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深厚传统，而民俗文化学在中国则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其深厚根基则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据史料记载，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乃至一切民间习俗，它的成因一般说来总是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后来的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最根本的共同愿望密切相关，往往是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总有一种功利目的。而当风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随着人类世代的绵延，风俗不断被补充、被修正，并被代代相传。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远古祖先创造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遂根据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状况，对这些习俗作出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这样就造成了或附会了许多有关习俗的解释性民间传说。可见，传说的附会总是在习俗形成之后，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或加强这一习俗才发生的。

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具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文化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起初，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是对龙图腾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证明和显示自己的“龙子”身份，以此祈求龙保佑健康与安全，从而达到驱邪、疗病或祷祝丰收等等的目的。可见，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为什么传说端午起源于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其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而用某个传说来解释它。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的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践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节发生过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民间流传的端午习俗传说一定还要更多更复杂，经过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四人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经过多少年的流传到今天，人们已不再把端午习俗与介子推、曹娥、勾践并提，而只与屈原相联系了。不但在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陆如此，在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华裔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屈原的传说战 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俗建立了最牢固的 联系。屈原的品质，显然要比他们更高洁，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中华民族在节俗和传说的长期流传中，集体地选择了屈原，是存在于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存在于融汇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

端午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加强。可以说，同我国其它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的演变 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深沉的民族感情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大举入侵，许多人沉醉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民族节日在文化上的传承。今天，我们只有用实际行动捍卫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心怀敬畏，责无旁贷。

近期,生态环境部连续通报多地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的案件,并对问题较为突出的广州等7个市政府负责人进行了公开约谈。生态环境部从5月9日启动“清废行动2018”,截至13日已经对80多个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查实了企业非法处置固废危废的不少“招数”。

督察组在江苏盐城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两处区域现场组织挖掘,一处掘深仅1.5米即发现散发刺激性气味的黑色污泥,经取样鉴定属危险废物。

东莞市2016年9月有400吨生活垃圾运往广西藤县浔江河段非法倾倒,倾倒点位于藤县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导致水源水质超标,不得不暂停供水。

连云港灌云、灌南两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存量多、环境风险大的问题严重,2017年贮存量是2015年的2倍。

为什么这些企业明知危险废物会严重污染环境,仍一意孤行?因为通过正规渠道处理危险废物成本较高,非法处理成本则要低得多,有些相差好几倍。这就导致一些企业产生违法冲动。同时,一些地方监管责任没有落实。业内人士认为:“要疏堵结合给固废危废找出路。”一方面,各地要对本地区进行科学评估,加快固废危废处置能力建设;另一方面,要充实地方监管力量,把责任压实,形成监管合力。同时,要通过信息化建设将点多面广的危废产生企业纳入监管,实现危废出厂转移等信息联网,实现可追溯,保障危废得到合法处置。

(摘编自《多地频发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新华社2018年5月16日)

2017年7月30日,中国正式宣布,将于2018年初停止进口包括废塑料、未分类废纸、废纺织原料和钒渣在内的24种“洋垃圾”。时至今日,中国颁布“洋垃圾”禁令。已有一年有余,而其后续引发的“蝴蝶效应”却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欧美那些曾经的垃圾出口大国正被迫寻求应对之策。与此同时,禁令也正倒逼中国国内相关行业走向转型。中国曾是全球最大的“洋垃圾”进口国。据统计,中国共进口垃圾约1.06亿吨这相当于全球72%的垃圾流进了中国,使国内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此背景下,中国颁布“洋垃极”禁令,无疑引起了那些垃圾出口大国的恐慌。美国格鲁吉亚大学的科学家团队做了一项研究计算:受中国洋垃圾禁令影响,到2030年,将有1.11亿吨垃圾无处可去,这将给全球环境保护带来压力。专家表示这种态势令人担忧。

“洋垃圾”禁令也直接促使了中国国内回收行业的转型,受冲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再生塑料行业。再生塑料行业正由最初的“难以接受”转向“逐步认可”,相关企业也在阵痛中艰难地寻求转型。

(摘编自《中国“洋垃圾”禁令颁布一年全球回收体系正被迫重塑》,欧洲时报网 2018年8月30日)

环境保护的好坏可以看作社会运行好坏的标志。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是第一性的,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就有什么样的环境结果。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前所未有,以严格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三个十条、蓝天保卫战、绿水保卫战、建设美丽中国”等提法表明了国家的意志。同时以中央环保督察为核心手段进行强监管,以区域、流域环境质量改善为导向,以绿色金融、PPP等多种财政与金融措施为支撑,环境产业必将迎来广阔的前景。

今年以来,金融环境强监管无论对经济还是环境产业,均产生重大影响。为防范金融风险,中央各部门出台很多措施,以资管新规为标志,使得各方资金一下子收紧。环境监管没有创造基于末端治理的市场需求,传统的大规模末端治理供给市场基本饱和, 遗留下来的60%的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VOCS治理等。这些问题都亟待技术创新,需要系统化的供给能力和模式创新,促使环保产业走向系统化。

(摘编自《重大转折点下,环境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固废网2018年12月17日)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魏家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书斋

凝石

书斋，顾名思义，是读书的房间，同时也是藏书的地方，还是书写的地方。读书、藏书、书写是书斋的基本功能。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常在这里进行，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书斋是以个人名义建立，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书斋姓“文”，所以别名称作“文房”。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汉代儒家学者和诗赋作家，均有自己的书斋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文化艺术繁荣而发达，学术氛围也比较宽松。可以说盛唐是书斋成熟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书斋往往是民居中唯有的精神场所。它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以形成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

书斋有三大特点。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做学问的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书斋是个人的领地，是书斋主人个性得以施展的空间。在这里，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书斋宜明朗、清净，不可太宽敞。明净可以使人心情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两盆。石阶周围种上青翠的芸香草。书斋中宜设长桌一张，放古砚一方，置笔筒一个，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等书及字帖画卷。人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有些人认为，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也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然而，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在新的时代，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必然促进精神文化品位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基础。

今天，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已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选自《新华文摘》2007/2，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