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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的救国梦和人生痛憾
曹涵
1895年,何廉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叫硖石口的小村庄。1913年12月,何廉投考了由美国耶鲁大学创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堂,名列录取生第一。但随后,袁世凯称帝,张勋“襄赞复辟大业”,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各地军阀肆虐。残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何廉,从此他抛弃了寄望于少数人拯救国家的幻想,转而信奉教育救国。何廉学习勤勉奋进,二十四岁那年,作为成绩优异的毕业生,被选派往美国学习。后获得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能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专业。
1926年6月,何廉学成回来,接受张伯苓校长延聘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何廉对工作充满热情,曾独自一人承担四门课的教学,每天忙乎十余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当年在南开,何教授的名言是;“唉,又放假了。”传道授业之意犹未尽之情溢于言表。而他过于专心工作,一次竟无意识地提着正冒热气的水壶去浇花,一时传为笑谈。
当时,南开经济学教育用的教材是英文版的,内容几乎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与中国的现状毫不相干;老师照本宣科而学生则忙于背定义以应付考试测验;课程设置过分琐细化,内容则华而不实;缺少与外界的联系,如此等等。以至于学习商科的学生毕业后竟然看不懂中文报刊金融版面的文章,更无法胜任工作,正如张伯苓所指出的“鲜谙社会真正情状,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膜,诸事束手”。在这种情况下,何廉决定将中国的材料和学科内容融合起来讲解经济问题,最终实现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不久即推出了一批以中国经济为讲解对象的经济学讲义,包括《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以及《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等。1931年,在经过几年的课堂实践之后,何廉将这些业已定型的讲义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立刻就成为全国各个大学财经学科使用最为广泛的教科书。
何廉深切地感到,教学必须和研究真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1927年7月,在何廉的提议和筹措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正式成立。这个不属于任何学科的独立研究机构,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开先河”。它承担起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课题:收集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以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然后整理编成《南开中国经济文集》;做经济统计资料方面的编制与分析工作。从研究物价统计到研究农村和农业问题,何廉带领大家“一路狂奔”,先后摘得“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桂冠,亦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因科研成果丰硕而“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至于其出版发行的《南开指数》《统计周刊》《经济统计季刊》和《南开社会经济周刊》等出版物,更是驰名全球。
在旧时中国,一个学者名声大了,很容易被政客拉拢,何廉这个享誉全国的经济学家,最终也被蒋介石“拉下水”了。1936年,何廉开始着手考察并拟订“国民政府关于调整战时经济行政机关”方案,这是他应蒋介石邀请出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后的“第一把火”。初时,何廉踌躇满志,以为终于可以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尽一份力”了。但他很快就发现,黑暗腐败的官场和微妙深邃的关系总是羁绊自己的工作。虽然屡遭羁绊,但何廉还是顶住压力拟订出了可行方案,其统筹优化之绝妙令蒋介石拍案叫好。遗憾的是,这一重大方案难以落实,让何廉摇头叹息不已。1946年6月,何廉坚辞蒋介石委任的经济事务特别助理,退出政界。
值得一提的是,何廉还创办了《世纪评论》和《经济评论》杂志,先后发表了《中国应该有一个正直有力的反对派》《为国家,为人民,还是为自己》《苛政猛于虎》《这样的宋子文必须走开》等多篇言辞犀利的评论文章,抨击时政。
目睹国民党政府货币改革失败和通货膨胀的状况,何廉对蒋介石独裁愈发不满,立时心生离意。最终,1949年1月,何廉搭船前往美国。临走的时候,何廉长叹道:“我再也回不到南开园了!”本是伤感之言,不想竟一语成谶。1975年7月5日,何廉逝世于纽约。这位满腹学识的“卧龙先生”,终究没能重回南开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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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耶鲁求学期间,何廉一边系统地学习英国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学的方法和高级经济理论等课程,一边跟着著名经济学家、数学指数理论创始人欧文·费暄教授从事商品批发价格指数和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调查和编制工作。此外,他还在时任美国联邦政府国内税务局技术顾问的亚当斯教授的帮助和指导下,进入美国国家税务局实习,以了解税收的流程。(《20世纪中期经济学界泰斗——何廉先生》百度贴吧)
②在斯坦福等国外著名大学,如果想研究中国的经济史,“南开指数”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27年,南开大学在国内高校中最早建立了经济研究机构——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并率先使用抽样法,在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最后发布了著名的“南开指数”。
(《南开指数,复兴不是寻常路》津讯网)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中国积贫积弱的残酷社会现实教育了何廉,使他抛弃了寄望于少数人拯救国家的梦想,转而信奉教育救国。
B.张伯苓所指出的“鲜谙社会真正情状,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膜,诸事束手”,表明当时中国的教育严重脱离国家实情。
C.从南开大学经济社会委员会所承担的课题可以看出,何廉在美期间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为他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D.何廉作为享誉全国的经济学家,最终也被蒋介石“拉下水”,说明他也有不够坚定的时候,从而造成了他人生的痛憾。
E. 从中国小村庄走到美国耶鲁,从南开的卧龙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学界泰斗,满怀信心投身政界又毅然与之决裂,何廉走过一条曲折的人生之路。
【小题2】何廉努力实现经济学“中国化”,是什么样的教学状况促使他下这样的决心?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小题3】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何廉在哪些方面做出贡献?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小题4】何廉为自己的救国梦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6-06-14 05: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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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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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着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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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
③“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常海)
④“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雷立柏)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
A.材料记述了汤一介的家学影响、人生理想、学术成就、性格特点和不同人对汤一介的评价,展现了以为著名哲学家的学者本色。
B.汤一介的父亲唐用彤是哲学大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他家的家风。这说明家风的影响对汤一介日后成为著名哲学家至关重要。
C.在学生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非常严厉,一丝不苟,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但他在待人接物上非常温和,表明汤一介在性格上有矛盾之处。
D.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是因为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上善若水,宽厚诚信,不怕艰苦。
E. 汤一介认为没有建立被普遍接收的思想体系,没有出过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就不能称其为大师,见解独到,引人深思。
【小题2】“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汤家的家风,请结合材料谈谈“责”在汤一介的身上体现在哪些方面?
【小题3】引用学生、同事的言论,对刻画汤一介形象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
【小题4】汤一介取得成就的自身因素主要有哪些,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同类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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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我的治学之路
我十六岁那年进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插班学习了三年。在师范教授国文课的是前清举人,桐城古文派大师吴汝伦的弟子胡远浚先生。桐城古文派以复古为革新,提倡做明白浅显的古文,编集了《经史百家杂钞》和《古文辞类纂》这样的选本,使初学者循序渐进,一方面能逐步掌握文言文,进而能直接阅读三代两汉的典籍;另一方面又可以懂得读书的门径,掌握必要的书目知识。胡先生在当时很有文名,他的国文课是我在师范里最喜爱的功课,师范的三年学习,我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注于国文课;其余功课只求及格就行了。师范毕业以后,我先后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终因所学与自己的兴趣大相径庭,不忍舍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而辍学。一直到1925年我考上清华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先生学习古文字,遂正式走上了研习中国古史的道路。
在辍学的那段时间里,我做过小学教师和家庭教师,尽管教务繁重,仍挤出时间自学古文。学习本是一件极辛苦,极枯燥之事,若无浓烈的爱好,是很难做到乐在其中的。‘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这个道理。我因为古文基础比较坚实,能顺利地阅读古代文献,接触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古代社会的了解也就愈加深入。我年轻时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兴趣,曾发表过《木兰歌再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些看法;然而治史要求处处征实,中国古史中未知数甚多,要取得一点突破,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那是非常不易的,要尽量避免其它干扰。一个人精力有限,要同时在两个方向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便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将精力专注于中国古史上。“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我在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前,主要是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工具书也不过是一本《康熙字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的学习中,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从王国雏先生抄写甲骨文、金文,并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古史二重证法”,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典籍相互映证,互相补充,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的探索之中。《从古书上所见的殷周民族》一文是我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也是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开端。后来我在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时,便循着这个方向陆续写出了《耒耜考》《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等一组文章,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套看法。二十年代后期,以安阳殷墟的田野发掘为标志的我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了。我在三十年代初根据殷墟的考古发掘资料写出了《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开始了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的尝试,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不断涌现的新的考古资料成为我研究中国古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考古学知识也成为我治史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了。此外,由于近代文化人类学的长足进展,用边裔民族的资料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样成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我系统地学习民族史是在解放以后,虽然当时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兄弟民族具体而微的材料使我得到极大的启发。
我研治中国古史六十余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尽管我现在早已逾古稀之年,也还要继续扩充基础知识,譬如在音韵学方面,由于自己口耳方面的限制和没有进行长期的训练,至今尚不能真正掌握,还须不断补课,生命有限而学无止境。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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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首先应根据自己所选择的学习方向来确定最起码的基础 范围,即一门学科的入门知识,从而扎扎实实地去掌握它;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再逐步地扩大自己的基础面。切忌在学习之始就把基础学习的面铺得过宽过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博,反造成学习重点不突出,知识不系统,不扎实,精力分散,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无成,造成时间精力的极大浪费。
(徐中舒《先秦史十讲》)
(2)他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深知物力维艰,终身极为节俭,生活上只求衣能蔽寒,食能果腹而已。1961年,徐中舒被驱逐出川大校园,蜗居一间20平方米的门房。一些学生也为之抱不平,他却处之泰然,反而勉励学生:“‘士志于道’,搞学术研究的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做出贡献,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小事。”  
(彭裕商《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徐中舒早年受教于桐城古文派大师吴汝伦的弟子胡远浚先生,桐城派独特的“家法”为徐中舒此后的文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B.徐中舒两次考上理科专业却中途辍学,最终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走上古史研究道路,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兴趣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不可能在科技领域有所作为。
C.徐中舒早年本已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略有小成,后来却将精力专注于中国古史上,是因为中国古史中未知领域尚多,相比之下更有研究的价值。
D.近现代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长足进展,使徐中舒放弃了早年所追随的王国维先生“古史二重证法”的治学理路,终于在古史研究中开辟出新的境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 徐中舒在文中多次引用《论语》中的名言阐释解说,生活中也曾引述《论语》勉励后学,一生治学虽时有新变,但却始终葆有着传统儒者的古风。
【小题2】文中作者介绍了哪些提高古文修养的方法?请结合材料回答。并谈谈良好的古文修养对作者一生治学产生了哪些影响。

同类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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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常要思报社会之恩
郑清坡
梁启超,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等,在诸多领城均卓有成就,对当时和其后的如识分子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本人建树颇多,其子女也个个成才,或为建筑学家、成为考古学家、成为火箭控制专家等。梁启超一生都在为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十分注重把这种情怀传递给子女,培养他们常思贡献社会的品格。他在给子女的信中讲到: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这样的教诲在梁启超给子女们的信中俯拾即是,处处体现着家国情怀。
梁启超不仅仅对子女在言传上谆谆教导,更以身作则,注重身教。他在给儿子思忠的一封信中说到: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1927年,时局动荡,战乱不已,梁启超又身处病痛之中。即便如此,他在一封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在信中梁启超痛感当时中国危机日深,“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他仍保持一贯的积极乐观,告诫子女们,“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毕竟他坚信,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而他所能做的就是为这些事业,多培养几个人才。即便是家人担忧唠叨他的身体状况,梁启超还是要那样努力去做,多在学校演说,多接见学生等等,忧国忧民之情及社会责任感溢于言表。
梁启超正是以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诫子女们,不止常要思报社会之恩,更要努力做好自己责任内的事,而不是总先想着结果。他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写到: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并盛赞女婿希哲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梁启超在解答儿子思成来信询问所学有用无用之别时讲到:“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了。”他在对思成的求学之路进行了详细的指引后,又告诫其要在学校中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并赠予曾国藩“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名言。最后,他勉励道: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梁启超的言行对子女们影响很大,其子梁思礼曾说:他总是谆谆教导我们,把个人的努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报效祖国。而他从父亲梁启超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这也是他们全体兄弟姐妹所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
在梁启超“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的训诫之下,梁家可谓满门皆英才俊秀,其9个子女中有7人曾留学海外,却无一例外地学有所成后回归祖国,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做出了很大贡献,展现了强烈爱国情怀与贡献社会的良好家风。其中,梁思成、梁思永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礼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这些成就,显然与梁启超注重子女教育,以及良好的家训家风密不可分。
(选自201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小题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梁启超不仅在诸多领域卓有成就,影响广泛而深远,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B.梁启超不仅本人建树颇多,而且子女个个成才,这与他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C.梁启超在病痛之中仍不忘优国优民,他不顾家人劝阻,努力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D.梁启超告诫子女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尽力做好份内之事。“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小题2】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两项是
A.面对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梁启超既充满忧虑,虽不相信国家能救活转来,但又保持极乐观坚信只要努力就会使国家民族生命永存。
B.梁启起认为,地位不分高低,职业不分贵贱,士大夫救济天下与农夫种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要尽责尽力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
C.在给儿子梁思成的信中,梁启超不仅对其求学之路作了详细指引,还告被他要把应学规矩尽量学足,勉励他不可自慢自馁,要尽力而为。
D.文章倒数第二段引用梁思礼的话语,不仅真切地表现了梁启超的言行对子女们的重大影响,也从侧面衬托出梁启超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E. 文章围绕“常要思报社会之恩“行文,以梁家子女皆英才俊秀,成就斐然的事实,有力地突出了当今时代应注重子女教育、保持良好家训家风的主题。
【小题3】文中大量引用梁启超写给子女的信中的语句,有何作用?

同类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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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自传

1896年我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失业店员的家庭,早年生活艰苦,所受的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波折。21岁我到梧州担任广西第二中学的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

1929年4月间,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讲师,从此我就成为大学教师。那时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是闻一多教授,他看到中文系的教师实在太复杂,总想来一些变动。用近年的说法,这叫作掺沙子。我的命运是作为沙子而到中文系开课的。

大约是1939年吧,一所内迁的大学的中文系在学年开始,出现了传记研究这一个课,其下注明本年开韩柳文。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么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在当时的大学里,出现的怪事不少,可是这一项多少和我的兴趣有关,这就决定了我对于传记文学献身的意图。

《四库全书总目》有传记类,指出《晏子春秋》为传之祖,《孔子三朝记》为记之祖,这是三百年前的看法,现在用不上了。有人说《史记》《汉书》为传记之祖,这个也用不上。《史》《汉》有互见法,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常常需要通读全书多卷,才能得其大略。可是在传记文学里,一个传主只有一本书,必须在这本书里把对他的评价全部交代。

是不是古人所作的传、行状、神道碑这一类的作品对于近代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呢?也不尽然。古代文人的这类作品,主要是对于死者的歌颂,对于近代传记文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些作品,毕竟不是传记文学。

除了史家和文人的作品以外,是不是还有值得提出的呢?有的,这便是所谓别传。别传的名称,可能不是作者的自称而是后人认为有别于正史,因此称为“别传”。有些简单一些,也可称为传叙。这类作品写得都很生动,没有那些阿谀奉承之辞,而且是信笔直书,对于传主的错误和缺陷,都是全部奉陈。

是不是可以从国外吸收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呢?当然可以,而且有此必要。但是不能没有一个抉择。罗马时代的勃路塔克是最好的了,但是他的时代和我们相去太远,而且他的那部大作,所着重的是相互比较而很少对于传主的刻画,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略而看不到入情入理的细致的分析。

英国的《约翰逊博士传》是传记文学中的不朽名作,英国人把它推重到极高的地位,这部书的细致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位,但是的确也难免有些琐碎。而且由于约翰逊并不处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其人也并不能代表英国的一般人物,所以这部作品不是我们必须模仿的范本。

是不是我国已经翻译过来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可以作为范本呢?应当说是可以。由于作者着墨无多,处处显得“颊上三毫”的风神。可是中国文人相传的做法,正是走的一样的道路,所以无论近代人怎么推崇这部作品,总还不免令人有“穿新鞋走老路”的戒心。

国内外的作品读过一些,也读过法国评论家莫洛亚的传记文学理论,是不是对于传记文学就算有些认识呢?不算,在自己没有动手创作之前,就不能算是认识。

这时是1940年左右,中国正在艰苦抗战,我只身独处,住在四川乐山的郊区,每周得进城到学校上课,生活也很艰苦。家乡已经陷落了,妻室儿女,一家八口,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写出一本来。我写谁呢?我考虑了好久,最后决定写明代的张居正。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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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传和传人,本是性质类似的著述,除了因为作者立场的不同,因而有必要的区别以外,原来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西洋文学里,常会发生分类的麻烦。我们则传叙二字连用指明同类的文学。同时因为古代的用法,传人曰传,自叙曰叙,这种分别的观念,是一种原有的观念,所以传叙文学,包括叙、传在内,丝毫不感觉牵强。

(朱东润《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词》)

②朱先生确是有儒家风度的学者,一身正气,因此他所选择的传主对象,差不多都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有为之士。他强调关切现实,拯救危亡,尊崇气节与品格。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傅璇琮《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当年有所大学的中文系开传记研究课,课程内容却是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朱东润就是因为这件事决心献身传记文学的研究。
B.朱东润虽然认可国外的传记文学,但却担心“穿新鞋走老路”,因此拒绝把近代人推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作为写作范本。
C.出于自己的现实关怀来选择传主,是朱东润传记文学创作的一贯原则。有学者总体上对此表示理解,但在态度上略有保留。
D.朱东润虽然认为“传叙文学”的说法更加科学,但为了避免常会发生的分类麻烦,还是在自传中采用了“传记文学”的说法。
【小题2】朱东润的传记文学观是如何形成的?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小题3】作为带有学术性质的自传,本文有什么特点?请简要回答。

同类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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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学人杨守敬

杨守敬(1839一1915),湖北宜都人。少年时代聪明好学,刻苦用功。青年时代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19岁时,听谭大勋讲授汪中的《述学》,开始接触乾嘉考据之学;20岁那年,偶然得见清人六严缩摹的《舆地图》,便借来临摹,这成为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开端。

杨守敬曾经热衷科举,25岁起先后六次赴京参加会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因此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42岁时,他作为清政府外交官的随员前往日本,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日本四年,他搜访阙佚,爬罗剔抉,收集到我国大量的古籍珍本,并将它们影印摹刻为《留真谱》。日本人森立之所撰的《清客笔话》,翔实记载了他在日本访书之事,杨守敬自己也写了《日本访书志》。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也搜集了许多稀见珍本和国内久已绝迹的古籍残本,与杨守敬志趣相投。因此,当黎庶昌有了编纂《古逸丛书》的设想时,立即决定请他主持校勘。《古逸丛书》在日本刊印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擅长书法,对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在日本影响巨大,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年已48岁的杨守敬第七次参加会试,仍以失败告终,从此绝意科举,专注学问。杨守敬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在舆地、版本、目录、金石、小学、经学、辑佚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留下的著作就有83种。在杨守敬的学术研究中,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编撰了舆地学著作20多种,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他的杰出才华。

杨守敬的学术代表作是完成于1904年的《水经注疏》。明清以来,《水经注》研究成果很多,杨守敬的这部著作具有全面总结的性质。他对《水经注》中所记裁的1200多条水道进行了详尽考证;对征引的故实都一一注明出处;对清代学者全祖望、戴震等人的校释也多有订正。杨守敬既有坚实的考据学基础,又运用了当时地理学新知识,所以在《水经注》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杨守敬还编制了古今对照的《水经注图》,图文互证,相得益彰。

【小题1】下列关于杨守敬日本之行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杨守敬的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研究影响很大,他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B.杨守敬在日本访书之事被日本人森立之记载在《清客笔话》中。
C.杨守敬校勘《古逸丛书》,体现了他在版本、目录等方面的学术造诣。
D.杨守敬搜访阙佚,收集到我国的古籍珍本《留真谱》,并将它影印摹刻。
【小题2】下列有关杨守敬舆地学研究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杨守敬的《水经注疏》,是在全面总结明清两代《水经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B.运用当时地理学的新知识,是杨守敬《水经注》研究取得成功的基础。
C.在杨守敬留下的83种著作中,有一部分是中国传统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D.杨守敬对《水经注》记载的1200多条水道进行了详尽考证,还编制了《水经注图》。
【小题3】根据文章内容,请概括杨守敬取得多方面学术成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