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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25分）
金克木：小学毕业的大学教授？
张建安
1939年，湖南大学文学院急需法文教师，到处寻找，但没有合适的人选。英文老师陈世骧推荐：“我有个朋友，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法文水平很高，可以当法文老师。”
陈世骧推荐的是金克木。论学历，金克木只是小学毕业，但陈世骧说金克木在中学里教过英文，从初一到高一四个班的课都由他教，教学效果非常好；他不仅英文好，而且法文水平也好，足以胜任大学教师一职。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陈世骧拿出北大外籍教授、法国人邵可侣所著的《大学初级法文》，翻开里面的法文序言，序言中赫然写着金克木对此书的贡献。
邵奇侣是法语教学中的权威人士，而《大学初级法文》则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科书。既然邵可侣都认可金克木，金克木又亲自参与了教科书的编订，而且湖南大学里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所以院里最终决定聘任金克木。
1930年，18岁的金克木到北平求学时还不懂英语，靠着好奇心和钻劲，凭借几本英语工具书，又找了一位要学费不高的私人老师，他便在很短的时间内看懂了英文原版书《少年维特之烦恼》《阿狄生文报捃华》，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也是同样的方式，金克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世界语。1933年，金克木去北京大学旁听邵可侣的法文课，得到邵可侣的赏识，学习效果非常好。之后，金克木整理并校订邵可侣的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就是《大学初级法文》。邵可侣在法文序中特地提到了金克木的贡献。金克木没想到，这便是他当大学老师的敲门砖。
当陈世骧得知教学课本并不是邵可侣编的那本，而且学校还要求用英文讲法文时，陈世骧生怕自己推荐的人无法胜任，所以，在金克木上第一堂课时，他在外面听了半天。金克木一点也不知道，他只是顺顺利利地教好一堂又一堂课，其教学质量得到学校的认可和学生们的欢迎。这应该很富传奇色彩吧。就像金克木所说：“恐怕暗中听我上课的不止他一个。谁能相信一个没出过国的年轻人竟能对大学生用英语教法语，并做中国话解释呢？”
1941年到1946年，金克木在印度工作和学习。他没去哪个大学进修，但有缘到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鹿野苑，住香客房间，与僧侣为伍，在寺庙中饱读佛教典籍。他再一次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对梵文和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得到已归隐的法喜老居士的真传。法喜老居士曾在印度的大学教书，又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许多人慕名向他学巴利语、学佛教，但从没有人找他学梵文。金克木是他唯一的梵文学生，他倾全力将自己的学问传给了金克木。金克木曾在《父与子》一文中提到当时的教学：“熟悉了以后，白天也让我去，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很少戴上老花眼镜查书。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在这样的学习中，金克木精通了梵文和佛典。当他1946年回国时，他其实已成为中国某些领域中的“稀缺人才”。
吴宓当时是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其学问及人品是学界普遍推崇的。吴宓很看重金克木，马上向武汉大学推荐。但吴宓也没想到，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而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却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原因跟金克木第一次当大学老师一样——当时武汉大学也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金克木正好填补这一空缺。
吴宓不放心了，他十分认真地对金克木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金克木回答：“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待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
吴宓仍不放心，于是也像陈世骧一样，在教室外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
从此，金克木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从武汉大学到北京大学，跻身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行列。
（摘编自《情感读本》2011年9月下）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5分）
E．无论是被要求用英文讲法文，还是被安排去讲深奥的印度哲学，金克木都欣然接受，并且自信满满，他的讲课也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所以称他为中国某些领域中的“稀缺人才”绝非溢美之辞。
【小题2】结合文本，谈谈“跻身中国最优秀教授行列”的金克木先生取得了哪些成就？（6分）
【小题3】根据全文，概括金克木先生成为精通英语、世界语、法语等多种语言的大师和国内某些领域中“稀缺人才”的主要原因。（6分）
【小题4】金克木先生的传奇经历在今天能否复制？结合文本联系现实生活，谈谈你的看法。（8分）
金克木：小学毕业的大学教授？
张建安
1939年，湖南大学文学院急需法文教师，到处寻找，但没有合适的人选。英文老师陈世骧推荐：“我有个朋友，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法文水平很高，可以当法文老师。”
陈世骧推荐的是金克木。论学历，金克木只是小学毕业，但陈世骧说金克木在中学里教过英文，从初一到高一四个班的课都由他教，教学效果非常好；他不仅英文好，而且法文水平也好，足以胜任大学教师一职。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陈世骧拿出北大外籍教授、法国人邵可侣所著的《大学初级法文》，翻开里面的法文序言，序言中赫然写着金克木对此书的贡献。
邵奇侣是法语教学中的权威人士，而《大学初级法文》则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科书。既然邵可侣都认可金克木，金克木又亲自参与了教科书的编订，而且湖南大学里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所以院里最终决定聘任金克木。
1930年，18岁的金克木到北平求学时还不懂英语，靠着好奇心和钻劲，凭借几本英语工具书，又找了一位要学费不高的私人老师，他便在很短的时间内看懂了英文原版书《少年维特之烦恼》《阿狄生文报捃华》，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也是同样的方式，金克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世界语。1933年，金克木去北京大学旁听邵可侣的法文课，得到邵可侣的赏识，学习效果非常好。之后，金克木整理并校订邵可侣的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就是《大学初级法文》。邵可侣在法文序中特地提到了金克木的贡献。金克木没想到，这便是他当大学老师的敲门砖。
当陈世骧得知教学课本并不是邵可侣编的那本，而且学校还要求用英文讲法文时，陈世骧生怕自己推荐的人无法胜任，所以，在金克木上第一堂课时，他在外面听了半天。金克木一点也不知道，他只是顺顺利利地教好一堂又一堂课，其教学质量得到学校的认可和学生们的欢迎。这应该很富传奇色彩吧。就像金克木所说：“恐怕暗中听我上课的不止他一个。谁能相信一个没出过国的年轻人竟能对大学生用英语教法语，并做中国话解释呢？”
1941年到1946年，金克木在印度工作和学习。他没去哪个大学进修，但有缘到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鹿野苑，住香客房间，与僧侣为伍，在寺庙中饱读佛教典籍。他再一次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对梵文和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得到已归隐的法喜老居士的真传。法喜老居士曾在印度的大学教书，又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许多人慕名向他学巴利语、学佛教，但从没有人找他学梵文。金克木是他唯一的梵文学生，他倾全力将自己的学问传给了金克木。金克木曾在《父与子》一文中提到当时的教学：“熟悉了以后，白天也让我去，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很少戴上老花眼镜查书。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在这样的学习中，金克木精通了梵文和佛典。当他1946年回国时，他其实已成为中国某些领域中的“稀缺人才”。
吴宓当时是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其学问及人品是学界普遍推崇的。吴宓很看重金克木，马上向武汉大学推荐。但吴宓也没想到，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而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却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原因跟金克木第一次当大学老师一样——当时武汉大学也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金克木正好填补这一空缺。
吴宓不放心了，他十分认真地对金克木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金克木回答：“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待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
吴宓仍不放心，于是也像陈世骧一样，在教室外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
从此，金克木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从武汉大学到北京大学，跻身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行列。
（摘编自《情感读本》2011年9月下）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5分）
E．无论是被要求用英文讲法文，还是被安排去讲深奥的印度哲学，金克木都欣然接受，并且自信满满，他的讲课也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所以称他为中国某些领域中的“稀缺人才”绝非溢美之辞。
| A．虽然只有小学毕业，没读过一天大学，但金克木先生完全凭自学精通了英语、世界语、法语和梵文，并且还到大学任教，跻身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行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
| B．金克木只是邵可侣法文课的旁听生，但邵可侣所著的《大学初级法文》一书却源于金克木整理并校订的讲义，这足以证明金克木在语言方面的过人天分以及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
| C．金克木能够到大学教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陈世骧和吴宓的推荐，但即使如此，他们都分别偷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说明他们也是只闻其名，对金克木的学术水平并不真正了解。 |
| D．在印度寺庙中饱读佛教典籍，加上法喜老居士的倾力教授，使得金克木先生不仅精通梵文和佛典，对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也很在行，他甚至觉得到哲学系讲课更合适。 |
【小题3】根据全文，概括金克木先生成为精通英语、世界语、法语等多种语言的大师和国内某些领域中“稀缺人才”的主要原因。（6分）
【小题4】金克木先生的传奇经历在今天能否复制？结合文本联系现实生活，谈谈你的看法。（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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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愈烈。虽然这些产品都由权威部门检测，但每每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和解释。而就在这“冰火两重天”之间，“企业的品牌和市场已遭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广州某大型食品企业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