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惠方：倾其所有为苍生

陈曦 郭晶 罗国金

“一个人不能选择历史，但可以选择自己的追求！”这是百岁老人叶惠方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对她人生经历的高度概括。

叶惠方求学正值战火纷飞的年代，她耗时12年，辗转6个省，跋涉几万里，历尽艰辛，没有落下求学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终于拿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证书。

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叶惠方的叔叔几经周折找到她，准备带她去台湾。没有一丝犹豫，叶惠方坚定地表示：“我要留下来报效祖国！”随后，叶惠方师从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毕生致力于新中国妇产科事业。1954年，叶惠方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的前身——军委直属机关医院支援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40岁时，叶惠方就被誉为妇产科的“一把刀”，在国内首次推行“无痛分娩法”，率先实行“产科休养室主任负责制”，推行一切为病人的“无声运动”，建立“产前门诊分段预约制”，使妇产科的医、教、研一步步走向正规。之后，为了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叶惠方注重培养青年人才，为更多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搭建平台，自己则从事妇女保健工作的研究。她带领攻关小组耗时6年，在全国率先研究“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病的防治”并取得突破性进展，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对叶惠方来说，患者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一视同仁、精心治疗。一次，一名怀孕4个月的孕妇转氨酶升高。当时，多数医生建议中止妊娠，否则将严重危害孕妇的肝脏；如果继续妊娠，需服保肝药，又会影响胎儿。孕妇几近绝望之时，慕名找到了叶惠方。叶惠万对所有检查结果一一分析后认为，孕妇的转氨酶高不是肝炎造成的，建议她保住孩子，定时随诊。不出所料，这名孕妇后来转氨酶一直停留在一个稳定的基数上，几个月后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

在叶惠方眼里，为了治病救人，荣誉和地位皆可抛弃。上世纪60年代，国内妇产医学界认为，患有心脏病的人禁忌剖宫产，否则，患者会死在手术台上，而叶惠方却在1964年打破了这一禁忌。当时内分泌科收治了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产妇，危在旦夕。为了挽救产妇和胎儿的生命，叶惠方决定铤而走险。手术台上，胆大心细的叶惠方终于带着产妇成功闯过“鬼门关”。

1992年，我国开始实行专家门诊制度。作为全国知名专家，叶惠方却坚持看普通门诊。“怕麻烦，不想去办手续。”其实，了解她的人知道，她是想为患者省点钱。

叶惠方不仅时刻想着为患者省钱，甚至有时侯为患者贴钱。1999年春天，已是八旬高龄的叶惠方，接诊了一位从外地农村赶来的患有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小患者。小患者家贫无钱治疗。虽然小患者是假肛，大便失禁，可叶惠方却毫无怨言，将这一家三口带到自己的家，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一年后，小患者进行第二期手术，全家三口再次住进叶惠方的家，直到小患者痊愈。

回顾叶惠方的百年人生，奉献始终是她一以贯之的人生追求：云南地震，她捐钱；内蒙古雪灾，她捐钱；山东旱灾，她捐钱。钱捐完了，她就翻箱倒拒，有什么就捐什么。实在找不到适合捐赠的东西，她就捐自己的被子、大衣……

2000年，84岁高龄的她乘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到广州，将时值数百万元的祖宅捐给家乡中学。几十年如一日，她坚持为“希望工程”捐款，捐款的次数太多，以至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捐了多少。

2000年，叶惠方脱下了白大褂，放下了听诊嚣。“我年纪大了，看病慢，怕耽搁病人。”一句最简单的解释，背后却是对病人最大的负责。

（：新华社。有删改）

叶惠方，1917年出生，广东台山人，194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曾任北京协和医院主治医师。1954年6月调入解放军总医院，任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院专家组成员，是解放军总医院建院首批12名技术骨干之一。几十年来，她带领团队将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发展成为国内先进、军队领先的一流学科。

中国真正的“贵族”——李佩

从玉华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中关村科源社区的“特楼”曾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如今，居住的已多是外来打工者。破败不堪的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四处堆放着杂物。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1956年，郭永怀、李佩夫妇应钱学森之邀，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为及时汇报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研究的重要线索，在从兰州回北京途中遭遇飞机失事。被发现时，郭永怀和警卫员的尸体紧紧抱在一起，在他们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得知噩耗的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尔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时，李佩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专家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就是李佩博士英语班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也是模仿先生的样子，始终站着。李佩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马石庄说，自己选择当老师，就是受了李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马石庄感慨，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是人格的完善。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国家授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李佩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夏日午后，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她反对大学扩招，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反对“北大要把三分之一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她主张教育“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黄祖洽、资中筠、厉以宁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如今，李佩先生逐渐老了，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选自《一日看尽长安花》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