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片《少年的你》上映短短数日，在各大影评网站收获了良好的口碑。所谓青春片是以青少年的成长经历为主要叙事背景，以青春化的语态和视角讲述故事、塑造人物，以青少年为主要目标观众的电影类型。近年来青春片的类型化创作日臻成熟，像《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同桌的你》《闪光少女》《匆匆那年》等，都在主题提炼和话题延展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在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当中引起关注。

与青春有关的主题，往往和成长困惑、自我突围、性别焦虑、叛逆思维联系在一起。这些主题在亲情的牵挂、爱情的萌芽和友情的羁绊之下有着广阔且丰富的演绎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并未掌握话语权的青少年，在青春片里总是急切地想要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创作青春片的难度在于在政策的规约下完成既有可信度又有说服力的故事讲述，让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深度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而创作青春片最为忌讳的就是机械说教和强行拔高，沦为故作深沉的传声筒。

《少年的你》直面校园霸凌，不遮蔽现实、不回避矛盾，把故事背景放到高三年级的复读班，加上单亲家庭、问题少年等命题，让影片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警示价值。影片试图进一步放大应试教育与人格塑造、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矛盾冲突，而引入的单亲家庭、问题少年等命题让这冲突来得越发猛烈。总之，从青春片的主题挖掘来看，无论是残酷青春还是校园喜剧，虽然故事基调和讲述视角不同，但它们都在试图解锁青少年群体的心路历程，都在试图为未知的青春寻找正确的打开方式。

走进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塑造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物形象，青春片才能够成功。在长大成人的道路上，青少年时刻面临着荷尔蒙的超常释放。身体的快速成熟打乱了心理发育的节奏。对于心理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敏感、叛逆、激进、冲动、感性、脆弱、好奇几乎成为每个人走过青葱岁月的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又成为青春片里角色的符号标志。主人公陈念和小北，一个是优质学生，一个是街头顽童，偶合的命运与偶然的相遇，以及对于情感和温暖的真挚渴望，让两颗孤独又脆弱的心灵找到了缱绻的港湾，爱的初体验也在懵懂中孕育。于是，“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他们用专属于少年的意气和行动去掩盖罪责，试图以此来挣脱命运的不公。施暴者魏莱、办案民警、置身于校园暴力中的学生等角色，亦有可圈可点之处。

巧妙的细节、生动的镜头语言、饱含深意的角色名字、现代寓言式的台词设计，都是这部电影在艺术水准上超越庸常的制胜之道。在看守所里叠映在玻璃幕墙上的陈念与小北的面庞，二人相视无言、持久呜咽时的极近特写，在两辆警车上跨越空间的对话等都显示了创作者娴熟的镜头掌控力。

此外，影片还把许多隐喻埋伏在剧情当中。如陈念与小北剃掉长发变成同款发型，是他们为青春献祭的仪式，也是他们宣告长大成人的心理涅槃。又如在陈念出走时，镜头转向暴雨击打下蜷缩在街角的花朵，仿佛告诉观众：陈念虽然弱小无助却依然执着倔强地守候着明天。再如影片末尾那堆叠如山的试卷，仿佛批阅的不是高考命题而是一场漫长的人生问答。《少年的你》主题凝练、笔触凌厉、角色走心，针对校园霸凌提出问题又尝试寻找答案，给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以真诚的提示与由衷的关切，正如影片中所言：“路上一直有阴影，但是抬头总能看见阳光。”挥去校园霸凌的阴霾，青春终将迎来晴朗的天空。

（作者：杨洪涛，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博士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11月7日）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谓家国天下，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从家国到天下的等级性有机关系之中，从自我出发，逐一向外扩展，从而在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关系，不是用以契约为核心的法来调节，而是以伦理性的礼乐制度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来自西周的分封制。天子封诸侯为立国，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给卿大夫为立家，进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家国天下，就是由这种宗法分封制联为一体的卿大夫、诸侯与天子。天子代表天下（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诸侯代表列国（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家乡）；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如同一个大家族。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但家国一体却在大一统的秦汉体制中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到汉武帝之后，法家的郡县制与儒家的礼乐制合流，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思想成为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核心，宗法家族的父子、夫妇伦理与国家的君臣之道高度同构，王朝的政治关系是家族伦理关系的放大，论理与政治高度一体化。

家国与天下，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天下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这一价值要在人间实现，必须通过宗法家族和王朝国家的制度肉身，这些制度是由将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的名教、典章制度和风俗组成的。因此， 天下价值不远人，就在人间的礼法秩序与日常生活之中。离开了家国的肉身，天道将沦为无所依傍的天下意识，从更高的天命、天道、天理中获取。家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动的现实权威性，乃是因为它是天下价值的人间体现。

在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家国天下连续体之中，家国不过是中介物，最重要的乃是自我和天下这两极。天下在古代中国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含义：一个普遍的宇宙价值秩序，与天命、天道、天理等同，是宇宙与自然最高之价值，也是人类社会和自我的至善所在；另一个含义是从小康到大同的礼治，是人类社会符合天道的普遍秩序。前一个天下，因为作为价值体等同于天命、天道、天理，所以不必经过家国的中介，自我便可以与其沟通。孟子有“天民”之说，此说以后为宁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发扬光大。一个人的内心因为先天拥有良知，可以直接与天理打通，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自我与天下有直接的通道，不必经过家国的转手。后一个天下，乃是现实世界中的文化伦理秩序，个人若要与天下打通，必须经过“齐家治国”，才能达致“平天下”，因而家国成为从自我到天下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儒家的个人良知之实现，必须通过在家族与王朝的公共事务之中从事道德实践。所谓致良知中的“致”，不仅是对天理的领悟，更是对天理的践行。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材料一：

《2018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工信部发布）

图一

图二

材料二：

近来，随着“互联网+”向传统消费领域渗透，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兴起，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多选择。与此同时，我国的消费趋势也在悄然变化。从量的维度来看，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38万亿元，增量达到3.2万亿元，这相当于198年全年的社零总额；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6.2%，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从结构维度来看，2019年春节，滑雪、健身等运动类消费快速增长，赏话剧、看电影等文娱消费成为支出新热点，旅游消费持续走高。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增长快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向提质增效升级，商品消费向中高档升级，线下消费向线上线下结合升级，个性化、多元化、定制化消费成为新趋势。当然，在看到变化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消费存在的一些“痛点”：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三：

智慧消费引入创新型保险为电商保驾护航。基于网络购物、制造商在线采购和在线供货等不同模式的电商场景，结合“互联网+保险”思维，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保险公司得以在保险场景、渠道、技术、数据、精算、风控等多个维度入手，快速和直观地了解用户的需求，通过内部严格的风控模型测算与流程优化，推出满足用户的服务体验与满意度口碑的创新险种。退货运费险、物流破损险、正品保证险、品质保证险四大险种是目前电商平台的主流险种。退货运费险、信用履约险、物流晩到险等均属于结合消费场景的消费保险，涉及服装鞋类、配饰箱包、居家日用、轮胎等类目。产品的材质问题是用户的痛点，为解决这个痛点，品质保证险应运而生。品质保证险的保费极为低廉，大多数商品的保费不足一元钱，申请理赔、鉴定判责、理赔款支付等都可自动在线完成，无须保险工作人员上门核保核赔，这背后所依靠的正是在渠道、技术、数据等多个维度的手段应用。此外，为卖家提供信用保证，为产品定价的可能变化提供保障……通过保险为商品资质、质量、价格、物流和售后等各个环节提供保障，进一步释放互联网消费的需求。

（摘编自郑润祥《智慧消费引领社交电商进入新时代》）

材料四：

埃森晢的《全球消费者动态调研》报告指出，如果个人数据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消费者宁愿放弃获得更好体验的机会。在过去一年中，43%的消费者由于商家信任的缺失而更换了商家，中国企业因此流失的收入高达5.3万亿元人民币。而在“智能订购”服务领域，虽然使用数字助手的消费者比例已近七成（69%），且绝大多数消费者对此类体验感到满意，但是当技术开始正确理解并预测其所想所需时，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46%）表示不安，更有超过半数消费者（52%）担心这种新型智能服务“知道的太多了”。

那么，应当如何建立数字信任？首先，企业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使用必须更为透明，除了更尽责地进行数据管理，还应该充分授权用户查看和掌控自身数据。其次，要为用户创造全新价值。企业获取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就要反馈给消费者更个性化的智能生活体验，实时响应用户需求，动态创造用户价值。最后，企业还应加大投入，培育对数据的预测性分析能力，只有通过全新方法挖掘更多数据，获取更多结果，才能更精准地理解消费者的特定需求，从而避免无谓行动触及消费者的敏感隐私。

（摘编自余进《新消费时代下的新消费主义》

古寓言内的猫鼠

王尔龄

②柳宗元有一则托物寓言的小品，传诵甚广。永州某氏，子年生，属鼠，由此爱鼠，不畜猫，且禁童仆击鼠。鼠类相告而群至，饱食而无祸。后来某氏迁居，继往者借来五六头猫，又用阖门、灌穴、捕击诸法灭鼠。宠鼠之事，世所罕见，宠而至极，若永某氏者恐怕不会实有吧，出于柳宗元的想象，大概可以断定了；但他一定见过类似的社会现象，构思这篇寓言式小品，以击鼠辈，则其意甚明。

③捕鼠是猫的天职，明宋濂的《狸狌》却写了畏鼠之猫。狌身如狸、貌似虎，是野生的猫，卫人束氏却偏偏喜好畜养。文中说，南郭有士患鼠，某次一鼠堕入瓮中，他急借束氏畜养的一头狸狌，携之回家，要它入瓮捕捉。“狸狌见鼠双耳耸，眼突露如漆赤，鬣又磔磔然，意为异物也，沿鼠行，不敢下。士怒推入之，狸狌怖甚，对之大嗥。久之，鼠度其无他技，啮其足，狸狌奋掷而出。”鼠无论怎么大，总不如猫，何况狸狌又是形体大者，竟然对之“怖甚”，被它啮足，只得奋力跳出陶瓮。鼠跌入后跳不出来，足见鼠体既不如狸狌之硕，鼠力亦不及远甚。

④狸狌之畏鼠仅出于寓言铺叙之需，实不足信。然而近年曾见报载天津的一段小新闻，一猫遇鼠，惊恐的却是猫，猫逃鼠追，恰恰与宋濂寓言相合，尽管他是为“武士世享重禄，遇盗辄窜者，其亦狸狌哉”而假托的故事，可又被生活中的实例所证明。他的奇幻文字并不荒诞，荒诞的是竟有如此反常的情形；当然，它属于少遇的异闻，自不待言。有的贪官被行贿大户呼来喝去，不敢违命，亦畏鼠之类也。

⑤清蒲松龄有一则《宫鼠》，先叙“万历年间，宫中有鼠，大与猫等，为害甚剧。遍求民间佳猫制之，辄被食”，后述复得一“毛白如雪”的异国狮猫，放入门扉，鼠从穴中出，向之奔袭，狮猫避让，逃者自逃，追者自追，上下跳踉，鼠已喘息，狮猫突啮其首，置之死地。文中称狮猫此举在于“用智”，自然是小说家之言，喻指对付按剑匹夫亦当如此。猫奋其力捕鼠，原不足为奇，初以示弱麻痹对方，然后施强，使它不能遁于穴，始为异耳。如今所畜之猫，成了宠物，养尊处优，以不捕鼠为常事，遇则熟视无睹，甚至互作玩伴，不知是否可以看作异事。若说置荣辱于脑后的官员与黑社会中人称兄道弟，举杯言欢，岂必无之，我们已经在揭露贪官的新闻里见识过了。

⑥古人尽管有奇思幻想流入笔端，毕竟不可能一无所遗，社会上、自然界的奇特现象总有许多难以预储笔下。比方说有这样一则报道：母猫失去了新产下的幼崽，遇见一窝五头刚失去母鼠的小鼠，猫喂之以乳，五鼠亦依儇其怀，亲如母子，前人的小品、小说似乎不曾作此等想象语。至于日后是一直相安无事以终，还是相敌相争而滋生何种结局，则不得而知。今之善作寓言者大可驰骋想象，有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寓言故事也就能以焦墨点睛了。

⑦今值鼠年，原想写点古代鼠事以应景，可是写着写着却偏离正题了，倒像是以今事去应对古人笔墨了，于是赶紧收梢，或可稍免纵笔难收之讥吧。

现实主义精神是传统戏曲的本质属性之一，几乎所有的古代经典戏曲剧目，都拥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即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完整地反映人物的性格，客观地观照时代特征，辩证地分析社会本质，具有明确的个人主张和社会教育意义。

上世纪初，随着新剧进入并风行中国，传统戏曲也开始了改革，现实题材被大量采用，诸如革命暴动、妇女解放、时事新闻等。于是写实与写意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戏曲现代戏剧目，为数不多。但是，无论从文学性还是从戏剧性而言，现代戏曲完全可能发掘、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人物形象。其所倚靠的，有对史料的新发现、对人性的再挖掘、对时代社会的再分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理性推论和感性想象。

上海京剧院的革命现代戏《浴火黎明》以“红岩”故事为背景和构架，演绎了1949年前后几位狱中共产党员的形象。综观全剧，戏曲的写意性与话剧的写实化相匹配，纯熟的音乐和唱腔，流利的身段与造型，观众可清晰地感到将高度技艺性与高度政治性相结合的京剧现代戏的底蕴。该剧的第一男主角范文华既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也不是彻底的叛徒，他在狱中经历了一场  “不坚定的革命者——不彻底的叛徒——坚定的革命者”的精神“过山车”。范文华这一人物不仅担当了全剧矛盾冲突和情节突转的动力，更是建构了全剧的多元主题，即“信仰的坚持或放弃”的传统主题和“信仰的迷失和争夺”的新主题。饰演范文华的傅希如则藉剧本之力，表现了强烈的精神痛苦和意志迷惘，不少观众认为，这位不坚定的共产党人从惶惑到抉择的过程，要比众多纯正面和纯反面的人物形象更可信，对革命胜利主题的诠释也就更有力。看来，对于这一经过对历史的分析、对人性的诠释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当代戏曲现代戏的观演双方都有审美的需求。

回顾小说《红岩》问世后57年间所出现的优秀改编或延伸作品，无论英雄、叛徒还是敌人，许多艺术形象都成了后世可复制却难超越的现实主义的典型，不仅因人物鲜活、艺术精湛，且因彼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已经远去、不能复返。

现实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求最形象、最真实和最深刻地反映人与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既然要以高度提炼的典型取胜，那么其典型性必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时代所牵制和限制。这也许就是一些经典现实主义剧作被原封不动地搬到当代舞台时，频遭笑场的原因。现实主义创作永远处于社会变化、时代变迁的危机之中，始终经历着不断发现典型、创造典型的过程。

（摘编自胡晓军《戏曲的现代性及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