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身心还处于发育期。作为父母，要正确对待孩子的行为习惯，合理区分。对不应当出现的错误行为，不能任其发展，又要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和榜样。再者，随着学科知识量的积累，孩子开始从单纯感性认知逐渐向理性思考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家长一定不能低估孩子的能力，要努力为其创设独立思考的环境空间，鼓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同时，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在孩子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各自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互补作用，教育好孩子不仅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也是共同的目标。因此，双方应该是合作者。作为家长，在孩子求学期间，与孩子日常接触时间减少，更加有必要加强与学校的沟通交流，从不同方面及时了解掌握孩子的变化，这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选自《让良好的家庭教育助推孩子走向成功》）

学生认为家长最关注的方面

（选自《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

主持人：有人说，家庭教育是“与生俱来”的，孩子一出生，家庭教育就开始了。各位老师怎么看？

傅国亮：家庭教育的特点是“不教而教，不学而学”。例如，父母带孩子上街，与路人相撞，父母是与人争执，还是与人谦让？父母虽然不是在“教”孩子如何为人处世，但已是“不教”而“教”。孩子在一旁仿佛心不在焉，已然“不学”而“学”。今后，孩子遇到类似事情，会效仿父母采取的态度和方法。

孙云晓；现代社会是两代人共同成长的社会。当今时代，社会变迁速度异常之快，不仅儿童面临着发展问题，成年人也面临着完善自我、迎接社会选择的挑战。

主持人：那么，父母该如何与孩子共同成长呢？

朱永新：有几个元素是至关重要的，理想是成长之魂，阅读是成长之基，习惯是成长之本，敬业是成长之道，家庭是成长之源。

傅国亮：家长的主体责任可以概括成八个字：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家长要全面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系统掌握家庭教育的科学理念和方法，以科学的育儿观、成人观、成才观引导孩子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自身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影响和帮助孩子养成好思想、好品格、好习惯。

（选自《家庭教育：父母如何与孩子共同成长——专家访谈录》）

在尊重儿童权益方面，西方起步较早。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美英主编的《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介绍了德国、挪威、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更值得借鉴的是，瑞典颁布了《父亲法》对家庭教育具有直接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中国在1990年才签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于1991年在本国颁布《未成年人保护法》。

西方在家庭与独立两者之间更重视独立，而中国在家庭与独立之间更重视家庭。这实际上是两个极端，需要互补才能彼此受益。《家哲学》一书作者笑思博士认为，西方文化对个人独立性有很深的认识，创造了各种文化条件来满足其发展与实现。与此相反，大多数中国青少年独立生活能力较差，显然与父母的溺爱和包办代替密切相关。

（选自《中西家庭教育比较与文化自信》）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他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选自林建超《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呼唤养心的文化阅读

仲呈祥

①伴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普及发展，人们似乎真正进入了一个以看电视节目为主的“读图时代”。电视节目的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已为别的文化样式难以企及。记得几年前我赴日本访问，日本广播电视协会负责对外交流的山本壮太先生办了家宴欢迎我，山本先生问我：“我家三代都好读中国古典小说。但奇怪的是就掌握汉字的水平而言，却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何缘由？”我沉思片刻，指着他家客厅里的那台大彩电答道：“大概就是它造成的！”他先一愣，接着大笑，应曰：“有道理，有道理。”试想，日文假借了不少汉字，过去传播信息、交流思想，日本人彼此间就得靠文化阅读与书写，掌握汉字的水平自然较高；如今，则主要靠看电视、打电话、用电脑了，文化阅读与书写少了，掌握汉字的能力也就随之减弱了。

②文字史家们的研究成果雄辩证明：汉字是人类语言文字中极具民族个性、极先进的一种，它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于假借汉字使用的其他东方民族的思维优势和特征都至关重要。迄今为止，中华文明的最高思维成果主要还是集中积累和体现在图书馆（包括电子图书馆）里经过历史筛选和确认了的古今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经典名著上。阅读这些名著须潜下心来，动脑动手，反复琢磨，细心品味，学了知识，长了智慧，不独养眼，更在养心。遗憾的是，如今图书馆里的这些名著，热心问津并认真进行养心的文化阅读的人还不很多。

③养心的文化阅读，首先是对经典的书籍文化的阅读。因为这是以一当十、含金量最高的文化阅读。须知，读书与看电视，受众在接受方式上是迥异的：一书在手，可以反复阅读，细细品味；而电视音画，稍纵即逝，逝不再来。书籍是需要读者启动思维、引发想象，才能完成鉴赏。如读小说《红楼梦》，那大观园是曹雪芹用文字语言描述的，需要读者调动自身的审美想象在头脑中完成大观园的具像。这种审美想象能力完成的空间联想是人们的一种宝贵的思维智能。而电视音画，作用于观众的视听神经，只需要观众产生对应的相对简单的时间联想就可以了。因此，倘让看平庸电视节目的时间挤掉了看经典书籍的时间，那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的钝化消减，恐怕势所必然。这正是我深情呼唤养心的文化阅读的重要缘由。

④养心的文化阅读，当然也不止于经典的书籍文化的阅读。虽非经典却有一定思想内涵、文化意蕴和美学品位的一般书籍，以及各种形式的书画展览、音乐歌舞、戏剧演出、文物博览等等，均应纳入我所呼唤的养心的文化阅读范畴。譬如，真正欣赏一幅幅静态的书法国画佳作，那笔力中的神思气韵，那画面中“似与不似之间”的雅致意境，都是需要鉴赏主体以 “虚静”心态即审美静观始能领悟。听音乐需要一双马克思所谓的“能辨音律的耳朵”，才能从心灵上悟出旋律美的奥秘。我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聆听巴赫的交响音乐会时，全场座无虚席，鸦雀无声，连鼓掌也只是在终了谢幕之时才长时间响起。这与在国内参加某些音乐演唱会时从始至终全场或喧嚣鼓掌或舞动彩棒的景象，真有天壤之别。观赏一场戏剧，也需要进入“虚静”，用“心”去看，方能领悟舞台上的意境美、效果美和艺术美……总之，都需要受众主体持一种旨在养心的文化阅读态势。

⑤归根结底，呼唤养心的文化阅读，是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语境下，要真正做到既自觉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各美其美”，又自觉吸收外国优秀文化中有用的东西，“美人之美”，从而有效抵制文化上的盲目西化和盲目排外，全民族需要呼唤养心的文化阅读；在技术化背景下，要真正做到既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丰富审美表现手段，又不让技术的失度扩张冲淡乃至淹没了艺术，从而有效抵制文化上的墨守陈规和技术至上，全民族需要呼唤养心的文化阅读；在娱乐化时尚中，要真正做到既坚持寓教于乐，艺术通过快感创造美感，又反对止于快感、游戏人生，从而有效抵制文化上的犬儒主义和“娱乐至死”，全民族也需要呼唤养心的文化阅读。

（选自《文汇报》2007.2.27，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