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器的角度看，声音好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关键是，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呢？这就像闻上等巧克力的味道，实在是个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的问题。不过办法总是有的，直接、正面的回答不上来，可以用间接、侧面的，最现成而著名的答案是白居易在其名篇《琵琶行》中的那句“大珠小珠落玉盘”。然而，即便是专业琵琶界，有谁真听到过珍珠落在玉盘里的声音呢？再说，就算有人真听到过，多半也会失望的，因为“珠落玉盘”所发出的压根就不是“乐音”。那么为什么一千多年来，人们不但认可而且还无数次地引用这句话呢？我想它至少说出了琵琶在发音上的三个要点：颗粒状的发音形态；弹拨乐器而具有某些打击乐器的发音效果；声音上要具备珠和玉的美学品质。

我国历来把“珠”和“玉”视为“珍宝”，或者说它们是中国人“美的理想”。在大自然中，很少有接近球形正圆体的天成之物，而“珠”能接近正圆体，这恐怕是珠能引起美感的原因之一，所谓“物以稀为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越接近正圆体的珠就越珍贵，称为“走盘珠”，其可贵即在浑圆与饱满。而“玉”则致密、细腻，是一种“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握在手里还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感，这里“温”“润”“泽”都带有三点水，这使人联想起悦耳的“乐音”有“水灵灵”的特性。其实珠也是一种美石——珍珠贝的“结石”，它与玉都有一种光彩，这光彩粗看并不“耀眼”、“逼人”，但细察则“绚烂之极”，即所谓东方人的含蓄之美。说“在声音上要具备珠与玉的美学品质”，具体地也是笨拙地说，就是声音要具有圆润、饱满、结实、细腻、有分量、有光泽、水灵灵等性质。把一类事物的特性比附到另一类不同的事物上去，或者说把一种感官对象的性质移到另一种感官对象上去，这在修辞学上叫“通感”或“移觉”。例如，用“高”“低”和“明亮”“甘甜”来称呼和形容声音。事实上作为听觉对象的声音，并不具有空间上的高低位置以及视觉对象和味觉对象才有的明亮、甘甜的性质，之所以这样来称呼和形容，就是“通感”的原理在起作用。

用“珠落玉盘”来描述琵琶的声音，浅层是“比喻”以“拟声”，深层是“通感”以“会意”。它不但在制作上，同时也在演奏上为琵琶的基本音质作了“指归”——“珠玉之美”。这话也许反过来说更有力，在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其发音最具珠玉之美的，是琵琶。

其实，单从制作上来要求好的琵琶声音，历来也是有正面、直接而具体的标准的，那就是行话所说的：“尖”，指高音区的发音明亮；“堂”，指低音区的发音洪亮；“松”，指按弹时发音灵敏，余音强而长；“脆”，指发音清脆；“爆”，指发音坚实而有分量。但由于这五条标准由来已久，可见它们是针对“丝弦琵琶”而言的，因为“钢弦琵琶”只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40多年的事。中国传统的琵琶音乐，文曲讲究余韵，武曲注重声势。因丝弦张力小的缘故，也许在“余韵”和“声势”方面往往会感到不足，所以提出了从字面上看有点矫枉过正的五项标准，尤其是那个“尖”字，越来越难以使人认可，故已有人把它改为“亮”了。但对钢弦琵琶而言，这五条标准怕的不是做不到，而是过了头。所以能把这五条标准结合“珠玉之美”这一条来综合考察，对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的理解，应该是有裨益的。

根　　艺

根的艺术,是一种奇巧结合、天人合一的独特造型艺术。它用具有自然美的各种根材形态,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美的形象,使人获得不同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根艺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有其鲜明独到的审美特征。

根艺是单纯与丰富的对立统一。根艺与绘画一样,是通过塑造静态的视觉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发现和创造是它们的主要特征。所谓发现和创造,就是表现形体。对造型艺术,鉴赏者都是通过视觉对存在于空间的艺术形体进行鉴赏的,这是它们的共同审美特征。中国画的造型是在平面上进行的,它是画家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和技巧,通过笔、墨、纸以及墨法、空白等在平面的画幅上造成的一种美感;而根艺大都是立体形式的,它的形体具有实际的长度、宽度、高度,给人一种自然与人工共同创造之美。所以根艺和绘画虽然同属于造型艺术,但绘画是以两度空间反映现实,而根艺大都又是以三度空间反映现实,这是两者的主要区别。

具有空间立体感的根艺,一方面比绘画更为具体生动,另一方面又不能像绘画那样直接而细腻地描绘表现对象的活动环境,也不能像绘画那样广阔、自由地再现人物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因此,根艺美术家在进行创作时,就有必要对现实的根材进行更集中、更典型的提炼,把丰富的思想内容寓于根的自然形态之中,以达到单纯与丰富的统一。

所以,鉴赏一件优秀的根艺作品,也应该是通过概括单纯的艺术形象,借助于联想和想象去感受和领悟根艺美术家所要表达的自然根的丰富思想内容及独特的艺术形象。由于根艺是一种具有立体感的艺术,因此观看者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去进行鉴赏,从中获得的是不尽相同的审美感受,这同样也表现了根艺单纯与丰富对立统一的审美特征。

根艺是静态与动态的对立统一。作为一种立体的造型艺术,根艺只能表现行为的一个片刻,为了获得生动具体的审美效果,它总是以静态的造型表现出它的过去和未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根艺的动态美。动态使根艺形象表现出精神,表现出生命,“马空冀北”根艺美术作品的创作,就是这方面的实例。这是根艺美术以静态的造型来表现运动,是静态和动态的对立统一。

根材是根艺审美的主要部分。在绘画和雕塑艺术的鉴赏中,所使用的物质材料具有审美的价值。根艺所使用的物质材料比雕塑所使用的材料更有审美价值,因为每一件根艺作品的表现力依赖于根材本身的自然美的形态。由于根材是根艺美术作品审美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根艺美术家在创作时,应十分重视把选择什么样的根材和整个艺术形象的塑造结合起来考虑。

2016年7月《摇滚藏獒》上映，业界内部也都予以不亚于《大鱼海棠》的期待，但其票房仅3900多万元，远低于预期。虽然票房并不能说明一切，却总归不是偶然的，国产动画电影在跨越了“低龄化”和“粗制滥造”阶段以后，又面临着质优而价劣、高投入而低产出的困扰。

不少国产动画影片票房遭遇滑铁卢，有商业运作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创作问题。大凡成功的动画片，都是在看似天马行空、神奇乃至荒诞的叙事中隐含着极为现实的情感或情绪。从观众对《功夫熊猫》《花木兰》等这种影片的认可可以看出，大众对于具有独特中国文化风格的作品很认可。美国好莱坞借助中国的文化资源来发展自己的电影，而我们还没有找到出路，如何将我们的东方情怀和表达方式变成世界语言，这是一个基础性、方向性的问题。

2016年度中国电影市场上映的动画电影国产片41部，产出24亿元票房；进口片22部，产出41亿元票房；2015年度国产片41部，产出21亿元票房；进口片13部，产出24亿元票房；市场呈现出严重的分布不均状态。

从消费端来看，中国动画电影市场对原创优质内容十分渴望，《大鱼海棠》5.65亿元的票房及其两极分化的口碑热议就是证明。观众愿意为这部影片的情怀买单，其实可以视为对原创内容需求的一次集中爆发。对创作者来说，他们追求原创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回应。可以说，经过多年的模仿和磨合，全社会对动画创作中原创意识的必要性已经达成共识。

从近年票房过千万的国产动画作品来看，普遍存在创作理念格局不大、不利于在更广泛的市场内传播交流的弊病。这些作品大都有着明显排他的民族特征和区域文化特征。以《熊出没》系列为例，虽然也遵循好莱坞类型故事的讲述规范，但故事气质有明显排他的区域文化特征，决定了它只能在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内被接收。反观迪士尼制作的《疯狂动物城》，同样以拟人化的动物角色为主角，却能轻易跨越文化区隔的限制，不得不说是受益于国际化的创作理念，其角色设计、行为动机、叙事逻辑等既具备合理的假定性，又具备强烈的现实观照，甚至可以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对号入座。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趋势下，动画电影市场上的赢家从来都是大小通吃的合家欢类型，一味屈从低幼，就低不就高的创作理念应该及时修正。

（选自张斌宁《国产动画电影正在崛起》）

日本动漫产业采取产销分离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动漫由独立的工作室制作，媒体择优营销推广。我国的动画制作目前大多自产自销，独资的动画公司发行渠道还不够通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独资动画公司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此外，作品细分度高是日本动漫营销成功的重要因素，将动漫作品按照读者的年龄、性别、兴趣方式等不同进行细分，每一个受众群体都有丰富的动漫作品作为选择，从而带动了全民消费。我国的动漫作品则更偏向少儿化，也过多的承担了教育感化的职责，受众面偏窄让国产动漫损失了不少观众。美国并没有组建特别的机构来专管动漫产业。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市场化、法制化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国的电教结合了动漫作品，极大地普及了动漫产业。

（选自易良义《国外的动漫电影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明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作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瞽献曲”或“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那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徙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作了一首歌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作了给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诗官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到达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或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诗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文字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