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论语》记载，孔子很少言及“利”的问题，偶或有之，也常常与“义”对举。例如为人们所熟知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在他的影响下，后世儒家将义利之辨看作一个重要问题，重义轻利成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义”由对君主品行的要求，演变为君子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法则。与前人相比，孔子及其门人在使用“义”这一概念时，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义”对于个人道德行为的重要性。这里的个人，主要是君子，一般指士及士以上阶层中的个体。第二，在君臣关系层面，突出臣下这一方面的“义”。这并不是说，孔子把君臣关系看作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绝对的服从。因为孔子明确讲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将君主看作贵族阶层的一个成员，则君主也要讲“义”，所谓“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使臣以礼”为君主之“义”；“事君以忠”为臣下之“义”。只不过，孔子从个体的内省精神出发，更多地强调作为臣下的君子，应该尽自己能力“事君尽礼”“务民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忠”和“义”就统一起来。到了后世，臣下之“义”完全被单向的、绝对的“忠”所取代。第三，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作为抽象的价值标准，《论语》中的“义”虽然也具有“公正”等含义，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只有形式意义而无内在规定性。例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君子应该让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否则其他的好品质都将失去依据。但什么是“正当性”，在不同语境、不同条件下，具体答案和标准又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遭遇到任何事，凡是处理得当的，都可以叫做“义”。

尽管在孔子之前，义利关系问题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到了孔子那里，义利才真正对举而言，并且具有了对立的意味。最著名的莫过于《论语·里仁》篇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而轻利是孔子价值观的基本取向。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义”与“利”对立的背后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如前所论，在涉及“义”的问题时，君子和小人多指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君子“知书达理”，因而可以“喻于义”；小人见识短浅，自然只能“喻于利”。第二，孔子的义利之辨，主要从个人的道德行为着眼，主张个人在面临选择之时，应舍利取义。这里的“利”，主要是私利。而在政治层面，孔子并不反对“利”。

所以，孔子在面对具体施政问题时，首先重视的是社会的物质基础，然后才是礼乐教化。《论语·季氏》中所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孔子这段话讨论的正是“义”的问题，但也表明，在政治层面讨论“义”，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利”的。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礼，而实现的途径则在于“克己”，也就是希望君子通过修身律己而获得政治感召力，进而引导社会建立良好的秩序。因此，孔子的义利之辨首先着眼于君子对私利的克服。这种主张具有高度的理想性。孔子一生之所以颠沛坎坷，与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追求和处事原则密切相关。然而，后世理学家由此发展出一种普遍性的认识，即把大多数政治和社会问题归结为人心问题，似乎人心端正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的。由此可见，我们在弘扬儒家重义轻利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并克服其与现实脱节的负面因素，进而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摘编自王超《孔子的义利观探本》）

麻脸铁匠

彬彬

城东头的一片竹林里，有个茅棚，里面立着一个铁匠炉。麻脸铁匠五短身村，结实得像个石子。因得过天花，落下一脸麻子，加上常年的烟熏火燎，大家反忘了他的名姓，就只叫他麻脸铁匠。

麻脸从哪里来的，人们都不如道，只知道他最擅长的活计是打钉，准确地说是打棺材钉。他打的棺材钉形如耙齿，长而锋利，带着倒口剌，钉进去便再也拔不出来。每颗棺材钉，他都能錾上一个寿字。

铁匠无妻无子，家里挂满了打好的棺材钉，看着有些恐怖。他脾气也怪，自从1937年以后，他从不给别人打犁、锄、菜刀这些寻常铁器，因此村里除了老了人口去他那买几颗棺材钉，平时大家很少去他那里，他也乐得自在。

山村的黄昏格外热闹，除了麻脸铁匠，夕阳下大家都爱聚在乌桕树下乘凉聊天，还是和往常一样，鸭子李最先打开话匣子：“不知道造的什么孽，和那麻脸做邻居，天天晚上敲打个不停，能有多少人死、哪里要那么多棺村钉？”鸭子李这么一说，大家也跟着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列举麻脸铁匠最近的诡异之处。

人群里，只有诸葛半没说话。他是牛贩子，常去城里，见多识广。见他不讲话，大家都觉得心痒痒。想鼓捣他说说，诸葛半微微一笑：“你们不知道麻脸的精明，小日本都打到府城了，说不定哈时侯到咱这儿，到时候怕是这些棺材钉都不够用的……”他这么一说，村里人既觉得茅塞顿开，又觉得悚然，对麻脸铁匠这种发国难财的人又气又恨。但大家也没证据，只能作罢。

“麻险，帮我打个镰刀吧，等着用。”王大旺急得屁股冒烟，硬着头皮央求。铁匠正往墙上挂棺材钉，说：“不打，没铁”王大旺顿时火冒三丈：“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你一个轶匠，不打点儿大刀片、矛子头，天天打棺材钉，留给你自己用怎的？”麻脸只自顾自地干活，并不理会。王大旺越说越气，扭头就走了。

1942年初秋的一个早晨，村子里突然鸡飞狗跳，保长挨家挨户地叫人起来，到乌柏树下集合。大家看到，一队穿着呢子大衣的鬼子也在树下，他们还押着一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是王大旺。

太君是为保护大家来的，他却带人去谋害皇军，还死不改悔……”翻译官大声吼着。砰砰两枪，乌桕树也震颤两下，落下许多血红的叶子……

王大旺的棺材停在祠堂里。他儿子说，他离家前曾留下遗言，不打走鬼子，不下葬，不许用麻脸的棺材钉……

这以后，村子里的人不光恨日本鬼子，也恨起了麻脸铁匠，但鬼子住在府城里，太远了，所以他们打算先对付麻脸铁匠。为了这，村里人常去请教诸葛半，在他的精心谋划下，铁匠铺周围的竹林被砍光了，成了村里的放猪场；溪流被堵上，改道了；铁匠家田里的庄稼和屋后的果树，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毁坏。

没过多久，大家发现麻脸走了，听说是推着架子车，在黄昏时候走的。

铁匠一走，村子里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像给王大旺报了仇一样。但是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没了麻脸铁匠，村子空虚了不少，都有些无所事事，连聊天也没那么精彩了。

半月后一个冬夜，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村里的宁静——是诸葛半的声音。大家纷纷跑到诸葛半家中，只见诸葛半直挺挺躺在床上，双眼像铃铛一样瞪着，手里拿着两个带血的棺材钉，钉上赫然錾着“寿”字。

诸葛半老婆说：“今年早上他去城里贩牛，回来就这样了。”

“肯定是麻脸，他躲在村子周围害咱们。”鸭子李急吼吼地说。

一层恐怖的阴影弥漫开来，仿佛麻脸就在窗外窥伺一样，好一会儿，诸葛半缓过气来。

“今天我贩牛回来，路过十丈坡，看见铁道铆钉被拔了，鬼子的一辆运兵车翻了，死了不少鬼子。那坡下面插满了棺村钉……”说着，诸葛半老泪纵横起来。

这以后，村里人四处找过麻脸，可再也没找到。有人说他参了军，也有人说他为了不连累村子，远走他乡了，但到底没了音信。后来，大家将铁匠铺周围的竹子又种起来，小溪也重新疏通了，铺子前后的果园、农田也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抗战胜利之后，诸葛半拿出捡回来的那两颗带血的棺材钉，钉在了王大旺的棺材上，全村老少尽着丧服，将王大旺葬在了铁匠铺后面的竹园里。那里，有麻脸铁匠的衣冠冢。

（选自《小说月刊》2016年第5期）

材料一:

近期，都市情感剧《都挺好》的热播引发了全民大讨论。究其原因，也许与这部“现象级”电视剧的创作者将人物塑造回归于人本理念核心，将情节构筑扎根于现实主义基础的创作手法不无关系。

在人物塑造方面，《都挺好》以符合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和情感转变为戏剧主干，而非以机械性的情节冲突推动故事。在愚昧强势的母亲去世后，除了不得不应付自私虚伪的父亲、愚孝无能的大哥、刻薄暴力的二哥折腾出的“一地鸡毛”，女主角苏明玉还要在情感纠葛、职场纷争间疲于奔命。然而，即便心负童年的阴影羁绊、即使也曾迷惘和失落，苏明玉依旧选择了独立自强、直面困境，在混沌的伦理困局中坚守光明。

而剧情矛盾点的设计上，《都挺好》始终在通过人物引发矛盾的同时，力图以现实主义的主基调将影视剧外的百态人生和社会热点巧妙地刻画交织于光影冲突之中，从而勾勒出具备真实的时代轮廓和讨论空间的艺术场域。实际上，无论是电视剧、电影还是小说或戏剧，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虚构故事背后，那些真正引发观众悲欢共鸣的泪点和笑点，往往是值得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警醒和反思的情感纽带所在和人性矛盾关隘。

在融媒体时代，将时代艺术之光与主流风尚相结合，创作出令青年受众同样喜爱的文化趣味，全面洞悉新时代的社会现实，仅仅是《都挺好》还远远不够。任何一部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中，精湛的拍摄技巧和跌宕的情节设计固然重要，然而饱满的情感表达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更不可或缺。

（选自《光明日报》2019-04-03，有删改）

材料二：

原生家庭是一个人最初认知和感受的世界，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你对世界的认知可能就是什么样的。《都挺好》进入了对原生家庭的深入剖析。不少女性观众对苏明玉这个角色有强烈的情感共鸣，有些男性观众也从苏明哲、苏明成的性格悲剧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像苏家这样的原生家庭其实并不鲜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摆脱原生家庭可能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

苏明玉为我们做的一个极好示范是——赶紧断奶，尽快实现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只有这样，才能早日从原生家庭解脱出来。但经济独立了，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割裂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事实上，我们难以与原生家庭割裂——物质上的割裂可能还更容易，精神上的割裂更困难。

（选自《澎湃新闻》2019-03-04，有删改）

材料三:

跳出电视剧集的本体而论，《都挺好》在此时出现并收获不少好评的意义，或许还在于：它印证着艺术创作审美及其背后折射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曾几何时，家庭题材剧集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强调统一与和谐，强调父母对子女、个人对家庭的付出，乃至不和睦、不融洽的元素往往在创作中被定义为负面、消极的剧情动因，是最终必须要被消解掉的。而在《都挺好》的叙述中，我们却发现，家庭问题中那些不和谐的音符可能是中性的、可能是有情可原的，并且可能是更符合客观存在的。家庭题材剧的主旨内核在《都挺好》中开始有从“整体利益”向“个体感受”松动的倾向，这也是一种创作进步的象征，它意味着，新生代的创作者与观看者都逐渐看清、接受并重视“独立个体”的意义。而当每一个独立个体的需求能被看到且能被尊重时，“家庭”的意义也许将会更立体、更丰富、更现代。

此外，通过观众评论《都挺好》时发出的“求编剧不要强行给大团圆结局”的呼吁，我们也能捕捉到大众对于家庭题材类电视剧欣赏观念转变的信号。近年来国产家庭剧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虽然电视剧集作为大众娱乐产品的属性并未改变，但大环境的观赏水准和评价体系与过往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在家庭剧普遍性花团锦簇的大团圆结局中，开始有观众期待有更多留白、有更多其他不同的剧集收束方式。这是观众审美观念的成熟，亦是对创作的鞭策与挑战。

（选自《北京日报》2019-03-15，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