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并创作着

于 溪

世间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临诸多的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诸多的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你只要再多想一步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命运？要是没有了恶劣与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又将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么样呢？怕是连人间的剧目都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看来差别永远要有，看来苦难只好接受，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重读《我与地坛》，再次感慨史铁生的人生。其创作境界也非一般作家能及，如果不瘫痪的话，人高马大的他也许不会从事写作。他十五年间一次一次来到北京地坛公园，思考着哈姆莱特的问题：是死还是活？终于有一天，荒芜的地坛成了他生命的祭坛，他写出了这篇让人震撼不已的名作。

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生命里都有一份刻骨铭心的痛。疾病疼痛是人的生理反应，它让人保持一种与世界对峙的状态，从而更清醒更理性地审视自身存在，而文艺创作往往就是病中吟，天才灵感的产生需要这样的契机。

面对宫刑摧残与污辱，司马迁想到了死亡，但非人能忍受的痛又让他坚定信念，决定隐忍苟且地活着。心头如烈火在燃烧如利刃在杀戮，他在极度的愤怒与悲怆中完成了传世之作《史记》。这部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旷世奇书，描述的是历史大千，烛照的是世道人心，自身的痛苦增加了司马迁的压抑与反抗，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还有博大的同情心、强有力的讽刺、压抑的情感洪流、史诗般的锐利笔锋，这一切同时出现在司马迁笔下。这部光辉的巨著让他饱受疼痛的灵魂得到不朽。

许多文艺奇才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痛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他4岁时，一场麻疹和强直性昏厥症已使他快入棺材。7岁患上严重肺炎，不得不大量放血治疗。46岁牙床突然长满脓疮，只好拔掉几乎所有牙齿。牙病刚愈，又染上可怕的眼疾，幼小的儿子成了他的“拐杖”。50岁后，关节炎、肠道炎等多种疾病吞噬着他的肌体。后来声带也坏了，靠儿子按口型翻译他的思想。他仅活到57岁，就口吐鲜血而亡。但上帝似乎觉得给他的痛苦还不够深重，还给他的生活设置了各种障碍和漩涡。他长期囚禁自己，每天练琴10至12小时。13岁起，他就周游各地过着流浪生活。他一生和5个女人有过感情纠葛，其中一位是拿破仑的遗孀。但都没有结果，仿佛痛苦才是他的情人，她把他拥抱得那么热烈和悲壮。

3岁学琴的帕格尼尼，12岁举办音乐会并一举成名。之后他的琴声遍及法、意、奥、德、英、捷等国。他不但用独特的指法和充满魔力的旋律征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而且发展了指挥艺术，创作出《二十四首随想曲》《女巫之舞》和6部小提琴协奏曲及许多吉他演奏曲。欧洲当时的所有文学艺术大师如大仲马、巴尔扎克、肖邦、司汤达等都听过他的演奏并为之激动。李斯特甚至大喊：“天啊，在这四根琴弦中包含着多少苦难、痛苦和受到残害的生灵啊！”

是苦难成就了天才，还是天才特别热爱苦难？这让我想起了病蚌成珠的故事。一只河蚌里掉进一粒沙子，蚌感到不适，还有些疼痛，就不停地分泌物质包裹沙子，一年又一年，多年以后，原来那不适、疼痛的地方，就出现了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西伯被拘禁而演《周易》，孔子流亡而作《春秋》，屈原被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却著《国语》；博尔赫斯因为眼瞎而洞若观火，看到了时间与生活缝隙间生命的无奈；诗人拜伦腿部残疾，却登上了一个健全人都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峰。

痛，除了让肉体处于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之外，也时刻警醒着我们的灵魂，将创新的意识照亮，放射出一道道光芒，不朽之作常常就在这样的际遇中横空出世。

(有删改)

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崇德观念发端较早，可追溯至史前神话时期。不过，较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与思想则是在西周以后产生的。在《周书》《诗经》等相关典籍中，“德”字频频显见。探究分析可知，重德思想在周代的政治、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中均有体现，成为统治阶层高度认可的政治管理理念。春秋战国以来，经过孔孟及其后学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德”之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有道君子的人格特质，“崇徳立本”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从两汉至近代，崇徳、重德思想更是成为经济、人才、教育等诸多领城的重要价值理念。历史事实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德智慧是经久不衰、熠熠生辉的。

在中华传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採讨是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展开的。古圣先贤对于“德”观念的认识与深讨经过了由“行”到“性”、由“外”至“内”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人道、人德处于不断的升格过程中，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之主体性、能动性、实践理性的不断觉醒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先哲认为人之“仁与义”之德足能与天道之“阴与阳”、地道之“柔与刚”并列而论，但人之所为在于仿照天之“健”而“自不息”、效法地之“坤”而“厚德载物”，在于“与天地合其德”。在中国先贤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人与天地“合德”的根本目的在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即通过尽己之性、成己之德而助天道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并不是无限扩张人欲而征服自然。

先哲之所以强调人要不断提高自我、发展自我，就是因为深信天、人之间是可以通过德”来沟通的。这是盂子所讲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也是张载所讲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其间虽有“敬德”“仁德”“诚德”“礼德”之侧重点的不同，但先哲修德正已、敬天法道的宗旨是从未政变的。这种高度弘扬人德而又始终对天德葆有畏之心的天人和谐思想，既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有特质，更是中华文化历经变故却延续不衰的根源所在。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探讨“德”观念的根本旨归在于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尚书・尧典》中说，尧帝明察洞达、谦逊宽和、光辉明亮，能够发扬美好的徳性，从而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在这样一个施政序列中，在上位者的“克明復德”是“亲九族”“平章百姓”的先决条件，其根本指向正在于治理国家、协和万邦。

(摘编自倪富静《崇德立本的重德传统》)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节选自《赵鑫珊散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