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我一直认为，我是炊烟喂养大的。少时的我，对炊烟的惦念近乎痴迷。甚至刚吃了饭，就挂念起了炊烟，盼它早点站在屋檐上，手搭凉棚，呼唤我的乳名。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他们能看懂炊烟的表情，也能读懂炊烟的语言。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议，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他们将自己的讽刺和挖苦当“礼物”，总是不失时机地免费赠送。

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尽管，那些还对炊烟心怀感恩的人，就像我父母，还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但他们培育的那点炊烟，不过蚍蜉撼树。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选自《人民日报》）

①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备有形的实体，不可捉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存在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存在于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②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的心理状态。用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然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即使有时这个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做后盾。惟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才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向往，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③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它超越不出文化传统。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民族如何能存在，一个社会如何能稳定，一个国家如何能巩固。

④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传统中某些成分会变得无处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苿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分。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漸进的，不会一蹴而就，即使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⑤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变化自己的内容。大体上说，两种不同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姻、交通、贸易、侵略、扩张等原因相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而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需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成为传统中的一个新成分，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然未必面目全非，却让人觉得很陌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反复证明了的。

（节选自《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在邮筒旁停靠三分钟

我坐班车回老家，经过石砚湾的时候，车停了下来，司机把门打开，我看见路边有一个邮筒，但却没有一个要上下车的人。

师傅，怎么不开车呢？师傅看我一眼，没有作声，只是按下了喇叭，震耳欲聋地响了三声，然后才关门，启动班车，奔跑在这片交通仍不便利的山间马路上。

但比起二十年前，这条路已经便利多了。师傅终于开口，告诉我，所有的班车都会在这儿停靠，尽管到如今，邮筒已经生锈，荒草已然茂盛。

为什么？令所有路过的车辆，不约而同停靠并为之鸣笛的竟只是一个年轻人。80年代那会儿，年轻人流行南下打工，去广州、东莞、深圳、上海，总之没几个人留在老家。但有一个年轻人留了下来。

他绝不是害怕出门，而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县里邮局要将一批信件送去百里外的乡下，公路不通，村落不熟，年轻人是个热心人，便答应帮衬一把，送完再坐火车南下。结果，当年轻人把一封封信件送到各家各户，老人们感激涕零的样子，一下子触动了他。

信件都是出门打工的年轻人寄来的平安信，年轻人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自己应该留下来做一个邮递员，否则，老家的人们便可能收不到这些珍贵的家书。

年轻人说干就干，县邮局更是求之不得。就是从那天起，年轻人每天都会背着一大包的信件，先送完路过的几个村庄，因为老家隔着几座荒凉的大山，他总会在石砚湾的一个拐角处等车，等路过的拖拉机、摩托车，甚至牛马车。而那些赶车的人，得知年轻人是一位邮递员，也总愿意搭他一程。

送的次数多了，所有赶车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位邮递员，每天中午时分，会站在石砚湾等车，乡亲们知道他辛苦，放弃了南下打工的大好时光留下送信，便都敬着他，觉得他是一位平安信使，有时时间对不上，也会故意把车停在石砚湾，等到年轻人上车才走。

这一等便是二十年，开车人都在口口相传，在经过石砚湾的时候，一定要等一个送信的年轻人，直到县里的马路修通到每个乡村，直到每天开通了固定的班次汽车，直到年轻人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不慎在陡峭的山路上摔倒。

开车的人再也没能等到年轻人，他走了，全身被摔得伤痕累累，但怀里的信件却丝毫无损，连一滴雨水都没能透进去。

但那些写信和收信的人，至今从未忘记有这么一位年轻人。乡亲们特意去县邮局申请了一个邮筒，安放在石砚湾那个年轻人等车的地方，里面塞满了各种信，那都是外出打工的人寄给年轻人的感谢信。

人走了，但信还在。每一辆路过的汽车都会在这里停靠一会儿，他们希望搭上年轻人的灵魂，带上他的那股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只为告诉你，邮政在，希望就在。

我想问，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刚开口，却已泣不成声，终究是没有问成。有些遗憾，但又有些许安慰，至少我知道，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唤作邮递员，如果可以，我想再加两个字，邮递员哥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