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在历史上，历代都有杰出的思想家从不同方面对中华文化积累作出自己的贡献，如积土为山，汇河成海。在中华文化史上，不同时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各个时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一种没有创造力的文化，就是没有生命力的躯体。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否保存，能否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历史证明，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怎样丰富，后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这是北非、西亚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的当代命运告诉我们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气不仅来自传统的辉煌，而且更有赖于现实的灿烂。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

家国情怀已经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练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知识分子素来强调“内圣外王”的治世理念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自觉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家国情怀是滋养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必然素质。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回应所处时代最宏大最重要的问题，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我价值。这就需要深厚的家国情怀为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人类历史的实践也证明，那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璀璨印记和光辉形象的知识分子，无不胸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甚至是为了家国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座广为传颂的精神丰碑。因此，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深邃渊博的学识素养、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更加需要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

家国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精神的内在要求。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具有新的内涵。毋庸置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精神追求的差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知识分子是现代职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逐渐内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时代课题的转换也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注入了新的价值元素。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应单纯追求个人利益，不应置社会影响于不顾，而应该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

家国情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厚精神养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发挥建设性作用。钱学森、邓稼先，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事迹已经表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发扬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时代精神。支撑起这种精神气质的强大动力在于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使得知识分子始终与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相向而行。家国情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涵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知识分分子有责任拒绝精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有义务为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学术繁荣贡献力量，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

（选自《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有删减）

①从我国绘画史上看，历唐以后，从五代至宋，元，山水画高度发展，画论也相应地开始触及山水画的特殊艺术境界问题。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山水树石”一节中，曾有关于“意”的说法，但没有涉及意与象的关系问题。宋代是山水画的成熟时期，山水画理论也日趋形成。杰出的山水画家郭熙，在山水画的创作和鉴赏中，开始具体地阐发了“意”这一概念，并说“境界已熟，心乎以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可以看出郭熙已经接触到山水画意境范畴的问题。元代山水画，在主观意兴表达方面，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但在画论中都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意境”的概念。至明代笪有光，才在其所撰的《画筌》中，第一次使用了“意境”一词。他不仅发展了荆浩的“真景”说而提出“实境”、“真境”、“神境”论，而且还对郭熙所触及到的“意”与“境”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有了进一步发挥，已经论述到山水画“境”范畴的一些问题。可以说，山水画意境说，是从笪有光开始正式提出的。以后明、清两代画论中，对意境范畴中的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阐发，构成了我国古典山水画论中的意境理论。

②在山水画的具体创作时营造什么样的意境，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精心地构思、立意，做到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才能有的放矢。构思是指作者孕育作品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它是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步，其主要任务是将生活素材在头脑里加工成全新的完整的艺术形象，它包括立意、选材、确定表现形式等，其核心内容是立意为象，即确定作品表现的主题，而主题内容各式各样，有的简古，有的奇幻，有的秀美，有的苍老，有的淋漓，有的雄厚，有的情逸，有的余味……不论何种意境的营造都需经历一个以情观景、触景生情、寄情于景，最后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奇妙境界的过程。当然要想达到最高境界，除了作者必须具备的绘画技巧外，还要有一定的先天禀赋和“功夫在诗外”的修炼和积累。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提高构思，立意能力的根本途径。

③纵观历代名作，留白成了创建意境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山水画在意境层面上的另一个升华。创造画之意境的手法有很多，运用这些手法是为了加强空间境想的感染力。留白就是造成这种感染力的手段之一，它留给观者再创造的空间。宋代的扇画中空白几乎占了画面的一半以上。如《秋林水鸟》《岩关古寺》，前者画的水畔一角，既没画水，也没有交待对崖，作者画的是山岫一隅，既没有画远山，也没画云雾，但使观画者并不感到缺少什么，反而能产生远远超出画面的联想，画是空间艺术，在动态和静态的描绘中多以动中求静，静中求动，一直在生着，动着，在谐和而有规律的状态中活动着，使画面产生美学上的价值和观赏性。留白成了山水画的一种特殊语言，山水画在平远、深远、高远的空间建构中，不自觉的使留白成了创设趣味和意境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