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墨香洗砚池

马力

王羲之故居有一片池水，在临沂城内的宅院，这样的清景大概少见。我在襄阳看过习家池，水势不小，不少人投饵抛丝，成了钓鱼池。王羲之屋前的一汪水，不是这样，它是练字时洗砚用的。墨水池和建在绍兴兰亭的墨华池意境相仿。

池边立数峰太湖石。列植的是柳树。临冬，树身枯瘦，园景因之疏旷萧寥。金柳拂水，很轻柔。如果换成郁茂的苍松，风味就不同了。还应该栽些花木，兰亭的右军祠即有和泉石相伴的竹荷。临沂靠北，天冷了，花凋草枯，无从赏看。

傍池筑亭造桥，晋墨斋、砚碑亭给波光一映，从哪里望去都是入眼的，远效兰渚山下的水边春禊也能得其雅韵。羲之论书，有“字贵平正安稳”的话，是求得一种娴雅从容的境界。这片屋轩叫人隐隐地领悟王书清妍劲媚的体势。绕池一走，也算得了一番熏习，仿若听弦赏音，心是静的。

羲之真迹无存。如果不是唐太宗请人钩摹，《兰亭帖》《快雪时晴帖》，我哪里看得到？梁武帝论羲之书法，下了八个字：“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是需要“养气”的。眼前这一池水，升腾着浩然之气吗？我蹲下身，水面静得不皱一丝清漪，正像一幅可供落墨的素笺。这寂寂的古池哟，千年前的洗砚人连影都不留。池中偏要建起一座留香亭，来存那早逝的墨魂。看着在清波中弄影的白鹅，我似触到书圣微温的心；而韩昌黎的一联诗恰可来应眼前之景：“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粼粼的水波在冬日的阳光下闪亮，我宛如溯至中国书法史的上游，体味两晋书家浪漫的性灵和超卓的才情。悠然远想“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这话，是王羲之的名言，我恍如随他“营山水弋钓之娱”，听樵语牧唱，徜徉自肆，何等欣畅！风景是一股清流，潺潺灌注人的心灵。这片园池，在临沂人那里是叫做“大墨汪”的。书史上常以“妍美流便”四字来赞羲之新体，此番笔意是由这“大墨汪”洇润着的呢。

后人宗尚羲之，习其书迹刻本。临池碑廊，尽展墨华，将心中吟咏寄诸正行草隶。格熟功深，众体皆有可观，笔势犹存晋人书品古淡风姿，正仿佛四方书家在池畔酬唱宴集。是艺术情感的浓聚啊！当今之世，学书者莫不尊仰羲之，视其为书史上一座峻直的逸峰。细看碑上腾舞的字痕，如见一片虔心。羲之回首书苑景象，也当朗声而笑了。羲之曾当过右军将军，后负气称病辞官，隐迹蕺山。昔世少了一个官人，历史却多了一位书圣。曾巩在那篇传世的《墨池记》里说“羲之之书晚乃善”，固然和他“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的经历相关，又印证着“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的道理；而“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一句，足可为训。羲之清峻的骨格才是书艺的根底。话又落回曾巩的文章，云：“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默望右军故迹，吊古怀人，且领受其笔髓透出的风流气骨，我直如捧赏羲之的真迹影本，寻其笔踪，在波磔的妙迹和飞舞的墨花中，见到书圣的深心。毫芒印于纸上的微细牵丝，是他的一缕心痕，又宛似感性的小溪，静静地汇入书艺的川流。

北面一间大屋，是琅琊书院，清乾隆年间创设，授孔孟程朱之业，非王氏家馆，亦无关羲之痛痒。杜荀鹤：“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在这等清雅处，诗意真是不请自来。前面是一片平地，立碑，刻“晒书台”三字。草草看过，无心详问它的典故，只觉得意味不及墨池笔冢深浓。日后知道，羲之爱书，常将家存的汉简置此晾晒，故名。

书圣大概崇佛，曾舍宅为寺，普照寺。他在绍兴蕺山的庐庑也舍为戒珠寺。语曰：北国普照，南国戒珠，皆羲之故里。庭户成了青莲宇。昔年的寺貌颇壮观，我只游了一角。

临沂旧为琅琊郡治，素以孝义名天下。据传，那位以卧冰求鲤的懿行而入《二十四孝图》的王祥，即为羲之曾祖。出城奔东北走五十多里，入孝友村，能遇王氏后人。

海洋政策是国家以海外国家关系、海上贸易为对象制定的政策，海洋政策的制定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

元朝“官本船”制度出现，“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元史·卢世荣传》），显示出官方直接参与海外贸易的趋向。明朝国家直接垄断海上贸易，实行朝贡贸易与海禁相结合的海洋政策，事实上，朝贡贸易本身也包含着一定的民间海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续文献通考·市籴考》)

明朝把朝贡和贸易，或者说外交和通商完全合二为一，形成了其海外贸易政策的鲜明特征，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国家全面垄断海上事务，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的制，,遂使民间海商完全退居到从属官方朝贡贸易的地位。

成弘之际，白银成为全社会需求的货币，而中国银矿出产有限，海外贸易商品库存殆尽。从此时开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趋势显现了出来，海上走私猖獗。史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船贸易海外者”,广东“有力者则私通番船”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作为朝廷重臣，丘浚提出了以白银为上币，批驳了海上贸易招致边患的错误观点，建言开放海禁。

至嘉靖初年，即16世纪初，一方面，白银货币化基本奠定了作为流通领域的主币态势，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各阶层上上下下产生了对白银的需求。这一巨大的且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使其与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了出来。朝贡贸易不能满足需要，向海外寻求成为必然。另一方面，进入16世纪，西方的武装殖民者相继来到了东方海上，他们采取亦商亦盗的贸易形，展开对于海上资源的激烈争夺，国际海上贸易呈现新态势——无政府状态与海商兼海盗的海上劫掠成为常态。特别是“嘉靖大倭寇”事件，说明海上的海商兼海盗势力已严重影响了海上贸易秩序，甚至威胁到明朝统治。在调兵遣将平息倭寇以后，明朝海洋政策完成了从以政治为重心到以经济为重心的转折，做出了重大调整。政策转变意味着制度变迁，开启了两种海上貿易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外贸易。前者孕育了福建海商合法化及其集团的崛起，到万历末年，“海舶千计，漳、泉颇称富饶”，中国海商集团迅速成长、壮大起来，成为17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的主体；后者孕育了葡萄牙人入居及其经营海上贸易的合法化，海上丝绸之路扩展到全球。两种海上贸易模式预示了晚明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新格局一一东西洋贸易网络正式开创运行。

(编自万明《明代海商与海上秩序》，有删改)

不能为了“国际化”丢了“本土化”

胡静静

①不知从何时起，国内的文艺创作开始流行“中外混搭”的路子。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将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流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糅合到了一起，让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来了一场跨文化的“对话”。

②然而，貌似时尚的混搭作品除了在营销阶段打出“大受欢迎”的招牌外，真正受到观众尤其是外国观众认可的，恐怕并不多，而谈到中国文化借此“走出去”了多少也就有些尴尬了。

③目前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从选材到制作都得有国际化思维的加持。这种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何为国际化思维呢？是在内容上迎合外国人的猎奇口味，还是在形式上“中西混搭”？以往，中国电影人的答案是两者皆有。于是我们看到了早些年冯小刚根据莎翁戏剧《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夜宴》，也见证了其不尽如人意的口碑和票房。归根结底，《哈姆雷特》的经典性并不是因为情节的扑朔迷离，而在于人性的困境和挣扎，以及如“生存还是毁灭”那般哲理深邃的思考。

④反观曾经在国外备受好评且屡获大奖的国产电影，如《英雄》《卧虎藏龙》《红高粱》等，无不是因为在中国语境下展示了对世界和人性独到的思考，才真正撼动了世界影人的内心，获得了“走出去”的通行证。中国文化元素同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有机融合，以饱含象征与隐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内在冲突与外在冲突相得益彰的故事。

⑤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真正能赢得国外业界和观众尊重的，必然是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人情冷暖报以虔诚与忠实刻画之心的作品。当刻意迎合的伎俩越来越容易被慧眼识破，也许不虚伪不矫饰的真诚才是出路。当今困惑于如何“走出去”的文艺工作者尤其应当反思：中国文化想要“借船出海”，究竟应当在商业上费更多思量，还是在作品上花更多心思？是应该多琢磨大数据和调研报告，还是着重理解世道人心？

⑥我们通常所谓“世界性”，事实上正是就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本身而言的。其所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及运用的艺术手法，均是可以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而直抵人心的“不可言说之物”，因而也足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普遍的情感共鸣。这有赖于艺术家技术的娴熟，更取决于创作者本人的眼界和识见。毕竟，逼仄的内心境界从来无法体察广阔的大千世界，浅陋的灵魂也不可能予人以深刻的震动。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足以影响世界的感染力，只能来自对世道人心通达而深刻的理解。

⑦要推出这样的产品，我们当然应该熟谙自己的文化，从传统文化和生活中吸取养料，在此基础上用现代的艺术形式进行表现。如果作品确实有文化，得人心，相信定然是不会缺少观众的。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