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公元后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的命运，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三教九流，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而由作史者“显善昭恶”地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的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材料一：

冷原子钟是利用激光使原子温度降至绝对零度附近，使原子能级跃迁频率更少受到外界干扰，从而实现更高精度。在微重力环境下运行高精度原子钟，既可对基本物理原理开展验证实验，也可发展更高精度的导航定位系统。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经过十余年的攻关，突破了微重力环境下运行的冷原子钟物理系统等一系列关键技术，使得天宫二号上的冷原子钟实现了预定科学目标。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下利用激光把铷原子温度降低到接近绝对零度，利用激光和高精度微波场对制备的冷原子进行操纵和探测，提取出铷原子高稳定的能级跃迁频率作为高精度原子钟信号，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冷原子钟的在轨稳定运行。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原子物理学家斯蒂芬·席勒等国际同行指出“随着实验的成功，中国在天基冷原子传感器的研究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自然·通讯》杂志的审稿人称，“在过去 20 年有很多人努力要把冷原子钟送到太空，但是由中国第一次展示了太空的冷原子钟实验……这是一项惊人的技术成就。”

（材料选自2018 年 46 期《科学导报》）

材料二：

航天飞机是可重复使用的大型载人航天器，发射时利用火箭推力从发射台垂直升空，着陆时则像普通飞机一样水平降落在机场跑道上，因重复使用，机体渐渐老化，增大了故障发生的几率；航天飞机没有可靠的逃生手段，一旦出问题就会造成重大灾难；航天飞机发射时必须载人，用它来发射卫星显得代价高昂。终于，美国的所有航天飞机在 2011 年悉数退役，航天飞机时代结束了。

但空间站的发展催生了专门用于货运的飞船。典型的货运飞船只能将货物送上空间站，由宇航员卸下货物并装上空间站的垃圾，待飞船再入大气层时烧毁。最早的货运飞船是俄罗斯的“进步”号，之后欧空局和日本分别研发了 ATV 和 HTV，最近更有 SpaceX 公司的“龙”式飞船发射升空，并与空间站对接。与大多数货运飞船不同，“龙”式飞船有运送货物回地球的能力，今后有望进一步改进为载人飞船。中国也已经借鉴了许多他国的经验，并将利用“天宫”系列空间实验室发展货运飞船，在“天宫三号”升空后进行首次试验。

（材料待选自2012 年 13 期《科技传播》）

材料三：

何为“多任务融合”？天宫二号发射以后，需要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及天舟一号货运飞船进行交会对接，所以把三个飞行器放在一起进行一体化设计，达到资源优化。比如说，天宫二号需要携带很多设备，那重量怎么办？天宫二号的重量只有 8600kg，那就可以少携带推进剂。但是少携带推进剂，发射入轨以后缺推进剂怎么办？通过货运飞船对接，进行推进剂在轨补加。再比如一些航天员中期驻留的物资也是可以统筹到神舟十一号携带的。此外，想办法利用舱外空间，构建了舱外载荷实验平台，让大规模载荷实验可以在舱外开展，从而优化了舱内空间。最终通过一系列的“多任务融合”系统设计，柏林厚的团队成功解决了天宫二号功能密度大的难题。

天宫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已是小型空间站的雏形，相较于天宫一号，有着诸多创新，主要改进之一就是增加了推进剂在轨补加功能。通过推进剂补加，航天器可以在太空“加油”，大大延长寿命，此前实现在轨补加应用的只有俄罗斯，中国是全世界第二个实现推进剂在轨补加应用的国家。

“多任务融合”听起来简单，实际上把每一个任务集成丝毫不差地完成，并保证可靠性和安全性，难度非常高。对此只能增强责任心，依靠地面开展大量实验，没有其他捷径。

（材料选自 2019 年 23 期《北京青年周刊》）

材料四：

2019 年 7 月 19 日，我国第 2 个试验性空间站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在受控状态下坠入了南太平洋，这是我国第 2 个坠入此地的试验性空间站。

向太空中发射空间站并维持运行，是一种十分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事情，但对于人类社会是一项意义非凡的事情。空间站上可以进行各种地球上做不了的太空实验，比如做失重状态、宇宙射线饱和辐射状态、太空真空状态和太阳辐射状态下的太空实验，比如动植物育种等。在空间站上可以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审视地球，对地球空间环境、大气环境以及地表状况，进行宏观的、持续性的观察监测，得到第一手的真实数据，当然，这些也都可以通过专门的卫星来做到，不过有一些需要灵活操作的、具有时效性的任务交给空间站中的宇航员去做更合适。人类在未来终将会走向太空，在太空中遨游不再是梦，并且还会去别的星球开拓发展，这些都需要极高的宇航技术才能做到，建设空间站是检测和提升宇航技术的极佳途径。另外，在空间站上还可以进行天文观测，也有一定的军事用途，如此等等。

如今我国已经建造并维持运行了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空间站，获得了大量的科研数据，为我国建造下一代空间站，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天宫二号接受使命陨落到太平洋之后，我国的下一代空间站项目，也进入了筹备建设阶段。

（材料选自《科普大世界》2019 年 7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