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毕昇：记两院院士王选

王光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被人们誉为“当代毕昇”。他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一场技术革命。他主持开发的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国内99%的报业市场和90%的书刊(黑白)出版业市场，以及海外80%的华文报业市场，并打入日本、韩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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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王选教授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并留校在无线电系当了助教。在此后的3年里，王选一直在计算机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然而，1961年他却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了重大的调整，以他的话来说，是“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当问及调整研究方向的原因时，王选说：“当时我阅读了国外许多文献，50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那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软件，才算真正懂得计算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像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样‘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1974年8月，我国制定了国家重点项目“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简称“748工程”)。北京大学从1975年开始从事其子项目“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工作，王选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这一科研项目。他在调研了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决策：跨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

对于这一创造性想法，王选有他自己深刻的思考。经过对国内外状况细致的调查分析，他坚信数字式存储(第四代机)将是代表技术发展的方向。科学研究有时可以采取这种迂回策略，用创新的设计，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往往能够走出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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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常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75年王选开始研究激光照排时，正病休在家。为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他常拖着病体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资料。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项目经费而在此后长达18年的科研道路上，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

但王选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活，他深知科研的乐趣在哪里。他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几十年的科研攻关，有三件事让王选教授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形容的。二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广泛采用，这种成就感是金钱所买不来的，是最大的酬报。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之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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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6岁的王选又一次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育出多少个年轻人。”

有些人开始又不理解了，人家60多岁的老人在一线搞科研的也很多，王选是不是想“见好就收”？但王选心里很清楚，他深刻地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只有27岁和38岁。

慧眼金睛，识千里良驹。在王选教授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1993年方正研究院任命肖建国(36岁)、阳振坤(28岁)、汤炽(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肖建国主持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汤炽提出并主持实现了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排版软件；而阳振坤博士也领导完成了由我国独立研制的Post Script Lever2照排系统。王选教授杰出的科技成就和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正在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事业奉献着青春和才智。

(选自《光明日报》)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189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湖南沅州府衙内，一群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秀才，聚在一起游园赏花，吟诗作画。有画牡丹的，有画荷花的，有画兰花的，有画菊花的。而有名举人则画了株棉花，那株棉花，俏生生地立于洁白的宣纸上，枝叶扶疏，蓓蕾初放，清逸中透出温暖安稳气象。题字也绝：此君一出天下暖。此人就是熊希龄，新科举人。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二十四岁，他又顺利中了进士，还被光绪帝“点翰林”。

可是，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又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他以为他倾心倾力推助的波澜，将席卷一切旧的、破的东西，让新世界的春花遍地开放，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庚子事变后，在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大力保荐下，熊希龄充任清廷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在整治东三省经济的过程中，被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后来这尊“财神”却被袁世凯一眼相中。熊希龄虽力辞五次，仍被推着就任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可是，袁世凯让他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袁世凯的目的达到后，他原形毕露，很快以大总统的名义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熊希龄也辞职下台。当了袁世凯的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一时间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熊希龄的人生跌入谷底，仕途之门也砰然合上。

1917年的夏末秋初，北方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近两万个村庄被淹，六百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为救济灾童，熊希龄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这就是香山慈幼院的前身。1920年，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六百四十名孤贫儿童。六年后，在院儿童已接近两千人。香山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他更是毁家纾难，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幸福基金。熊希龄也因此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亲临战场，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潸然泪下。他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只说大话不做事，1933年4月，他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慰军。后来，熊希龄组织慈幼院内二百多名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到战区医院看护伤兵和难民。淞沪会战时，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他不但不躲避，还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十字会会员，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熊希龄这一株朴实的棉花，在那个多灾多难、贪腐成灾的中国，虽历经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但仍无怨无悔，默默地将温暖送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