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应离我们远去

有人说，鲁迅正在离我们远去，周作人正在向我们走来。我却并不以为然。我是三十一年前读的鲁迅，一年前读的周作人，中间隔了三十年。但鲁迅仍然离我很近，周作人仍然离我很远。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首先读的是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可能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个时代，是提倡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对于今后整整一代人也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对今日中国青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需要的还是鲁迅，而不是周作人。

周作人与鲁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是从文学史角度的评价，而且是就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的。鲁迅，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铸者；鲁迅所批判的不仅是那一种制度那一个阶级那一派文化现象，而且是在几千年封建文化“酱缸”浸泡中、在近百年半殖民地政治“囚笼”扭曲中霉变畸形的民族灵魂。鲁迅积其一生之力铸造国人的灵魂。他自己也成为我们民族的不朽灵魂。周作人也曾是新文化的发言人，也曾是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者。但很快，新文化只沦为他的工具；他仍然以传统士大夫心态用冲淡的白话语言去娴熟地把玩起中国的器物文化来。悠悠五千年，中国的器物文化博大精深，世所罕匹；吃喝玩乐衣食住行，随手拈来就是文化，就是文明。这自然使周作人大有用武之地——今日提倡“玩文学”的青年哪能玩过周作人呢？玩物丧志，周作人最终几乎是自愿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成为民族的罪人并不偶然。如此一个周作人如何能与鲁迅相比呢？

今天的周作人可以摆在地摊上大畅其销，因为它好读——茶余饭后，躺在沙发上，借周作人之笔触，摩挲一些小摆设品味一些小感触体验一下昨日的民族风情，未必不是一件乐事。何况今日玩风甚盛，有闲者甚众呢？而鲁迅是不能躺着读的。重读鲁迅，我仍然时时如针芒在背，为自己的灵魂所承受着的拷问。中国知识分子都应经受鲁迅的拷问——因为鲁迅本人已经千百遍地拷问自己。传统文化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积淀形成的某些劣根性，是难以自省自察自知的。但它却是妨害我们民族进取现代文明的痼疾。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自卑自负又自慰的阿Q精神。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曾经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虽然今日中国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据说已经到了可以说“不”的时代，但从器物文明建设上处处散发出来的暴发户气息中，从种种时髦的学术论争和学术命题所暴露出的盲目的民族自卑与自傲文化心理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嗅出阿Q主义的味道——今日之新国粹主义不正在国学热国故热中疯长么？如果我们不能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培育出刚健峻拔的民族品格和自信自谦的民族精神，最终，精神的贫乏将使中华民族难以真正崛起。

当然，我并不排拒周作人。今日中国毕竟处于歌舞升平的时期，有些人欣赏周作人也很正常。但不能以此排拒甚至贬低鲁迅。尤其作为民族精神体现者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不能媚俗从众丧失操守地靠作翻案文章靠出卖民族的良知哗众取宠谋利发财。在鲁迅的伟岸形象面前，周作人永远是一抔黄土。

（有改动）

①利用传统街区发展经济，早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城市趋之若鹜的举措，大家热衷于把这些街区“打造”成一个地方的“名片”，以增加城市的影响力，招徕商家和顾客(特别是游客)。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对传统街区新意迭出的“打造”中，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甚至导致传统街区面目全非、名存实亡的悲剧，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弄清传统街区本身的性质，以及该如何保护和利用。所以，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②传统街区的价值就在于其“传统”，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几乎稍有名气的传统街区，其形成的过程都比较漫长，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比如西安的西羊市，元朝时即已出现。传统街区产生于人民群众的长期创造和积累，其住宅区、崇祀区、商业区、公共活动区等的构成，都体现着人民的生活理想与生存智慧，体现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也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街区的灵魂即维系于此。传统街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人文信息，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统一体。以此观之，传统街区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绝不仅仅在于那些年代不一、外形各异的房屋建筑，更在于这些建筑所承载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

③因此，保护和利用传统街区，必须明白它自身的社会意义，明白它是否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做什么。把原住民大量迁走，对街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招商，是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因为，若没有对街区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街区的文化特色将逐渐失去，其内涵必然会受到重创，所谓的招商引资能否产生长久效益十分令人怀疑。十年前的北京前门大街改造就是前车之鉴:迁走了老住户，推倒了旧房屋，建成了气派的新街道，招来80多个京城老字号以及许多国际连锁品牌店，后来却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本地居民及游客均不买账，有数十家店铺又陆续撤走。

④当前对待传统街区还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号称将其打造回清朝或民国的某个阶段，似乎回归的年代越早越好。此举就如同要把百岁的老人整回童年，也是妄自菲薄的无知行为。你把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街区压缩至某一年，把它搞成往昔特定时期的模样，那么之后的这几十年、上百年算不算历史、算不算是街区的生命历程呢？况且，即使真有街区百年前的照片或资料可资参照，但没有了那时的人、技艺、材料、社会环境，你能把它不走样地整回到过去的年代吗？整回去之后又希望什么年代的人来生活？这么整的结果，必然是把真的整没了，搞出个不伦不类、缺乏生命力的假古董，哪怕看着再奢华，也不过是基因突变的怪胎，甚至是僵尸。街区房屋的整治，最好的办法或许是采取逐步维修与更新的方式，对不得不修缮的才采取适当措施，对违章违法的私搭乱建行为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

(摘编自马奔腾《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材料一：

城市中祖辈参与家庭教养的总体比例很高，但纯粹隔代教养的比例并不高。从儿童出生到小学阶段，六至七成左右的家庭采取了父辈和祖辈联合教养的模式。在各种家庭教养活动中，祖辈在对儿童生活照料方面参与率很高，而在对儿童行为规范、心灵关怀和陪伴方面仅有中等程度的参与率。祖辈的获取渠道相对封闭，以家庭内部的经验积累和传递为主，对于获取新知的主动性也相对较弱。在参与教养的祖辈当中，超过半数认为参与儿童教养对祖辈自身而言利大于弊；有45%的城市儿童父母认为祖辈参与家庭教养利大于弊，明确表示弊大于利的父母为15.6%。

（节选自2018年9月20日《中国教育报》《祖辈参与教养的十大发现》）

材料二：

我国历来有“隔代亲”的文化，祖辈教养的比例较之西方国家明显更高。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成为父母后，更注重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在面临自我生存发展与抚养孩子的矛盾冲突时，祖辈自然成为帮助甚至替代教养的重要力量。祖辈富有育儿经验，精力充沛又时间自由，能给新父母提供心理慰藉和疏导引领，让子女解放出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祖辈自身也在情感付出中享受到生命延续的满足感，从而拥有更幸福的晚年生活。但受自身所处时代和环境所限，祖辈的教育理念和经验往往不能适应当下的育儿需求,在孙辈许多行为面前束手无策。研究表明，祖辈教养方式中的“行为指导”和“责罚与控制”相对较少。而抚养责任和教育责任不清晰，和两代人的观念差异，又容易导致家庭分歧，引发家庭矛盾，对孙辈成长造成负面影响。祖辈和父辈要树立家庭教育一盘棋的思想，适当分工，优势互补，祖辈尤其要注意提高教育素养、更新家庭教育观念。学校和社区应举办各种形式的祖辈家长学校、老年大学等，向祖辈宣传先进的家教理念，帮助他们转变教养观念，改变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能力，解决隔代教养中的问题。

（选自2018年09月20日《中国教育新闻网》）

材料三：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直系家庭（也称为主干家庭，即由两代或两代以上夫妻组成，每代最多不超过一对夫妻，且中间无断代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重，在200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21%左右。

2010年直系家庭总数为9240万户，比2000年增加了25%，占全部家庭户的比例提高到23%。未来一个时期，直系家庭的数量和比重都将出现更为显著的增长。

“离而不分、分而不解”的网络式家庭，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家庭模式。《报告》显示，2010年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哈尔滨五城市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调查发现，有超过12%的成年人仍与父母同住，20.3%的成年人住在父母附近，68.9%的人没有离开父母居住的城市。

（选自2014年05月15日《城市快报》《“中国式”家庭，你是哪一种？》）

材料四：

现在，很多人有了孩子，因为工作的缘故，大多只能请双方的父母代劳。但是隔代带孩子，老人会特别宠爱，也会特别小心，心理压力特别大。孩子小磕小碰，不好好吃饭，在父母眼里都是小事，但老人就会把它看成特别大的事，处理稍有不妥就特别难受。此外两代人在育儿观念、方法上的冲突，也引发家庭矛盾。长此以往，老人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极大损害，出现失眠、心情烦躁等症状，严重者会导致抑郁症。

（节选自2017年4月23日《惠州日报》《天伦之乐，还是天伦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