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25分）
下笔不觉师造化
黄宾虹一生绘画艺术的大进展，多发生在他隐居的时期。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无需应酬杂务的宁静生活可以让他深思内省，促使画作和自然风景、隐居生活进一步契合。池阳湖画风之变是一次突变，源自他对江湖水光天色的写生，也来自他蓄积已久的思考，还来自苦涩现实对他心灵的影响。其弟子王伯敏多年后还难忘他老师的教诲：“读书的人，要甘于寂寞。寂寞能安定，定则心静，静则心清，清则心明，明则明白一切事理。作画，墨是黑的，只要眼明心清，便能悟出知白守黑的道理，画便猛进。”
1929年的一件盛事是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南北国画家都参加。此时在上海美专任教的黄宾虹参加了展出工作，并发表了评介文章《美展国画谈》。文章提倡士大夫的逸品画格，以为不必求悦于人，人不知而不愠，才是真画者；还以为当时沪上流行的一种是细谨、工于涂泽的媚人习气，另一种是自矜才气、沦于放诞的欺人画风，以浮滑为潇洒、以轻软为秀润，真画者反不合时宜。他希望画者能坚持避俗趋雅的操守，力求华滋浑厚的画风，不要因一时俗世弃取而改变。
黄宾虹一向以为书画同源，所以称作画为“写画”。他以为上古时代书画不分，如伏羲画八卦，仓颉造字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象形，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已有横线、纵线、弧线等线条形式；汉以后虽分书画，但仍是道归于一，三代以上笔法可从甲骨、古玉、铜器中求之。他在1929年编辑的《滨虹草堂古印谱》里曾谈到古印上的籀篆文字：点画的肥瘦方圆奇正各不同，有助于绘画笔法；而结构的疏密、参差离合、抑扬顿挫、回环往复，更可见章法布置之妙。所以，他作画时要置备金石拓本在案头。他由古玺印这种上古金石实物、临近原始的艺术形式中悟出笔法要旨，认识到书法、文字、金石、绘画都是同一，即于自然山水，从而找到回归造化之路。
黄宾虹常提到古代书法家从观察自然中有所领悟，如在雨后看车行泥沼，车轮在泥中转动犹如笔被纸墨所滞却仍圆转，不疾不徐、不粘不脱，由此笔法大进。他也常以自然山水之理来诠释自己的笔法，如“平”就是如风吹水动、一波三折；“圆”如行云流水、宛转自如，而石有棱角、树有桠杈，则是圆中有方；“变”则如石有阴阳向背、树有交互参差，山有起伏显晦、水有缓急动静。1922年他在给友人陈柱尊的信里说到，自己是以山水作字，而以字来作画。可见，他已将山水自然之理、《说文》六书之法、书法、画法相互打通。
现代画家以画为道抑或以画为艺，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的对比，在黄宾虹和张大千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张大千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黄宾虹一生平静淡泊。张大千1925年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26岁就扬名南北，后又去北平办画展，被称为“南张北溥”，可谓名满天下；而黄宾虹虽较早就有“南黄北齐”之称，但他直至1943年才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这时他已经80岁了。黄宾虹自来沪上就以鉴赏、鉴别真伪著称；而张大千仿作的石涛画，甚至瞒过了当时的大行家罗振玉、黄宾虹及其老师曾髯，可谓出神入化。还有对画与钱的关系，黄宾虹一生力避卖画，多以画赠友人知己，虽有润笔，与他的名气相比也很低，他一直严守传统士大夫不言阿堵的精神，过着清寂的学人生活；而张大千却有着对金钱的开通看法和潇洒追求，有过极高的润格，也卖商品画，出手阔绰。不同的人生态度最终体现在他们的画中，黄宾虹的画是典型的恪守传统的雅正的士夫画，张大千的画则有趋向民间、时尚的意趣。两人都是一代宗师，只是在境界上和被认可的领域不同而已。
（摘自吴晶《画之大者——黄宾虹传》）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针对当时沪上流行的细谨、涂泽的媚人习气和自矜才气、沦于放诞的欺人画风，黄宾虹推崇细腻、轻软的逸品画格，倡导做“真画者”。

B．由于我国书法、文字、金石、绘画同源异流，道归于一，要研究中国书法、绘画的笔法意蕴，就只能从上古时期的甲骨、古玉、铜器入手。

C．书画家常能从观察自然中领悟到艺术的真谛，如由雨后看车行泥沼悟得笔法的疾徐粘脱，由石的阴阳向背、树的交互参差悟出笔法的变化。

D．张大千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模仿的水平也极为高超，以至于他所仿作的石涛画，甚至瞒过了当时的书画大行家罗振玉等人。

 
E．本文通过记述黄宾虹博采众长、学习绘画的艰苦历程，描写了他在中国绘画艺术上的理论创见与突出成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位艺术家的感人形象。
（2）黄宾虹一生绘画艺术的大进展，多发生在他的隐居时期。这是什么原因？请简要分析。（6分）
（3）黄宾虹作画时为什么要把金石拓本摆在案头？请简要分析。（6分）
（4）尽管黄宾虹和张大千都是一代宗师，但二人的人生态度、对金钱的看法以及艺道旨趣却大相径庭。相较之下，你更赞成谁？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名士的背影——汪曾祺其人其文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贡，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时还兼具一点儿诗人气质。而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一位多才多艺、带有名士色彩的人。这位兴趣广泛、才华横溢的父亲还很随和，从不像古板的八股先生那样教育孩子，而是将他当朋友看待，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时给儿子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给儿子点上火。汪曾祺初恋时写情书，他竟然在一边出谋划策。这种宽松和谐而又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成长环境，深刻地影响了汪曾祺的个性。可以说，汪曾祺身上那种富有才情、天真散漫的气质，早在童年时期便已打下深深的烙印了。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最为景仰的三位老师中，闻一多是最可称名士的。他走进教室，便点燃烟斗，有时抽卷烟，就问学生：“你们谁抽？”于是讲台上下老师和学生一起喷云吐雾，汪曾祺自然也在其中。另外一位老师沈从文，汪曾祺曾评价他说：“沈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非常容易动情，非常容易受感动。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闻一多对汪曾祺名士气质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外在；沈从文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内在，他后来的为人、为文，都能看到乃师沈从文淡泊、从容、温情的影子。
有的名士是锋芒毕露的，刚硬而决绝，像一支剑、一团火，比如嵇康。而有的名士则是刚柔并济的，温润而坚毅，像一杯酒、一块玉，比如陶渊明。汪曾祺的名士范儿，离后者更近点儿。说“近点儿”，是因为他和陶渊明还略有不同。陶渊明是徘徊在出世入世之间的，而汪曾祺则完完全全是入世的。入世和名士放在一块，好像有点儿不和谐，但汪曾祺恰恰就是一个入世的名士。他入世，但不佞世。汪曾祺自己说：“我追求的是和谐”。此和谐不是政治术语，而是一种生活情调，一种人生境界。
汪曾祺追求和谐的这种“另类名士”气质，同他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人格构成有很大关系。他坦言：“我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何为儒家的人情？当然就是浓厚的现世关怀情结。但儒家的现世关怀，和与自然的和谐是分不开的，二者融合在一起，便是一种“诗性人格”。汪曾祺又极为讲原则，儒家思想中士的坚守、自重，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从不肯利用朋友为自己谋取方便。作为一名作家，他的这种坚守更体现在对文学标准始终不渝的独立见解上。
仅仅是儒家，还不足以成就他的人生境界，也不足以玉成他小说、散文创作的田园风格。再诗性的人格，只要“爱人”、“入世”，便不得不有所追求——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而有所追求，便容易为得失挂怀，陷入烦恼困顿中。汪曾祺一生淡泊名利、潇洒从容，尤其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始终以从容、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煎熬和折磨，这与道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不论何种境地，汪曾祺都能保持一颗平静、旷达的心，并积极去创造诗意、优美的文学与人生。
可叹的是，汪曾祺这位名士，大半生都活在一个“去名士化”的土壤里。他的可贵在此，他的落寞也在此。读汪曾祺的文章，经常会感到时代背景的淡化，或者向已经消逝的过往的偏向。汪曾祺自己也承认：“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时代。”这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怀旧情结来解释。汪曾祺的散文里，有好大一部分是写饮食的，时代背景的淡化也好，消逝的过往也好，就散文来说，没有比写饮食更适合的题材了。
更难得的是，汪曾祺的饮食散文里往往又蕴含着丰富的风俗人文、历史考据，名士的情趣与文人的素养二美得兼，一时并见。若问，名士和美食家有必然联系吗？如果一概而论，并非如此；可是要说汪曾祺，那二者的联系确确实实是必然的。如果没有美食家的这层角色，汪曾祺的名士气质就失色不少；如果没有这种名士范儿呢，那汪曾祺也就只不过是个过得去的美食家而已。
屈指一算，汪曾祺离我们而去已经16个年头了。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个“老头儿”，他的书一印再印，尤其以饮食散文最受欢迎。相信很多人像笔者一样，把汪曾祺视为自己最喜爱的当代作家。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还会如此喜爱他的文吗？当我们推崇什么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我们缺乏什么的时候。当今并不缺乏作家，甚至也不缺乏美食家，可是汪曾祺走后，我们放眼四望，却难得再觅一位如此率真、潇洒、从容而又有才情的名士了。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汪曾祺一生经历的大事可谓多矣，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其作品具有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特点，使读者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
②汪曾祺的的文字才真是有韵味，比他的老师沈从文更白、更现代、更畅达。他的白话之白，是有着真正文字的贵气。汪先生文字的贵气渊源有自，因他是传统文化的薪火传人，在文脉上是没有断过气的。（何立伟评汪曾祺）
③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评汪曾祺）
【小题1】下列对材料和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闻一多对汪曾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外在的；而沈从文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这份蔼然仁者之心则在内在上使汪曾祺的文风表现出淡泊、从容、温情。

B．嵇康是锋芒毕露、刚毅而决绝的名士，如一支剑、一团火；陶渊明则是温润如一块玉、一杯酒，刚柔并济。而汪曾祺则是出于二者的中间状态，是一种另类的名士。

C．汪曾祺写饮食的散文中，都没有时代背景的出现，都是在偏向已经消逝的过往。这仅仅是为了表达一种怀旧情绪。如《端午的鸡蛋》就表达出对儿时生活的怀念以及对故乡的热爱之情。

D．汪曾祺一生经历了诸多大事，但仍能保持一颗平静、旷达的心，这得益于他深受道家影响，能积极去创造诗意优美的文学，使作品仍能保持一种文雅气。

E．当我们推崇什么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我们缺乏什么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在怀念汪曾祺，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这样率真从容的名士了。

【小题2】汪曾祺身上“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人格表现在哪些地方？
【小题3】汪曾祺名士范儿的养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小题4】汪曾祺的作品有着怎样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如何形成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钱穆：凤鸣高岗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试题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著书乱世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他们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好友陈梦家的鼓励和一再要求下,钱穆答应撰写一本通史。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国史大纲》。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曾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任教燕园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当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可惜未能成行。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文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召开会议讨论，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命名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传统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钱穆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写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见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第二个人，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  
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集大成者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认为自己还有些基础，不料听了钱穆几节课下来，不禁怅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世人尝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
相关链接：
①如果只看钱穆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新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②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在西南联大时，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地去钱穆宿舍问学，钱穆一一耐心作答，没有丝毫厌倦的神态。他告诉学生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选自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

A．钱穆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曾向当时的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建议，更改学校大楼的名字，他为燕京大学命名的“未名湖”，后来成为了北大的名胜。

B．作为一名“传统人物”，对于菲薄传统风气的深沉忧虑，遍见于钱先生的著书中。

C．钱穆要求自己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反对让人惊心动魄的求新求变。

D．除了勤奋苦学的态度之外，龚鹏程认为，钱穆的天分也不容忽视，这一点从他为《公孙龙子》作注就能看出来。

【小题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开篇写钱伟长，体现了钱穆对他的影响与熏陶，侧面衬托了钱穆的学问深厚，引出下文对传主钱穆的正面叙写。

B．钱穆的学生严耕望认为老师在抗战时期弘扬民族精神，是知识分子的典范，其他的史学家都比不上他。

C．与主流学派不能保持和而不同的态度，严厉批评新风气，劝人多读中国书，做中国人，即是他身上一大争议所在。

D．“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钱穆在告别杏坛时所说的这句话，流露出了钱穆对梁启超的高度肯定，也表达了自己对新风气的态度。

E. 钱穆先生不仅根底深厚，著作宏富，而且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近六十年来在中国史坛几乎无人可与之并论。
【小题3】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相关链接信息第二则中，钱穆将其化用为“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请结合文章相关内容，阐释钱穆这句话的含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金庸式幽默：潇洒从容的生存智慧
韩桂春
金庸有金庸式的幽默，他平时不动声色的谈吐往往会令人忍俊不禁。金庸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曾有人问他：“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闻者无不绝倒。
“一把菜刀”的比喻
有人曾倡议道：“电视和武侠小说中有很多打斗场面，会给儿童和分辨能力低的成人带来不良的影响，应该限制。”对此，金庸的看法如下：“以前有人攻击武侠小说，认为小孩看了会模仿，也上山学道去了。我想这个责任是不应该由武侠小说来负的。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我写小说时，只想到小说的读者，在小说中描述的事在电视中不一定可以演，因为看小说的人至少有阅读的能力，受过一定的教育。如果电视对观众有坏影响，应该由电视负责。因为电视编剧应该考虑到观众中有一部分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打斗该适可而止。”
女儿出嫁没办法
1959年，金庸创立了自己的报纸，是谓《明报》。《明报》创办时，资本仅10万元港币，到《明报》1991年股票上市时，其市值已达8．7亿，金庸独占六成。1992年，金庸开始卖出《明报》的股份。
一次采访金庸时，记者问道：“听说，你把报业看作自己的儿女，现在你把它们卖了，这是不是等于卖了自己的儿女呢？”这个两难问题，无论回答是与不是，都是极不妥当的。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金庸从容道：“不是卖儿女，是女儿出嫁了；女儿要出嫁，这是没办法的事。”
幸亏是名誉教授
一次，金庸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就对同学们说：“我刚从绍兴过来。在绍兴的兰亭，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这可不行，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写字的地方，我怎么能写？而他们不干，非要我写。于是我就写了一行‘班门弄斧，兰亭挥毫’。今天，北大又让我在此讲学，又是一种怎敢当的心情，于是我又写了一行‘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我是搞新闻出身的，做新闻是杂家，跟专攻一学的教授不同，如果让我做正式教授的话，那是完全没有资格的，幸亏我当的是你们的名誉教授。”
谦谦君子语亦谦
王朔在1999年发表的《我看金庸》一文是对金庸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的文章，但金庸对此没有拍案而起，也没有反唇相讥，只是心平气和地说：“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四大俗’（王朔文中对金庸等人的评语）之称，闻之深感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了。我与王朔先生从未见过面，将来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认识。”
不指责对方的言过其实，反承认自己才力有限；不责怪对方用语刻薄，反称赞对方“笔下留情”，且希望与对方交朋友。在这里，时年75岁的金庸不仅做到了以诚待人，也做到了以礼待人，更做到了以心暖人。王朔闻听此言大受感动，坦言：“比起金庸来，的确让我惭愧。”
相关链接
（1）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称得上中国现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就在于它们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简而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展现社会时代风貌方面有鲜明特色，它们在创作技法上独树一帜，具有范式意义。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狭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百度百科）
（2）金庸小说以武侠小说的幻影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中华文本库《论金庸武侠小说艺术特征》）
（3）金庸的作品和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相连。他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了小说，提高了小说的品味，同时和我们所有的读者，我们华人文化圈里的读者，在深层次上有了一种心理的共鸣。（陈洪《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金庸喜欢驾跑车，有时也喜欢超车，比如在拥挤的闹市区，电车往来的地方，他就一定超车，他自己说：“逢电车，必超车。”

B．金庸认为武侠电视对观众可能有坏的影响，电视编剧应该考虑到观众中有一部分人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打斗场面应该适可而止。

C．金庸应邀到北大讲学，因为担心没有资格立足这个教授云集的学府，就写下“草堂赋诗，北大讲学”，并以“名誉”冠于“教授”前。

D．王朔曾猛烈攻击金庸，但金庸不以为意，不仅不责怪对方，反称赞对方“笔下留情”，做到了以诚待人、以礼待人、以心暖人。

E．金庸的小说高品位地融入了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是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和我们所有的读者，在深层次上有心理的共鸣。
（2）金庸式幽默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3）作为记人叙事类作品，本文有什么特点？请简要回答。
（4）有人评价金庸“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代名家”，你是否同意？请结合材料及你的阅读经验，说明理由。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黄侃先生二三事
①中国文人似有放诞的传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放诞与其说是真性情的流露，不如说是专制制度下无奈的装疯卖傻。就群体而论，文人放诞怪癖的行为，既能见自由之态又能显率性之真，恐怕也只有晚清和民国间的读书人了。如章太炎将袁世凯所授大勋章贬做扇坠，辜鸿铭大辫长袍徜徉北大校园，逻辑学家金岳霖与鸡共餐……黄侃也堪列其中。
②黄侃为章太炎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昧，后人有“章黄之学”的美誉；其禀性一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故时人有“章疯”、“黄疯”之说。
③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当时，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指追悼皇帝的仪式）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④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腐败，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
⑤黄侃不仅有革命之壮行，亦多名士之趣行，一次，他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⑥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节、道歉才算了事。在中央大学教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是包车。唯有黄侃进出学校，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并用一块青布包裹几本常读之书。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以防滑践泥，课后晴天，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又夹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后来托名流相劝，均无效果。
⑦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黄侃治学非常严谨，对待著述十分谨慎、认真。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
⑧以学术“新”、“旧”论，黄侃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学人可谓泾渭分明，但在内在精神方面，他们对学术独立、自由精神的追求、甚至革命行动的激烈等，恐怕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吧。
（根据刘作忠《国学大师黄侃的妙文趣事》改写）
（小题1）文章是从哪几个方面叙写黄侃的？请各举一例。
（小题2）按照第⑦段中的黄侃的说法，中国学问有什么特点，应当采取怎样的治学态度，应当做出怎样的贡献？（用自己的话回答）
（小题3）作者这样叙写黄侃的写作意图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