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能舍弃语言，又不应被概念和逻辑性所局限，这就要有特殊的处理办法，诗歌因此又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最起码的一点，在形式上，诗歌要分行。古典诗歌过去是可以不必分行的，那是因为古典诗歌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节奏性，不分行也等于分了行。分行也好，节奏也好，都是为了有利于摆脱散文与生俱来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使语言中感性的因素得以自由地浮现出来，这也就是诗歌语言的飞跃性。节奏是富于跳跃感的，它有利于诗歌语言的飞跃，从日常的语言中萌发出特殊的语言，捕捉到我们日常语言中所难以捕捉到的新鲜感受。唐诗在诗歌语言上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为语法而有的虚字都可以省略，因为这些虚字都没有什么实感，省略了就更有利于飞跃。古典诗歌的语言越是具有这一特征，也就离开散文越远，这也就是“诗化”的过程。诗化而自然天成，一点也不别扭，这标志着古典诗歌语言的真正成熟。诗的语言因此才更灵活、更有弹性，一瞬间便能捕捉住新鲜的印象。古人谈画竹，“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作诗也是如此，“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感受是瞬息万变的，诗的语言也必须具备这种飞跃性。这是诗歌语言的能力问题，有了这种能力，才有表现的自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捕捉到新鲜的感受，完成艺术上的充分表现。

   现在再回头来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的“见”字，一本又作“望”，那么究竟哪个好呢？当然是“见”字好。因为“望”是连续地做了两件事，采菊与望山，而“见”是从东篱采菊直接飞跃到南山，从隐居的局部生活中飞跃到归隐的终身行止，其所以“悠然”，不正是无愧于平生吗？南山是陶渊明生活中朝夕与共的，看一眼不过是家常便饭，但今天的南山是不待看而来了，倏然映入眼帘，不期然地面对面，仿佛如同初次的相会，因而别有天地。这便是语言的飞跃所带给人的新鲜印象与无尽的言说。古诗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山本来就在那里，本来也是青的。但似乎在曲声完了时，这山峰才宛然在目，让人觉得格外地那么青。这青不是多染几笔颜色所能有的。从“曲终”到“数峰青”这种从听觉飞跃到视觉的例子也很多：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柳宗元《渔翁》）

山水本来就是绿的，不“欸乃”也是绿的，但在这“欸乃一声”中，这绿色就仿佛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感觉中出现，绿得不同寻常。又如：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四周都沉浸在音乐声中，忽然琵琶声收了，这才发现一轮明月正在波心荡漾，这时候的印象乃是最新鲜的。生活中的感觉是日常的、习惯性的，艺术则使人又恢复了新鲜的感受。而就艺术来说，它本来就是要唤起新鲜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生命的原始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它往往被习惯所淹没了。因为生活中一切都是照例的，不用去深想，也留不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感觉也就渐渐僵化、迟钝起来。例如我们经常往来于未名湖畔，其实往往是视而不见。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如果因久病住院，一旦病愈，带着一片生机走出医院时，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就都会感到特别新鲜。因为使人感觉迟钝的习惯性被割断了一段，就又恢复了原有的敏感。这敏感正是艺术的素质。谢灵运“卧疴对空林”之后乃出现了“池塘生春草”那样“清水出芙蓉”一般的天然名句，其所以鲜明夺目，就因为它生意盎然。

因此，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

诗的语言既然有飞跃性，也就自然趋于精炼。应该说，精炼是语言的一般要求，散文，

甚至论文也都要求精炼，但诗歌因为是一种富于飞跃性的特殊语言，就更为明显。这种精炼不能理解为是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李后主的《浪淘沙》有一句诗：

别时容易见时难。

有人说是抄了《颜氏家训》中的一句话:

别易会难，古今所重。

是不是抄的呢?我想不是的，既然“古今所重”，人同此心，那么又何劳抄袭呢？但这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别易会难”，一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从概念上说几乎全同；从艺术上说则有天渊之别。前者只是说明，而后者乃成为千古名句。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就是从概念说是有尽的，都不过是“别易会难”。而作为艺术的表现则后者的感受显然要丰富得多，印象要深刻得多，这也就是意无穷了。

意无穷因此也就是诗的语言的飞跃性突破了一般概念的局限而翱翔于感性交织的天地。“别时容易见时难”比“别易会难”只多了三个字，而所得的却是更多，这不正是精炼的更为合理的解释吗？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小文《说水分》，“水分”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般说到文章里水分太多，是指空话、滥调太多，因此淡而无味。我所想说的“水分”乃是指水是生命的海洋，任何生命都离不开水分。《红楼梦》中说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个“水葱”似的人儿。干葱当然不行，光是葱也不行，这里的玲珑传神之处正在于那水分带来了鲜明的生意。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中有两句诗：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也有人认为是抄的，说是抄了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是否抄的姑且不论，反正王维的这两句要高明得多。这两句多了“漠漠”和“阴阴”四个字，为什么就会好呢?水田当然是“漠漠”的，夏木当然是“阴阴”的，这不是多了一点废话吗?其实不然。因为“水田飞白鹭”与“夏木啭黄鹂”是平行地写了两个景致，黄鹂在树上叫黄鹂的，白鹭在水田上飞白鹭的，各不相干，这里并没有飞跃的力量。多了“漠漠”和“阴阴”，就把它们连成了一片。阴阴让夏木有了一片浓阴之感，漠漠使水田蒙上了一片渺茫的色调，岸上的一片浓阴与水田的一片渺茫起着画面上烘托的作用，这就是情景中水分的作用。从浓阴的深处到渺茫的水田，到鲜明的白鹭，越发衬托出白鹭之白与茫茫中飞动的形象，使得整个气氛鲜明活跃，潜在的感性因素如鱼得水地浮现出来，这才不是干巴巴的，而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则难免有些干巴，因为它缺少那应有的水分。

1984年12月

（节选自林庚《唐诗综论》）

酒仙张三

楸立

我是张三。

张三爷语气很淡又很坚定，央杂着些轻蔑。日军少佐美津智朗，打量了一眼清瘦的张三爷。

哟西，有胆量。

四十碗酒斟得满登登的，排满了两张条案。正宗鲁北烧刀子。

美津智朗做了个“请”的手势。你的，一碗酒放一个人，四十碗四十人。张三爷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张三爷，德州武城人，居武城瓦房胡同。几十年过去，老人们仍旧记得张三爷身着长衫，挽着袖口，右手平端一碗鲁北烧酒，秦然自若地端坐在柴家酒铺门旁的长椅上的情景。

所有老人的记忆中，没人清楚张三爷以什么为生，有无子嗣。有人说他在辛玄革命时去过东洋，有人说他参加过义和团，还有人说他在马家作坊教过私塾。

酒是张三爷的全部生活。日头从东方初升，张三爷的酒碗就已经端起；日头落入西山，张三爷才将酒碗放下。张三爷微抖长衫、背着双手、轻抬阔步的样子，反复出现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冷得早，张三爷一身单布长衫早早坐到了柴家酒铺门口，右手高擎海口酒碗，口称，武城张三烦请柴掌柜赐酒。

早有伙计从坛子里舀出一提，斟到张三爷的碗里。张三爷报了一口，扬手将酒泼在青石砖道上。掺水了。伙计赶忙又开一坛“十里香”。苦。又泼。伙计冷汗直流。柴掌柜闻声颠颠地跑来，连开“隔壁好”“四季青”“一杯醉”三坛老酒。张三爷泼了三碗，腥，涩，火嫩·····一时酒气飘满了整条青石街。柴掌柜面红耳赤，哭丧着老脸，无计可施。张三爷喝谁的酒是给谁家捧场子。何家的“小米香”、胡家的“杂粮酒”、马家的“地瓜烧”和孙家的“状元红”，都是张三爷给品出来、叫出来的。 

忽听一阵银铃之声，请三哥品小女子的手艺。柴家掌柜大女儿步履轻盈，双手捧着一碗高梁酒，不喊三爷口称三哥，轻移金莲来到张三爷近前。酒未沾唇早闻酒香，张三爷脖子一仰滴酒不刺。好一碗“女儿红”，好酒好酒。抬足离去。自那次后，柴家红高梁酒坊叫响了鲁北一带。

美津智朗想夺柴掌柜的酿酒方子，柴掌柜就是不吐口，美津智朗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捆了柴家四十口人。

张三爷端起一碗酒，咕咚一口，那边绳子头就松一个。张三爷连干二十碗，那边绳头就松了二十个。烧刀子常人一碗就会放倒在地，美津智朗惊得瞪目结舌。

张三爷喝到三十来碗时，身子晃动了一下，柴掌柜吓得抖如筛糠。张三爷淡然地看了柴掌柜一眼，又一碗酒入口，捆柴掌柜的绳子一松，柴掌柜瘫倒在地上。

喝到三十八碗的时候，张三爷眼皮发木，视线模糊，被相着的柴家大女儿和新女婿双双注视着张三爷，张三爷对柴家大女儿微微笑了笑。

最后两碗酒，张三爷咕咚咕略吞了下去，四十碗喝完，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美津智朗拍了拍军刀，放人。

张三爷迈着八仙步，拨开日本兵的刺刀就向院外走，美津智朗鸣哩哇啦地说一通日本话。

张三爷止住脚步，回头问美津智朗，你说中国人野蛮无酒德？告诉你，关于酒德的记载，最早见于我中华民族《尚书》《诗经》，有“饮惟祀”“无彝酒”“戒溺酒”等记述。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华夏酒文化源远流长。小小番邦岛国无端侵略我中华民族，竟敢陈说礼法，简直岂有此理！

张三爷不觉兴起，滔滔不绝，身子晃动，嘴里兀自振振有词：铁拐李提腿把神起，回头观望汉钟离。韩湘子口中吹玉笛，吕纯阳拔剑把头低······一套“八仙拳”使出来，如风如影，飘逸出神，少顷收式站定，张三爷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更增神采。

美津智朗没想到张三爷精通日语且身怀武功，狞叫，八嘎，把人留下。

张三爷一个鹞子翻身飘上了高墙，晃动几下就没了踪影。从那以后，武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张三爷。

张三爷后来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武城县政府联合何、胡、柴、马、孙五家，各取其祖传酿酒秘方之精华，组建国营酿酒厂。酿出新酒的第一天，大门口外，直直走来一位清瘦矍铄的七旬老者，说是来尝新酒的。门卫见来人仪表非凡，不敢阻拦，又恐是敌特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赶忙向厂民兵连报告，民兵连紧急集合赶到，那老者早不知去向。众人听到贮酒仓库有轻微声一响，民兵们进去搜查，见一坛高梁酒封泥打开，一只空瓷碗放在当场，墙上用干树枝画的一行草字笔走龙蛇：好酒。故人张三到此。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光纤之父”高锟一

2009年10月6日凌晨3点，美国硅谷一座公寓里响起电话铃。对方说从瑞典打来，有个教授要与高锟先生通话。几分钟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即将公布。高锟仍是睡眼惺忪，“什么？我！啊，很高兴的荣誉呢！”说完倒头大睡。

发表那篇著名论文《为光波传递设置的介电纤维表面波导管》——亦即光纤通信诞生之日——十年后，1976年，高锟拿到人生中第一个奖项——莫理奖。奖杯是一个水晶碗，以前被拿来装火柴盒，现在则盛满了贝壳，放在书柜上。十多年前的一张行星命名纪念证书，还贴在车库墙上，正下方是换鞋凳。最倒霉的是1979年爱立信奖奖牌，料想是被打扫房子的女工顺走了……爱立信奖颁奖礼规格与诺贝尔奖相当。

1959年激光发明，令人们开始畅想激光通信的未来，但实际研究困难重重。此时高锟就职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设于英国的标准通讯实验室，他坚信激光通信的巨大潜力，潜心研究，致力于寻找足够透明的传输介质。

妻子黄美芸难以忘怀，那段时间高锟很晚回家，年幼的子女经常要在餐桌前等他吃饭，他哄她：“别生气，我们现在做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会震惊全世界的。”专家们起初认为，材料问题无法逾越。33岁的高锟在论文中提出构想，“只要把铁杂质的浓度降至百万分之一，可以预期制造出在波长0.6微米附近损耗为20dB/km的玻璃材料”，这一构想一开始并未引起世界关注。几年间，面对各种质疑，高锟不仅游说玻璃制造商制造“纯净玻璃”，更远行世界各地推广这一构想。1976年，第一代45Mb/s光纤通信系统建成，如今铺设在地下和海底的玻璃光纤已超过10亿公里，足以绕地球2.5万圈，并仍在以每小时数千公里的速度增长。

二创造力的火花早在生命萌芽期就不时闪现。高锟在上海度过15岁前的时光，晚上有私塾老师教他四书五经，白天则在霞飞路上的顶级贵族学校接受西式教育。西式学校透出的自由民主科学气息深深影响到了童年时的高锟。高锟幼年时就对科学充满兴趣，最热衷化学实验，曾自制灭火筒、焰火、烟花、晒相纸，经手的氰化物号称“足以毒害全城的人”。危险实验被叫停，他转而又迷上无线电，组装一部有五六个真空管的收音机不在话下。

1948年举家迁往香港，先是考上预科留英，工作后辗转英美德诸国，一步步走向世界。他说：“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童蒙时期不明所以背诵的那句“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启发他独立思考，也让他受惠终生。

1987年，他被遴选为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自认使命就是“为师生缔造更大发展空间”。他觉得，教职员只要有独立思想，就有创造性。面对学生抗议也是如此。一次，高锟正要致辞，有学生爬上台，扬起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长布横额遮盖校徽，扰攘十多分钟后才被保安推下台。典礼后，一位记者问：“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他平静地说：“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三从中大退休后，63岁的高锟不甘寂寞，成立高科桥光纤公司，继续科研之路。《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他，接过的名片上只写着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的称谓，全无院士等荣誉称号——他曾先后当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海外会员、英国工程学会会员、美国国家工程院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问他何故，他笑笑说，“这就是在搞科技产业化。”

谦谦蔼蔼，光华内蕴。“教授就是任谁都可以向他发脾气的那种人”许多接触过高锟的人都这么说。黄美芸晚年评价高锟是“一个有着最可爱笑容的人”，她与高锟相识于同一家公司，从此携手60载。1960年代初正忙于那篇重要论文的他，还经常将换尿布等家务活全包。获得诺奖后，黄美芸用部分奖金推动阿兹海默公益事业，次年高锟慈善基金会即告成立。高锟逝世当天，黄美芸在媒体通稿中也特意提到基金会，称之为高锟的“最后遗愿”。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9月27日）

相关链接：

①“先生携光而来，也随光而去，留下的是穿梭不息的无限纤丝，创造的是不断向前的光明未来。”

（2018年9月23日，高锟逝世，网友留言悼念）

②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