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决定你会胖？

尽管现在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可，肥胖基因是影响人体发胖的关键基因，但找到这个“凶手”作案的蛛丝马迹，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少吃多动”就是造成肥胖的主要原因。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成年人体重指数（按公斤计算的体重除以按米计算的身高的平方）等于或大于30为“肥胖”，而等于或大于25的为“超重”。

直到2007年，英国和科研人员才有了不同的发现。他们运用“全基因组扫描”的方法，将多名肥胖人士和身材标准者的全部基因进行比对，结果发现，带有某种基因变形的人们更容易发胖。在此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得到的统计数据也证实，对于不同种族、国家、年龄的人们，这种基因都与肥胖有着显著的联系。

这个被命名为“肥胖基因”的DNA片段，也成为“嫌疑犯”进入了科学家的视野。甚至，在统计调查中科学们还发现，携带有肥胖基因的人们，胃口普遍比较好，也更不容易感到“饱”，这让科学家们忍不住猜测，这也许就是基因影响人们身材的原因。

不过，要给这个嫌疑犯定罪，还需要更多的证据。研究人员开始把目光转向小鼠。在一项实验中，科学家对老鼠胚胎进行处理，将肥胖基因“敲”掉，结果没有这段基因的老鼠与它的同伴们相比，身材明显苗条了许多。同时科学家也发现，现有肥胖基因的老鼠所消耗的氧气和排放的二氧化碳都大量增加，新陈代谢速度加快。于是他们推断，在老鼠体内，肥胖基因可能是通过调节能量消耗来影响老鼠的身材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确信，这种基因的确是造成肥胖的凶手。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却更加棘手：对于那些已经携带有肥胖基因变形的人，怎样才能让他们免除发胖的困扰呢？

方法之一是像对待老鼠那样直接“敲”掉肥胖基因，但这种基因处理技术应用在人身上不太现实。因此，科学家们想到了另一个角度，如果能弄明白肥胖基因如何影响人的胖瘦，那也许就能找到一种办法，通过干预这种基因的作用机制来帮助那些天生的胖子。

基因要对复杂的人体产生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步骤。首先是通过“转录”，将自己所搭载的信息传递到核糖核酸（RNA）上，随后，这些RNA再通过“表达”的过程，合成蛋白质，实现特定的生物学功能。在此之前，研究人员已经发现，肥胖基因所表达出的“肥胖蛋白”在体外具有酶的特性。它可能作为一种催化剂实现其功能。科学家推测，这种酶的功能，也许就是肥胖基因“作案”的方式。

科学家开始将注意力投向肥胖基因，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它不仅在微观的层面上能够揭示肥胖基因的工作原理，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够推动相关药物的研发，很有应用价值。

（选自《中国青年报》）

公共空间与公共意识

所谓社会流动，简而言之，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社会流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感慨颇多：“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饿饥。”宋代社会流动趋势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别可以转化。宋太宗曾叹息：“大臣子孙皆鲜克继祖父之业。”

宋代政治上的社会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和唐代不尽相同，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一类的旧习俗有所改变。

其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时至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商品经济竞争性强，胜负盈亏难料。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往往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较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明显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

如今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其实，宋时已有此一说：“此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贫富久必易位”。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相适应，人们格外重视教育后代：“人生至要，无如教子”，以此来防止家道衰败。

其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在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等级差别明显，高低贵贱分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者始富，贱者不富”的旧格局被打破，出现了“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新趋势。四民由四种不同的身份逐渐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且有相互转化的可能。

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由于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宋仁宗时出任都转运使的郑骧、宋神宗时官拜参知政事的冯京就是两个突出的实例。宋人说：“钱如蜜，一滴也甜”。在金钱的诱惑下，官吏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

最后应当指出，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两翼，社会流动绝非越大越好。尤其是经济上的上下流动，一旦规模过大，贫困户猛增，暴发户飙升，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多数时间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正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有学者称之为“单线社会流动”，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张邦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有删改）

（摘编自《大脑把记忆存在哪》，《环球科学》2016年0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