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和网络短租房等为代表的分享经济，在深刻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社会和治理挑战。分享经济的实质是用户之间的相互分享，即将各自的闲置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分享，从而达到资源的节约、最大化利用等效果。目前，共享单车是最受公众关注的分享经济。一些人质疑其是否属于分享经济业态，因为共享单车的投放目前主要依靠新兴的运营商，而来自用户的贡献则微乎其微。换句话说，共享单车就像传统自行车租赁行业或公共自行车计划的升级版一样，是“互联网十自行车租赁”，与分享经济的旨趣相去甚远。

（摘编自马亮《分享经济公共治理的四大问题》）

（资料于《中国共享单车行业用户监测报告》）

一种以分享生产、共享产能和共享工厂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分享经济生产模式，正在中国制造业部门悄然兴起。在消费者需求偏好由低成本、品牌化逐步向个性化、特质化转变的情况下，这种新型生产模式将会削弱甚至颠覆已有的“生产--消费”范式，导致由“生产决定消费”模式向“消费决定生产”模式发生彻底性变化。“互联网十”向中国制造业部门的渗透和融合，不仅仅创造性地联结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体系，缓解了两者在新经济形势下的诸多矛盾，更创造性地构造了不同生产者之间的新型协作网络体系，极大降低了各生产者之间小批量外包、定制以及零配件供应的生产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这就为降低国内部分传统商品价格，促进传统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激发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国际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可能。

（摘编自张杰《加快分享经济与制造业融合，释放中国经济更大潜力》）

西方经济理论需要发生一场革命。自《国富论》谈到“利已主义”后，“理性经济人”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理性经济人，被看作是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别人和集体利益的代表。但在分享经济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人们不再把所有权看作获得产品的最佳方式，“使用但不占有”成为分享经济最简洁的表述。但这远远不是分享经济的全部。分享经济对于经济剩余问题的解决，也有着有别过往的重要作用。由此，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具备了新动能。不光是企业端可以有分享经济，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也可以引入分享经济。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认识到分享经济对于资源高效分配的重要价值。出台鼓励政策促进分享经济发展。例如，英国政府2014年制订分享经济计划，旨在打造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韩国政府也提出发展分享经济“示范城市”；欧盟拟出台分享经济发展指南等。分享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正如罗宾·蔡斯所言：“人人共享正在推动这个工业化社会转型为分享经济社会。”

（摘编自郭凯天《<分享经济>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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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从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人的利义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又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合理地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毕竟 “好义”和“欲利”是两种人性，其中虽有交集但并不是不可共存。于个人而言，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不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为人处事应见利思义，应在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中站到“义”的一方。

正如《礼记纂言序》讲“其截然而裁制也，谓之义”。对于此处之“义”，我认为，截然者，乃界限分明之意；裁制者，乃束缚之意。“义”于我们，更多的应是一种道德的准则与精神上追求的目标，有了“义”的准则约束，我们在“利”的遒路上才不会迷失自我。朱子《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或许也是在表达后世的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知者已鲜矣。而《大学》的结语又重在义利之辨，颇具深意。或许我们着实需要铭记《大学》的结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是则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由是则得以国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我们当今需要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义”中以仁义为先、利益在后的精华思想，让“义”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用“义”这种价值观来引导社会稳步发展，这无疑对当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喆《义者，宜也——对孟子义利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