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

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在广雅中学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荣华富贵及身而止，但学术之成就，可以垂及久远，嘉惠后人——梁同寅这样强调做学问的好处。此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之后，他又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鉴于当时国家正处于抗战的社会环境，面对着社会保障在中国难以真正实行的残酷现实，他认为所学的理论都是舶来品，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问题，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用武之地。黄德鸿师从的卓炯老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经济学比较了解，所以学校很自然安排我进行工业经济的教研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暨南大学，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变幻莫测的经济风云，黄德鸿积极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篇篇论文分量十足，对广东省甚至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的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

黄德鸿十分重视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1985年，黄德鸿担任《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委兼分编《计划管理与经营决策》主委及条目撰写人，这是我国首部企业管理百科全书。1988年，他参加《中国工业经济管理》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该书1991年获“光明杯”社科著作荣誉奖。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既不同于欧盟那样的区域联盟，又不同于一国之内各地区间的经济联合，以往的区域经济理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不能解释这个区域现存的经济整合，必须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他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个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5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即使年事已高，他也仍然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学术生涯七十余载，且漫且长，黄德鸿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他主张要先学做人，后学做学问。黄德鸿经常告诫学生，为人处世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骄傲自满在学问这部字典中是永远查不到的。他以身作则，甘当人梯。他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生倾注学术研究的黄德鸿教授，为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又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观之可以鉴照世人。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哨兵

成征勋

伪满洲国的讨伐队又进山了。

听村里人说，这中共南满省委机关报编辑部就藏在这牛毛大山的密营里。这个南满省委直属的机关，除了发布最新的党的抗战指示和东北抗日联军在各地打击敌人的胜利消息外，还担负着另外一个任务，负责供给桓仁地区抗联战士穿的鞋子。牛毛沟的张皮匠就是做靰鞡鞋的高手。

张皮匠做靰鞡鞋大多是用牛皮做，牛皮不够用时才用马、猪皮等。收来的皮张先要放到木头床子上用刀往下刮里子，然后把皮子放到装有石灰水的大缸里浸泡七天至半个月的时间，等把皮子上的毛泡掉了，再用清水泡，去掉皮子上面的灰尘。

泡好的皮子是柔软的，将皮子拿出来，搁进皮罩子里，底下放入草点着，用烟熏皮子，这就是熟皮子。熟好的皮子再用太阳晒，晒成老红色，然后再用铲子蹬，刮刀刮，将老红色蹬成杏黄色，裁成靰鞡坯子，将靰鞡坯子和靰鞡脸儿缝到一起，撤出鞋楦子就做出靰鞡鞋了。靰鞡鞋缝出来是敞口的，上面有块布，叫靰鞡腰子，用铁梳子将苞米叶子梳成一绺一绺的，或者用山上的靰鞡草，塞进靰鞡鞋里，靰鞡鞋上有靰鞡耳朵，将绳子从中穿过，脚穿进鞋里后，将绳子一紧，一道一道地缠在靰鞡腰子上，既暖和又轻便。东北地区冬天时天寒地冻，大雪插裆深，没有靰鞡鞋根本就出不了门。

张皮匠做的靰鞡鞋就是专门供应桓仁地区抗日联军的。

这次进山的讨伐队有一百多人，带头的日军队长叫东日文信。一张驴脸上戴着一副近视镜，藏在镜片背后的目光永远是闪烁不定的。几次进山讨伐都是空手而归，他很是想不明白原因在哪里。情报上明明说的报社地点在何处何处，为什么他们一进山，抗联的人就找不到了呢？若说有人偷着给抗联送情报，就更不可能了，每次进山讨伐前，他都会在各个进山的路上布下暗哨，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有人进山。

他知道，今天进山了也抓不到抗联，但密探有情报，又不能不去。东日文信想偷个懒，让副队长带队进山找抗联，自己领着几个日本兵和伪军走进了张皮匠的家，他对中国人脚上穿的靰鞡鞋很感兴趣，想看看制作的工艺流程。

张皮匠此时正在熏皮子，蒿子草冒出的黑烟经过烟囱“咕嘟咕嘟”地在牛毛沟的上空飘荡着。屋子里充满了沤皮子的臭味。东日文信实在受不了这个味道，让伪军把张皮匠拉到了制作间，他要亲眼看看一双靰鞡鞋是怎么做成的。

张皮匠很有耐心，把一张皮子如何做成靰鞡鞋的制作过程详细地讲解了一遍，然后又缝制了一双鞋，把自己脚上穿着的鞋脱下来，演示如何往鞋里絮草，怎么穿。把个小鬼子看得心痒，非要用新做的靰鞡鞋自己试一下，穿上后蹦了两下高，觉得这鞋比自己穿的军靴好，一是保暖，二是轻快，军靴太沉。

黄昏时，进山讨伐的日伪军陆续回来了，结果还是扑了个空。东日文信很不高兴，撅着驴嘴，穿着这双靰鞡鞋，也没有给钱就走了。

张皮匠看他们走远了，熏皮子时就用苫房草了。望着牛毛沟上空飘荡的一缕缕轻柔的白烟，再看看峰峦起伏的大山深处，他露出了开心的笑。

由于屡次讨伐不利，关东军要把东日文信送上军事法庭，东日文信不堪受辱，剖腹自杀了，他到死也没有弄明白，是谁、用什么办法给抗联报的信！

（选自《五女山》2016年1期，有改动）

棋　魂

游 子

清晨，家丁刚刚打开大门，突然跌进一个人来。这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双目紧闭，浑身水湿，左臂负了刀伤，鲜血湿透了衣袖。王管家赶忙吩咐送到下房急救。

许久，青年人才醒了过来，问道：“这里可是江州刺史王景文大人的府第？”王管家点点头：“请问足下从何而来？”青年人笑道：“小人莫谷青，江北中州人氏，自幼好围棋，因得知王大人棋艺精绝，便有心来切磋棋艺。只因两国以江为界，各守疆域，小人只好于夜间偷渡。上岸后又路遇劫匪，寡不敌众。不过终于可以一会王大人了!”王管家听了急进内堂禀报，回来后道：“老爷说，足下远道而来，身体又有所不适，先请静养数日，待到神定气足后，再请公子赐教。”

十天后，莫谷青终于跨进了王府的“松云轩”。只见堂中檀木椅上端坐着一个中年人，三绺长须，面色祥和。这人就是当今深得皇上宠幸的皇太妃王燕春的亲弟弟王景文。莫谷青双手一揖，朗声说道：“江北棋士莫谷青，特来向江南棋王领教!”王管家见莫谷青长揖不跪，正要厉声喝斥，王景文摇手止住：“莫谷青公子不远千里而来，以棋会友，不可以常礼拘之。”说着，躬身向莫谷青道，“公子过奖了，老夫怎能担当‘棋王’二字？今天公子前来指教，老夫喜不自胜。请!”便令摆上棋盘，与莫谷青分宾主落座。

两个时辰过去，双方各分秋色。这时，莫谷青执子强行打入白方腹地，结果被王景文击中要害，首尾难顾。莫谷青额间沁出了细汗，一口腥血蹿上喉咙。他不动声色地咽了回去，颤抖地投下一子。王景文身后的幕僚们，个个面露喜色。谁知，王景文落子竟下出一步坏棋。莫谷青抓住机会，逆转了棋局。王景文微微一笑，推枰认输：“公子少年英雄，老夫领教了!”莫谷青笑道：“在下胜得侥幸，受教不少，就此告辞!”起身一揖飘出门去。

王景文望着莫谷青背影，沉吟不语。一个幕僚不解问道：“这局棋大人有两次可以杀死黑方大龙，为何将它放过了？”王景文笑道：“此人棋力不下于我，但锋芒太露，这就和棋道不符了。我见他少年得志，心性极高，我若胜了这一局，他轻则一蹶不振，重则会呕血而死啊。但愿他回去复盘时明白其中道理，修身养性，领悟棋道精神，可望成为一个旷世奇才。”

几个月后皇太妃因病薨逝，接着，先帝禅位于太子。王景文刚从朝中回到江州，王管家来报：那个莫谷青又来了!

莫谷青沉稳了许多：“在下回去将对局反复推演，发现是大人存心相让，寝食难安。士可杀不可辱，在下想与大人再弈一局，务请大人放出手段，使出‘江南棋王’真本领，让在下输得口服心服!”随即从身上掏出一张押单，“在下渡江之前，已托贵国商人将价值十万两白银的货物押在江州大兴隆栈，这是押单。在下就以此物为注，和王大人对弈一局。”王景文一愣，笑了：“公子是怕王某不肯竭尽全力，故以此相激啊？王某应了，此局若输给足下，照数赔还。请!”

莫谷青执黑先行，步步为营。王景文应对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藏着绵绵后劲。双方进入“官子”阶段，莫谷青见盘面上白棋形势略优，不由心头焦急。就在这时，一个家人进来禀报：“皇上圣旨到，请大人即刻接旨!”王景文一怔，对莫谷青说声“失陪”，走出房间。约莫半个时辰，王景文进来，朝莫谷青抱歉地一笑：“官身不由己，让公子久等了。”莫谷青也不说话，“叭”地落下一子。王景文一愣，仓促落下一子。莫谷青却连发妙手，终盘一数，莫谷青恰胜一子。

王景文看着棋盘，呆了一阵，苦笑道：“迅速备银十万两，送莫棋友出城过江!”莫谷青拦住了：“此局在下虽胜了王大人，仍属侥幸。这十万两银子请暂时存放在贵府，待数月后王大人公务稍闲，在下再来与王大人重博一局。”

王景文一笑：“感谢公子厚爱!只是王某再也无缘与公子共研棋艺了。”说着，从衣袖里掏出圣旨，展开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仆射、江州刺史王景文私通敌国，与燕帝三子慕容白交游，图谋不轨，着即赐死。钦此。”早就在门外等得不耐烦的两个黑衣使者端着一壶“鹤顶红”应声而进。

王景文对众人一笑：“这酒不便相劝大家了。”刚一举壶，莫谷青身形一闪，夺下酒壶，朗声道：“在下慕容白两番渡江，不过是想与王大人切磋棋艺。既然祸由我起，就请贵使者将我押解到京城，以释王大人清白!”说着将双手反在身后。

王景文叹息道：“慕容公子，你上次在敝府养伤时，我就查明了你的身份。但我和你同样醉心棋道，愿南北棋界有所交流，所以两次和你对局。我死不足惜，你赶紧走吧!”说着，一把抓过酒壶，一仰头吞下大半，身子一晃，栽倒在地。

慕容白双膝跪地，拉住王景文的手，含泪笑道：“王大人棋艺超凡，地府中哪有对手？南北有界，不如阴曹畅通无阻。在下愿做你的两世棋友，也好无羁无绊地下棋!”抓过剩余的小半壶酒，一饮而尽，亦倒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