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世界角膜移植高峰

——记浙大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

姚玉峰，来自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成功主持了世界上第一例由他独创的角膜移植术，解决了排斥反应这个世纪难题。姚玉峰创造的技术，被国际眼科界命名为“姚氏法角膜移植术”；美国眼科科学院快讯称之是“该领域治疗方法的一个突破”，被写进美国医学教科书。

姚玉峰曾留学日本，他的第一任导师是日本眼科玻璃体手术的开创者，世界上第一个开展眼视网膜黄斑转位手术的医生，担任亚太眼科学会主席的田野保雄教授，姚玉峰赢得了田野的喜爱。另一位眼科“巨头”，现代免疫学之父、眼前房关联性免疫偏差现象的发现者、美国哈佛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斯特莱茵也很欣赏他。

1992年春，斯特莱茵来大阪做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刚来的中国留学生姚玉峰要求向大师提问：“如果免疫在眼前房可产生选择性抑制，绕开机理研究的细节，这个机理是否可被用来治疗某些免疫增强性的疾病，比如排斥反应？”

他的提问，出乎斯特莱茵的意料，因为这是另一个方向上的假设。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斯特莱茵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说，“我还没有研究过。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值得在这方面探讨！”

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斯特莱茵突然从台上走下来，走到还有点羞涩的姚玉峰面前，兴奋地对着田野说：“这家伙很厉害！”

作为导师，田野感到自豪，他恳请姚玉峰留下来读学位并帮助他解决奖学金。姚玉峰向导师介绍：中国政府“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他希望回到祖国。

回国一个月后，学校就让姚玉峰再回大阪大学继续读博士。

回到阪大，继续师从田野保雄，还有另外两位国际眼科界的泰斗，大桥裕一、井上幸次。

姚玉峰研究的课题是前房关联性免疫偏差对角膜移植排斥反应的影响。

1700年，有医师在埃及尝试角膜移植，失败了；140年后，爱尔兰医师将羚羊眼角膜移植到人的眼球上，也失败了。

1906年，德国医生第一次用人角膜进行移植，成功了。但是，发生了排异。

整个20世纪，世界角膜病专家都试图攻克排异反应这一难关。

1976年，美国角膜病权威理查德成功进行了上皮移植手术，向最后解决角膜移植顽症的目标逼近了一步。但结果遭到质疑：因为没有从理论上阐释上皮移植的机理，仅仅是假说，无法在临床上得到推广。

从此，证明理查德上皮移植机理又成为一道难题。

“一定要无愧学校的选派，为国家、为亲人争光！”姚玉峰在阪大的三年时间，不但证明了困惑世界眼科医学界16年的“理查德上皮移植假说”，而且独创制作了小鼠角膜上皮移植模型，终于揭开角膜移植排斥反应的精细机理。

凭借着勤劳和智慧，姚玉峰设计出术后不发生排斥反应的“姚氏法角膜移植术”。1995年5月20日，他成功地实施在病人身上。

角膜移植排斥反应——遮蔽了世界整整一个世纪的阴霾，被姚玉峰拨开了！

他继续攀登。

人类的角膜由上皮层、前弹力层、基质层、后弹力层、内皮层组成，厚度约0.5毫米。实验证明：排斥反应针对的是角膜最后一层的内皮，只有6微米厚。理论的推导，让姚玉峰明白：只要把患者的6微米内皮层完整保留，逻辑上就不产生排斥反应。

怎样才能让这6微米不在手术中发生破损？

6微米，这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距离！

6微米，这是攻克角膜移植排异难题的制高点。

6微米，也是横亘在姚玉峰面前的最后难关！

姚玉峰尝试几十种方法进行试验，但均未成功。

在小鼠角膜上做上皮移植，无异于微雕艺术家在头发丝上做雕刻，而头发是死的，小鼠是活的。给小鼠打麻药，打多一点会死，打少了会动。手法已非常娴熟的姚玉峰一天能做12只小鼠的角膜移植手术。

牛顿观苹果落地而悟出万有引力定律。姚玉峰的苹果何时才能掉落？

1995年3月，姚玉峰生命中的苹果终于掉落。

这天早晨，仍停留在实验冥想中的姚玉峰去吃早餐。他拿起鸡蛋轻轻一磕，随手剥开一片蛋壳。

咦？蛋壳剥落，蛋衣竟完好保留！两眼直愣愣地盯着蛋衣……突然，姚玉峰感到醍醐灌顶：若将角膜开一个小口，露出后弹力层与内皮层，让“蛋壳”与“蛋衣”分离。而后，再剥“蛋壳”，剥破“蛋衣”的概率不就可能明显降低吗？

姚玉峰浑身颤抖起来：3年来，众里寻他千百度，世纪难题瞬间有了解决办法。

1995年5月，世界上第一例采用最新剥离术进行的角膜移植手术由姚玉峰主持，在母校附属医院完成。术后无排斥反应，患者三个月后视力达到1.0。

接着是第二、第三例……所有移植均实现零排异！

困扰世界角膜界一个世纪的难题终于被一个中国眼科医生破解。

姚玉峰登上了世界角膜移植的巅峰！

这一年，姚玉峰33岁。

（节选自2017年6月3日光明网，有删改）

水墨仙境楠溪江

肖复兴

（选自《中国当代散文选》）

迁徙的树

贾志红

⑴下午炫目的阳光把一个热带海滨城市鲜亮亮地推送到我眼前。我眯着眼往广场外望，看见了一排树。我认识它们。这情形像在遥远的陌生之地的人流中意外看到一个熟人的身影晃过，诧异之后，眼神和心思便跟着那个身影去了别处。

⑵细长的叶子在午后明艳的太阳光下干净深绿，有蜡质的光芒。树叶有小波纹状的边儿，均匀细密。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树冠，树干直接披着满身的树叶，就那么锥子似的直挺挺指向天，而树叶稠密，层层叠叠把树干围得严严实实……

⑶没错，我的确认识它们。我首次见到这种树，是在印度洋的彼岸，距离此地五千多公里的印度。我一直记得印度小伙阿布说的话，他说，这是伟大的阿育王树，只有印度才有，只有印度的菩提迦耶才有。阿布当然是站在一排阿育王树下说这番话的，我也站在树下，正仰脸顺着树干往上看，发现阿育王树之所以没有树冠，并不是它没有树枝，而是它的枝丫向下生长，倒置的方向使得阿育王树像一座塔。两千多年前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阿育王，以护佛著称，他广建寺庙，推崇佛法。这外形如锥的树恰似佛教中的尖塔，便被广植于寺庙周围，并被命名为阿育王树，成为神圣的宗教植物。

⑷阿布，他在树名前冠之以伟大，语气崇敬自豪，表情庄重。他令我相信只有印度，只有印度的菩提迦耶才有阿育王树，这概念直到我离开印度都深信不疑。

⑸现在，在达累斯萨拉姆，大街小巷，处处我都能看到阿育王树，它几乎是这座非洲城市道路两侧的景观树。时而成排，时而单株，叶子油光水亮，热带的阳光和湿润的海洋，令这喜光喜湿的植物生机勃勃。

⑹在这座城市游走，我见到了另一种树，菩提树。无独有偶，它也和印度有关。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坐在树下，树冠形成的几百平方米的浓阴阻隔了炎炎烈日。一阵风吹来，树叶沙沙，整个下午，沙沙声不绝于耳，宛如轻柔的述说。我又忆起了印度，菩提树在印度也是佛教圣树。在菩提迦耶的摩诃菩提寺，传说释迦摩尼修佛得道的那株菩提树下，我也是坐了很久，席地而坐，等待一片菩提叶或是一枚菩提果降落在我身上。自然降落在身上的叶或果，传说能带来福缘。我抬头望着菩提树，它的叶和果，都有纤细但强韧的茎，不轻易折断，不随便飘落。

⑺阿育王树和菩提树来自同一国度，又有着同样的寓意，虽然在这广袤的非洲，它们从佛坛上走了下来，进入凡俗，不再具有佛教意义，它们回到了树本身，还原了一棵植物本来的属性。但我还是习惯仰望它们。它们树形过于高大伟岸，令渺小的人生出距离之感，萦绕枝叶间的古老神秘气息又如自带的光芒，拒人千里。

⑻因工作的缘故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大街小巷穿行，我遇到很多树，除了阿育王树和菩提树，还有牙买加樱桃树、亚历山大椰子树以及在中国北方广泛种植的石榴树……

⑼看树的时候往往容易陷入遐思而忘了自己身处何地，比如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印度人聚居区，我就忘记了自己身在非洲，那满街满巷的印度人令我疑似身处遥远的新德里或是瓦拉纳西。像远道迁徙而来的树一样，印度人是这个城市最多的外来族群。我在他们聚居的街区徜徉，印度神庙赫然耸立，戴着黄色花环的人在门口脱了鞋子神色肃穆地进去，店铺里出售印度风情的服饰，餐厅飘来咖喱的气味，印度女人们精致的纱丽在街巷闪现。在这个街区，有更多的阿育王树和菩提树，亲人一样，人和树互相依存。我在想，源于印度的阿育王树和菩提树，在达累斯萨拉姆如此之多，如此之繁茂，绝非仅仅是风、水，或者鸟儿的助力吧，终究，人，才是那更为重要的力量。

⑽植物的自我迁徙或许不像我此前以为的那样简单轻松。当气候变化、生存环境恶劣或相互竞争残酷，一些首先感知的植物就如率先觉醒的人一样。有一种叫作还魂草的植物，遇到大旱之年，濒临渴死的时候，它们能硬生生地把自己的根从土壤里挣脱出来，卷身成一个圆球，借助风力游走，直到遇到水源才恢复身形，扎下根，继续生长。疼痛、悲壮不亚于人类族群的迁徙。

⑾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印度人居住区游逛的那段时期，我正在读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我沉湎在洛伊构筑的令人不忍卒读的情节中，那印度式的、细致绵长的笔调将一个位于印度南部的家族故事写得泪斑斑血淋淋。印度社会中顽固的种姓等级制度毁灭人的爱情和生命。处于贱民阶层的维鲁沙无罪而被警察凌辱、毒打致死，目睹暴行的小兄妹因惊惧而出现幻觉，他们喃喃自语着，维鲁沙没有死，没有死，他逃到非洲去了，逃到非洲去了。

⑿逃到非洲来，渡过印度洋，这是一块新的大陆，没有种姓的标记。一百多年前印度的世袭阶级制度迫使成千上万的印度人离开祖国漂洋过海来到非洲谋求机遇，像一粒种子寻求发芽的机会，像一棵幼苗寻求平等的阳光、空气和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背井离乡的磨难换来如今商业阶层地位的稳固，现今印度人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富裕程度远超当地原居民，他们的财富在很多领域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一棵树终于生了根，枝丫扩展，花叶繁茂。植物学上说植物长距离的向新环境迁移，本身也在不断演化，在新地区产生新的后代种群。非洲大地上的印度人，一百多年，三代人，他们的根已经深入这片大地，成为了非洲的一个民族。

原文刊发于《散文》2019年第3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