，对刑讯逼供的处理过于不力，破案率和限期破案率的消极因素，司法实践中的无口供不敢定案，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等现状也是刑讯逼供得以存在的很现实的原因。可以说，刑讯逼供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它的消失依赖于我们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改变、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等等综合因素。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它是仍然会存在的。我们既要努力去消灭它，又要正视它，从全局上去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

（选自《社会科学》期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