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与美国相比，中国智能企业无论是萌芽、发展和高速成长阶段出现的时间都落后5年。中国智能企业创建时间主要集中在2010-2016年之间，占比为53.8%，智能企业创建的峰值出现在2014年，占比为15.4%。

截至2017年6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达到2542家，其中美国为1078家，中国为592家，占比分别为42.4%和23.3%，其余的872家企业分布在瑞典、新加坡、日本、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从地域分布看，中国智能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湖北、四川、天津、湖南和山东。其中，北京占比最高，为43.9%，主要分布在海淀区；其次是广东，占比为16.9%，主要分布在深圳和广州；排名第三的是上海，占比为15.9%，主要分布在浦东新区；排名第四的是浙江，占比为8.8%，主要集中在杭州。

从产业层次上看，应用层智能企业占比最高，达到77.7%；其次是技术层企业，占比为17.9%；第三是基础层企业，占比为5.4%。与美国智能企业产业层次分布的比较看，中国在应用层的企业数占比远高于美国，而在基础层和技术层企业数占比则明显低于美国。

从企业核心技术的分布看，机器学习占比最高，为25.3%；其次是大数据和云计算、机器人技术、计算机视觉技术，占比分别为19.3%、13.6%、10.3%；自然语言处理、智能硬件、生物识别和智能芯片技术的占比分别为9.1%、8.8%、5.3%、2.4%。

中国智能企业广泛分布在17个应用领域，其中企业技术集成与方案提供、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平台两个应用领域的企业占比最高，分别为16.7%和13.2%。智能硬件、智能制造、智能商业和零售、智能机器人、科技金融、新媒体和数字内容领域的企业数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8.1%、7.6%．7.6%、7.1%、6.6%、6.6%.

（摘自2018年06月1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日益突出。“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拥堵往往起源于个别节点，如果在苗头出现时，控制该路段车辆的汇入量，就可以避免堵车，保障路网有序畅通。”浙江工业大学沈国江教授介绍，他的团队将人工智能中的强化学习理论应用于交通信号控制，精准识别预测多源异构交通数据，切分拥堵区、消散区、缓冲区、常态区，从而有效缓解拥堵。

“车牌摇号、车辆限行、提倡公共交通都有成效，但交通需求持续增加，道路供给不可能无限增加，而人工智能可以让路网利用更高效。”据沈国江教授介绍，该成果过去两年在绍兴柯桥、杭州萧山等地进行了推广应用，新增产值5000万元，在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们国家还处于工业化的转型期，工业化正在进行产业转型以及城镇化所出现的问题会创造出大量的人工智能应用的新空间，这些空间大概是发达国家所不曾具备的。这种不完备性、需要发展的洪流和人工智能一交汇，我们就能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发展，这就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意义所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说。

（摘自2018年06月11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9月5日，科技部网站公开发布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2018年度项目指南从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智能芯片与系统三个方向部署实施，实施周期为3年（2018-2020年）。

指南征求意见稿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设7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拟支持1-2个项目，主要聚焦人工智能重大科学前沿问题，以突破人工智能基础机理、模型和算法瓶颈为重点。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设7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拟支持1-2个项目。主要围绕提升我国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求，面向重大需求，突破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全面提升感知识别、知识计算、认知推理、协同控制与操作、人机交互等能力。

智能芯片与系统设3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拟支持1-2个项目，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应用生态基础建设，从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和基础支撑角度，重点研究新型感知器件与系统，人工神经网络的关键技术标准以及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

（摘自2018年09月06目《科技日报》）

中华民族创造伟大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跨越困境、不断前行的过程。要想认识中华民族坚实厚重的历史，了解她的崇高与苦难，完全可以从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入手。诗歌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描写和反映，堪称生动形象而又具体真实的历史记录。一部《诗经》就是当时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例如，其中的《幽凤·七月》有对先民们四季繁忙劳作的生动叙述;《秦风·无衣》则体现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若想了解盛唐的富庶繁华，最直观的记载莫过于杜甫的诗句:“忆普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究其根本，诗歌的产生总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不少诗作调作还有具体可考的“本事”。中国诗史历来以中华历史作为它的基石，文史相通，密不可分。诗词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它包含着一种审美认识，使学习知识与审美活动融合统一，因而趣味性强，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它又是当时人们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历史细节上更富于真实性，更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中华民族依托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积极进取、友爱和谐而又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对这种民族性格的绝佳诠释。诗歌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结晶，是文化思潮的自然产物。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具象化、个性化的显现方式。中华文明以儒家思想为其骨干，又容纳吸收了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各个思想流派，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些在古典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分别被称作诗圣、诗仙、诗佛，正好大致对应了儒、道、释这三个思想流派。杜甫的远祖杜预曾为《左传》作注，在经学上极有成就，他的祖父杜审言则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儒学和诗歌是杜甫的家族传统，他用自己的毕生践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的境地，以至于宋人有“老杜似孟子”的说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忱黎元，叹息肠内热"，杜诗中体现的正是儒家那种关爱苍生、兼济天下的胸怀。李白屡屡以《庄子》中的鲲鹏自比，他狂放不羁、要求冲破一切外在束缚的自由精神主要来自道家。王维诗中则充满了寂静出世的禅趣。在阅读当中，我们能够体认到祖先数千年来始终坚守的精神血脉和心灵家园，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也会有用这种语言撰写的诗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歌将本民族的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一字一音，字音中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组成部分。围绕这一特性，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多篇幅相对短小的抒情诗，语言极为精练传神。例如，五言绝句仅二十个字，词中还有字数更少的《十六字令》，七言律诗也不过五十六个字。古典诗词以抒写内心情思为基本维度，以塑造鮮明意境为主要旨归，普遍讲求用韵、对仗、平仄的规则。这充分彩显了汉语自身的意蕴之美和声韵之美，达到了“笔落惊风雨”、“篇终接混茫”的高超艺术境界。汉语的民族特色使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例如，西方诗歌就无法做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具备的精工对仗。汉字的稳定形体，更是让古典诗词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效果。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今天的中小学生都可以背诵，并依然能体会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味，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字障碍。

在中国古代，诗词不仅用于书面阅读，而且用于口头传播。我们现今除了品读、书写之外，还可以吟诵和歌唱。吟诵的本质是强化诗词固有的声韵美，更好地体味诗的情感和意境，可以说是“因声而入情”。吟诵带有强烈的自主体验性，每个人的吟诵都可以与他人不同，非常适合自主实践。中国古代本来就有着诗乐结合的传统，现代的作曲家们也给不少的诗词名篇重新配乐谱曲，让它们可以用于歌唱。声情并茂地演唱古典诗词，能够让古典诗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弘扬古典诗词的当代价值》张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