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10月30日，悲伤的消息传来。江湖渐远，大侠不再，一个时代落幕了。

先生笔下的刀光剑影和爱恨情仇动地而来，痴迷了无数不分年龄、地域、职业的男女。他创造的“成人的童话”，滋养了无数读者的精神空间。六十年来，先生的作品风靡全球华人世界，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他在人物塑造、故事营造、历史寄寓、想象拓展、语言驾驭等各方面都充分展示了高超的水准。他的作品彰显着中华文化的魅力，他也足以青史留名！

材料二：

材料三：

在金庸笔下，豪气干云、孔武有力、斗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个壮士；慷慨任事、忠悯待人、义薄云天，也只是个一般的侠士，所以杨过一人一雕往来东西南北，问尽天下不平事，急公好义排纷解难，人称“神雕大侠”，可杨过却拒不接受那个“大”字。

郭靖与杨过在襄阳夜话，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才是侠的最高境界。

材料四：

金庸大师的作品之所以备受读者欢迎，固然首先缘于金庸先生非凡寻常的文学功力，把林林总总的江湖故事描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把形形色色的武侠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而善于从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汲取思想和文学精髓，聚焦大家深藏心底的“侠客梦”写作品、做文章，则是赢得不同年龄、职业群体情感共鸣和文化共振的一大关键。

金庸先生的作品字里行间透射着忠孝节义的鲜明元素，通过对侠义之心、侠骨之气的匠心演绎，既满足了读者抑恶扬善、伸张正义朴素情怀的宣泄心理，更使大家受到中华传统美德的熏染。正如金庸先生坦承，“在武侠世界里，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有道是，文如其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侠骨柔情的荚雄气概，重信然诺的君子风度，快意恩仇的人生境界，生动地流淌于金庸的笔端，使先生的武侠小说更具历史、文化厚重感，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文明的独特魅力，创造了当代武侠小说的辉煌；金庸先生自身就是侠义精神的践行者。热心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的责任担当，六归故里显露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写自传的淡泊豁达，如此等等，也生动地呈现给我们一个德高望重的“侠义”形象。

水缸里的文学

①我始终认为，我的文学梦，最初是从一口水缸里萌芽的。

②我幼年时期自来水还没有普及，一条街道上的居民共用一个水龙头，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储水的水缸，我们家的水缸雄踞在厨房一角，像一个冰凉的大肚子巨人，也像一个傲慢的家庭成员。记得去水站挑水的大多是我的两个姐姐，她们用两只白铁皮水桶接满水，歪着肩膀把水挑回家，哗哗地倒入缸中，我自然是袖手旁观，看见水缸里的水转眼之间涨起来，清水吞没了褐色的缸壁，我便有一种莫名的亢奋。现在回忆起来，亢奋是因为我有秘密，秘密的核心事关水缸深处的一个河蚌。

③请原谅我向大人们重复一遍这个过于天真的故事，故事说一个贫穷而善良的青年在河边捡到一只被人丢弃的河蚌，他怜惜地把它带回家，养在唯一的水缸里。按照童话的讲述规则，那河蚌自然不是一只普通的河蚌，蚌里住着人，是一个仙女！也许是报知遇之恩，仙女每天在青年外出劳作的时候从水缸里跳出来，变成一个能干的女子，给青年做好了饭菜放在桌上，然后回到水缸钻进蚌里去。而那贫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青年，从此丰衣足食，在莫名其妙中摆脱了贫困。

④我现在还羞于分析，小时候听大人们说了那么多光怪陆离的童话故事，为什么独独对那个蚌壳里的仙女的故事那么钟情？如果不是天性中有好逸恶劳的基因，就可能有等待天上掉馅饼的庸众心理。我至今还在怀念打开水缸盖的那些瞬间，缸盖揭开的时候，一个虚妄而热烈的梦想也展开了：我盼望看见河蚌在缸底打开，那个仙女从蚌壳里钻出来，一开始像一颗珍珠那么大，在水缸里上升，上升，渐渐变大，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正规仙女的模样了。然后是一个动人而实惠的细节，那仙女直奔我家的八仙桌，简单清扫一下，她开始往来于桌子和水缸之间，从水里搬出一盘盘美味佳肴，一盘鸡，一盘鸭，一盘炒猪肝，还有一大碗酱汁四溢香喷喷的红烧肉！（仙女的菜肴中没有鱼，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吃鱼。）

⑤很显然，凝视水缸是我最早的阅读方式，也是我至今最怀念的阅读方式，这样的阅读一方面充满诗意，另一方面充满空虚，无论是对诗意还是空虚，都要用时间去体会。我从来没有在我家的水缸里看见童话的再现，去别人家揭别人家的水缸也一样，除了水，都没有蚌壳，更不见仙女。偶尔地我母亲从市场上买回河蚌，准备烧豆腐，我却对河蚌的归宿另有想法，我总是觉得应该把河蚌放到水缸里试验一下，我试过一次，由于河蚌在水里散发的腥味影响水质，试验很快被发现，家里人把河蚌从缸底捞出来扔了，说，水缸里怎么养河蚌？你看看，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不能喝了，你这孩子，聪明面孔笨肚肠！

⑥我童年时仅有的科学幻想都局限于各种飞行器，我渴望阅读，但是身边没有多少适合少年儿童的书，我想吃得好穿得光鲜，但我的家庭只能提供给我简陋贫困的物质生活。这样的先天不足是我童年生活的基本写照，今天反过来看，恰好也是一种特别的恩赐，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我们格外好奇。我们家家都有水缸，一只水缸足以让一个孩子的梦想在其中畅游，像一条鱼。孩子眼里的世界与孩子身体一样有待发育，现实是未知的，如同未来一样，刺激想象，刺激智力，我感激那只水缸对我的刺激。

⑦我一直相信，所有成人一本正经的艺术创作与童年生活可能是互动的。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来说，好奇心是广袤天空中可有可无的一片云彩，这云彩有时灿烂明亮,有时阴郁发黑,有时则细若游丝,残存在成年人身上所有的好奇心都变得功利而深奥，有的直接发展为知识和技术。对人事纠缠的好奇心导致了历史哲学等等人文科学，对物的无限好奇导致了无数科学学科和科技发明。而所谓的作家，他们的好奇心都化为了有用或无用的文字，被淘汰，或者被挽留。这是一个与现代文明若即若离的族群，他们阅读，多半是出于对别人的好奇，他们创作，多半是出于对自己的好奇。在好奇心方面，他们扮演的角色最幸运也最蹊跷,似乎同时拥有幸运和不幸，他们的好奇心包罗万象，因为没有实用价值和具体方向而略显模糊，凭借一颗模糊的好奇心，却要对现实世界做出最锋利的解剖和说明，因此这职业有时让我觉得是宿命，是挑战，更是一个奇迹。

⑧一个奇迹般的职业是需要奇迹支撑的，我童年时期对奇迹的向往都维系在一只水缸上了，时光流逝，带走了水缸，也带走了一部分奇迹。我从不喜欢过度美化童年的生活，也不愿意坐在回忆的大树上卖弄泛滥的情感，但我绝不忍心抛弃童年时代那水缸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我其实一直在写作生活中重复那个揭开水缸的动作，谁知道这是等待的动作还是追求的动作呢？从一只水缸看不见人生，却可以看见那只河蚌，从河蚌里看不见钻出蚌壳的仙女，却可以看见奇迹的光芒。

（   ）

——刘士林教授在上海报业大厦的演讲

（1）先有城市，后有城市声音。当代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提出：“工厂的声音、交通的噪声、广播和录音机的声音与人声共同构成了立体的听觉环境，这种声景广泛存在，墙壁也不能阻隔，一切事物都处于声音的包围之中。”伯林特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城市声音”研究的始作俑者。在那些熙熙攘攘、瞬息万变、此起彼伏、有序或无序的城市声音中，是否具有普遍的规律及更高的价值？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和交流的问题。

（2）与宁静的大自然和乡村相比，城市本身是一种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矛盾组合体。一方面，它是理性的，人们必须遵守各种法规、程序、条例、规则等；另一方面，城市又是感性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声音、味道和不透明的心理活动，这两方面既相互叠合、交织、缠绕，又相互排斥、矛盾、斗争，使城市不断陷入困境和危机，同时也激发出城市特有的活力和创造力。依托于听知觉，并同心理、意识紧密相连的“声音”，是人在城市中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的感性工具和桥梁，就此而言，“城市”和“声音”的关系自然非比寻常。但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却是：“声音”怎样才能成为城市研究的对象？

（3）首先，需要讨论“声音”和“语言”谁更重要。和常识相反，在中国古代有“言外之意”一说，所谓“言”是“符号”，而“意”则是以“声音”为载体的内容和意义。这表明“声音”不仅不能等同于“符号”，还往往蕴含着比后者更真实的意图和更重要的意义。

（4）其次，还要讨论一下“视觉”和“听觉”谁更重要。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有99%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视觉和听觉获取的。和历史上的文化活动主要依赖“听觉”不同，当今世界又称“景观社会”，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这是当代人生存“视觉化”及其多种后遗症的根源。就此而言，重建主体的“听知觉”和“声音文化能力”，对于矫正正在彻底“数字化”和“图像化”的当代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由此可得出两条基本原理：一是“声音”比“语言”重要，二是“听觉”比“视觉”深刻。这同样也适用于城市。在异常清晰稳定的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城市符号”背后，还存在着大量以感性方式存在、不断生成又不断流失、主要同人的感觉打交道的“东西”。尽管它们长期被“熟视无睹”或“充耳不闻”，但作为城市有机体成长变化、城市人喜怒哀乐最直接的记录和呈现，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各种“显性”表达。此外，尽管“声音”和“图像”同属城市的感性存在方式，但由于“听觉”和人的意识、心理联系密切，而“视觉”更加官能化和欲望化，特别是在视频技术和数字化图像日渐占据主导的当下，研究和重建基于“听觉”的城市声音系统，明显有助于构建一种更加均衡和协调的城市文化生态。

（6）“城市声音”作为一种城市的感性符号和活动，主要属于城市诗学、城市美学和城市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它们在城市研究中长期缺席或可有可无，恰好说明为什么当代城市越来越缺乏文化特色，城市精神越来越干瘪空洞，城市生活越来越单调贫乏。

（7）从表面上，城市越大，其声音结构也就越复杂。但城市再大也是城市，其声音同样有章可循和有规律可研究。

（8）宋代的青龙镇是上海第一个城市形态。从宋至清，青龙镇一直相当繁华，甚至有一定的国际化色彩，“镇上有三十六坊、二十二桥、三亭、七塔、十三寺院，设有官署、学校、仓库、税场、酒务、监牢、茶楼、酒肆，栉比鳞次，热闹非凡。”但由于城市地位不高，或者说周边的“江南”城市过于繁华，上海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上没有“发声权”，即使偶尔发声和“呐喊”，也淹没在江南大城市的人声鼎沸中。这是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上，几乎听不到“上海声音”的根源。

（9）170多年前的开埠，是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海（   ）真正有了自己的城市形态和性格，（   ）开始有了“城市声音”和“城市形象”，此后经过近百年的摸索，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稳定为以海派文化为基调的上海城市声音。与其他城市相区别，上海城市声音中最重要的新元素是西方声音，从开埠后以上海土话模仿英语发音形成的“洋泾浜英语”，到作为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制造局的机器轰鸣声”和作为现代工作生活作息节奏的“海关钟声”，再到作为近代远东第一大都市生活方式象征的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百乐门爵士乐”，这些典范性的“异域声音”，开启了上海与传统中原城市、与周边江南城市完全不同的“上海新声”。

（10）正如城市越大形态就会越复杂一样，如果仅仅将“海派声音”看作上海的唯一，则未免过于简单化和孤陋寡闻。上海之所以被称为“大上海”，就在于它不是只有一种“腔调”。《乐记》曾指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今天也可以说：“声音之道即城市之道”，不同的城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之声，而不同的城市之声，不仅见证着城市变迁，同时也再生产着城市本身。如在近现代时期，工业化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主导机制，所以从19世纪洋务运动开始直到20世纪的大多数岁月，日夜轰鸣的机器声、繁忙的交通汽笛声，一直是上海的主流城市声音，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最美最动听最令人向往的“音调”。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后工业社会和消费文明时代的到来，取而代之的是超级市场中的嘈杂声、股票交易所的喧闹声，甚至是科研院所和总部经济中那种静悄悄的“声音”。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声音形态中听出城市变迁的节奏、城市生活的脉动、城市未来的序曲。把这些珍贵的城市“声音”记录、整理、研究和传承下去，可以更全面地感知和体验城市及其更真实的历史，从而为解读现实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框架。

——选自2015年10月2日《解放日报》（有删改）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的画作，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的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20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时，一晚月上柳梢，他便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  “逃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  “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了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看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话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2月26日《文汇报》)

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

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