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 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 1923年，到了 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①进入新世纪后，在泛娱乐化浪潮的助推下，粉丝经济快速崛起，粉丝群体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话语权越来越大，粉丝文化大行其道。为了迎合大众八卦心理，媒体、网络、经纪公司几方合力，大量曝光明星隐私、炒作其绯闻，将其日常生活透明化。对于粉丝而言，明星不再像天上的星星那般遥不可及，只能仰视敬重，而更像是关系平等、联结紧密的朋友、恋人、合作伙伴。他们的追星行为也越来越强调明星与个体成长的参与性、伴生性。

②除了旧有的常规活动，粉丝还在网络上组织无数个应援站，刷流量、控评论、造话题、炒热度，深度参与到明星形象运营的商业活动之中。在新的粉丝文化结构下，明星和粉丝结成了利益情感共同体——前者需要流量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从而获得更多参加演艺活动的机会；而后者为了让自己心仪的明星持续走红，而使尽浑身解数为其冲销量、刷票房、造声势，提高市场指标。

③从某种程度上说，粉丝群体已成为左右偶像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从单纯的仰慕者、追随者，到明星的制造者与推动者，青少年粉丝在追星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认同感，参与到明星工作生活中的欲望进一步膨胀。他们的狂热极易被资本利用，其中一部分盲目而缺乏理性的人就这样在市场的纵容怂恿之下走向疯狂，使应援行为僭越了道德底线，变成扰乱影视行业秩序、干预社会健康发展的“暴行”。

④如若往更深层次思考，当前粉丝文化的形成与我国社会结构的内在变化不无关联。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脚步加快，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结构逐步淡化瓦解，人际关系疏离，青少年的社会化、个体化趋势越发明显。再加上新媒体时代数字化生存所造就的“群体性孤独”，使这一代人渴望获得参与感、伴生感、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这些诉求正好可以在与明星的高频互动、参与粉丝组织的活动中得以实现。只有充分理解这种深层社会结构性变化，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青少年粉丝群体价值取向得以塑形的根源所在。

⑤引导偶像崇拜行为是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价值观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从偶像概念和崇拜行为的变化去把握青年价值观的变化，才能让“引导偶像崇拜行为”这个方法真正起到作用。首先，社会进步，观念更新，“偶像”概念的变迁是一种必然，但英雄人物、道德模范等传统榜样被娱乐明星所掩盖，却不是必然。我们要引导广大青少年将选择偶像的视野从娱乐明星的狭小范围之中转移出来，就必须塑造弘扬更多具有人格魅力、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楷模。

⑥家庭、学校乃至社会也应努力为青少年营造充满包容、尊重、温情的成长环境，搭建主流文化与粉丝化之间沟通的有效渠道，引导粉丝以更加积极理性的心态认识，以精神的成长和个体的完善为目的，从表层感性的崇拜向深层理性的敬仰转变。

⑦再次，相关部门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当前粉丝群体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的结构性变化，避免管理手段、方法上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资本对粉丝文化的投机、利用、操纵。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规范网络文化秩序，提高用网治网水平，进而系统性地实现我国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摘编自孙佳山、李宁《理性看待粉丝文化》，《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2日）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长时间的冷战，这些历史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多数人愿意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五四新文学不仅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而且，相当多的作家动手译介域外文学，使各种西方文化元素逐渐汇入中国文学的表述体系。这开辟了汉语白话文学的新阶段——“现代文学”。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调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同时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

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