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何兆武

①五四运动时，傅斯年先生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表现了深厚的学养和卓越的领导、组织才能。当时他所主编的《新潮》杂志，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它正式揭开了我国在思想和文化上由传统大踏步而又不可逆转地进入近代化的序幕，其历史意义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傅斯年”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五四运动中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

②“五四”以后，傅斯年先生去德国留学，受到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以史料翔实、考订精赅为其学术研究特色。回国后，傅斯年先生在北大任教，提出了“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这条路线曾受到不少人的非难。不过，傅先生的本意似乎并不是历史学止步于史料，而是主张历史学研究应该由史料出发，也就是说，没有史料就谈不上历史研究。这和他的老师、挚友胡适先生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是一脉相通的。他一系列的主要作品，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等，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声誉和地位。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即由傅先生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历史学与语言学合在一起，亦足见傅先生的学术路线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影响。

③傅先生是我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学研究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是受到心理这一环节的影响而产生的。一般的历史学家看问题往往只停留在社会分析的层次上，而绝少论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心灵深处，所以往往未达一间而功亏一篑。《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反叛者最后是由于“内不自安”而谋反。反叛有野心的一面，但也有反叛者内心受迫而扭曲的一面。这就触及了当事者的内心或灵魂深处，而比单纯地论述背景与客观形势要更深一层。

④抗日战争后期，国内矛盾日益突出，国民参政会遂组织了一个延安访问团，团员似是六位参政员，傅斯年和黄炎培也在内。在延安，***与访问团成员逐一谈过话，他与傅先生在五四时期当属旧识，大概也称道了傅先生在五四时期的功绩，而傅先生自称：“我们当日不过是陈胜、吴广而已。”

⑤抗日战争结束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去重庆做官，校长由胡适继任。因胡适当时在美国，未能速返，在胡适回国以前，校长由傅先生代理。是年十二月一日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对内战举行集会，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打死四人，造成“一二·一”惨案，由此揭开了抗战胜利后学生运动的序幕。傅先生遂由重庆来昆明处理学潮。他慰问学生，见到学生代表时说，你们就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子女我不能答应。一时曾博得不少学生的认同。但是傅先生当时的基本立足点却是无法认同学生的民主运动的，所以，不久他和其他几位老师一样和学生的主流看法拉开了距离。

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傅先生曾以参政员的身份在会上猛烈地抨击孔、宋豪门，博得了“大炮”的声誉，一时物望所归。胡适回国任校长后，傅先生回南京史语所。当时局势动荡，经济崩溃，傅斯年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在如此猛烈的“大炮”轰鸣声中，蒋介石又一次请傅先生吃饭，傅先生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接着又在《世纪评论》上发表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立即纷纷转载，轰动全国。在列举宋子文的各种胡作非为后，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⑦新中国成立前，傅先生在台湾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主要的班底仍是北大老人，如毛子水、姚从吾、刘崇、钱思亮各位先生，台大若干年来蔚为台湾的北大。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享年54岁。

（选自《社会科学论坛》，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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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让傅斯年先生做国府委员。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摘自百度百科）

②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选自翟羽佳《自由和强权的较量——独立人格第一人傅斯年》）

梁思成：有所专而又多能，精于一而又博学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建筑学界一代宗师，毕生为近代中国建筑学术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61年，他撰文教导清华学生 “求学问需要精，但是为了能精益求精，专的更好就需要博。”“既有所专而又多能，能精于一而又博学；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求学上应有的修养。”

　　梁思成先生1901年4月出生于日本，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著名学者、清华国学院导师。梁思成出生时，正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他的出生给这个动荡不安的家庭带来了欣慰。梁启超给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业有成。

　　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家回国，先住天津，后搬至北京。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开始了8年的清华求学生涯。

　　清华求学期间，梁思成才华出众，爱好广泛，对音乐、美术、体育都有浓厚兴趣。梁思成不但多才多艺，还是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等社团的中坚分子。一次，梁思成和同学进城宣传被拘，他与其他人一起坚持斗争，迫使军阀政府派一名参议员当众道歉，在军乐队护送下凯旋回校。由于他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被同学誉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1923年梁思成于清华毕业，1924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建筑，开始了作为建筑家的光辉生涯。

　　梁思成出生之时正是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之际，在学校和家庭里都受到深切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外求学时，他看到外国博物馆收藏着不少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的我国文物珍宝，看到许多西方国家对古代建筑文物都有妥善保护并有专门机构进行长期而系统的研究，而仅有的几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的，深感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写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梁思成与林徽因以及他们的同仁，以简陋的交通工具，奔波于穷乡僻壤与山峦沟壑中，从事艰辛的古建筑踏勘与测绘调查，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开拓性的工作。他坚持调查研究，从总结匠人抄本经验起步，用现代的建筑表现方法，记录整理古代建筑遗产，成为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克服生活和身体上的种种困难，历经数年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著作，迄今此书仍以其先例精当、引文浩博、文字精炼而独树一帜。同时他还用英文撰写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等。李约瑟曾称赞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历史学家的翘楚。

　　梁思成是我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先后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培养、发掘和团结了一大批人才，他经常说“君子爱人以德”，并以满腔热情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普遍爱戴。

　　梁思成认为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综合体，他对文化的理解并非狭义的限于某些学科，而是涉及到更广更深的领域。他主张建筑师必须有广泛深厚的文化修养，建筑师的认识领域要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本质的是建筑师应当是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他强调教育要“理工与人文结合”，认为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文教育缺乏，形成“半个人的世界”，只懂得工程而缺少人文修养的人只能算半个人，他反对“半个人的世界”。在建筑系课程设置上，他有意识地加强专业课程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认为学术修养要博精结合，“‘专’不等于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牛角尖’里”。“既有所专而又多能，能精于一而又博学；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求学上应有的修养。”“为了很好地深入理解某一门学科，就有必要对和它有关的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否则想对本学科真正地深入是不可能的。”

　　梁思成先生将自己一生的心血投入教育事业，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结出了丰硕成果，清华建筑系人才辈出就是对先生最好的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