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日，一项调查显示，46%的人认为出门不带手机比出门下雨没带伞的情况更糟糕，而手机未带或被偷就感到紧张的人则高达90%。这些数据表明，手机在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有关“手机使用依赖症”的说法甚嚣尘上，改说法认为频繁使用手机是一种新的心理疾病，并与孤僻、自卑等性格画像联系起来。这些把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相对立的观点，反映着现代医学对身体话语权的争夺，而现象背后的时代变化，却往往被搁置一边。

其实，“手机依赖”不一定是人民心理上“离不开”手机，比如有的人出于工作需要得实时关注讯息，有的人因支付的需要不得不“机不离手”；有时候，手机还承担着某种象征性功能——如果在社交场合中，你不太想和别人说话，那装作玩手机不失为一个避免尴尬的借口。

（摘编自《别把“手机依赖症”太当回事》，《广州日报》2018年9月26日）

材料二：

图一 消费者对各类手机应用的使用频率

图二 智能手机轻度使用者与重度使用者占比

图三 智能手机使用者年龄段分布

（资料于“德勤咨询”）

材料三：

近年来呼吁警惕“手机依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这种呼吁的初衷不难理解，但“手机依赖”真的有那么可怕，值得如此忧心忡忡吗？到底何为“手机依赖”，从来就缺乏一种准确的定义。在今天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对日常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与人的紧密性越来越强。

当然，当“手机依赖”被作为一种问题看待时，它往往被默认为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比如使用手机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下意识的行为，空闲时间完全用手机来打发。这种倾向确实不值得提倡，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要防“沉迷”。它对应的可能是时间的浪费，甚至是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的“异化”。

（摘编自《理性看待大学生“手机依赖”》，《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24日）

材料四：

“手机依赖症”的典型心理是即使没有明显需要，也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看自己的手机，一旦信号不满或者电量不足之时就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手机的出现本来是为了使沟通更加便利，然而在手机依赖症的裹挟之下， 过度使用手机却使人们变得更加孤独。手机等多媒体工具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状态，甚至会导致“注意力缺失”，以及思维和语言的碎片化，非常不利于逻辑思维。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智能手机的功能异常丰富，原本应该睡觉的他们可能玩兴正浓——还在不停地玩游戏、聊微信、刷微博等，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导致第二天精神萎靡。有研究显示，在床上使用1个多小时手机等会发光的电子产品，会阻碍人体生成褪黑素，影响生理周期，并使睡眠处于浅状态。人体生物钟长期被打乱，则会影响新陈代谢、情绪、免疫力，导致疾病多发。

（摘编自《手机依赖症危害大 可使身心受累》，中国经济网2018年1月9日）

1918年夏，章乃器从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翌年，他便辞职来到北京。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给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欢欣万分，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转入低潮。

1932年章乃器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

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经常将款项汇到上海，通过章乃器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保护党的活动经费。30年代初，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一些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生活困难，章乃器的三弟共产党员章郁庵便通过章乃器把这些同志安排到章乃器创办的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

1935年12月，章乃器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章乃器与沈钧儒、史良等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这时***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后，章乃器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署名文章，公开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很大。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7月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释放“七君子”。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正式出版。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他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章乃器著述的《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等，也使其成为经济界首屈一指的理论专家，尤其是《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在海外都影响极大，是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最权威著作。他的许多理论甚至影响了日后的中国经济走势，比如坚持中国货币独立，提倡“废两改元”，都有划时代意义。也因为这理论实践两手硬的本钱，他还被上海两家大学聘为教授，主讲经济，甚至到了“听者塞窗”的地步。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6年2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万余。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暴徒殴打与会群众，受伤、失踪者达六十余人，制造了“校场口血案”。事发后，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即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1952年他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他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了经济核算制。半个世纪的新中国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有利润盈余。

1958年，章乃器被先后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从此，章乃器开始了漫长的家居生活。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沉沦于痛苦之中，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及各种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震撼了中国大地。一天，几个大汉气势汹汹地对章乃器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张劲夫是叛徒，无从写起。”来人威胁他：“你不写，罪上加罪。”章乃器一把扯过让他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声色俱厉地说：“我不会歪曲历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为章乃器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地位。

(摘编自翟作君、王蕙炎《章乃器——中共的诤友》等)

相关链接：

①解放前，因战乱，很多文物流落到社会上，价格很低。章乃器用自己的薪水，以及从抗战时创立的上川公司抽回资金购买文物并收藏。到1954年，他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其中不乏精品。他将近两千件文物精品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摘编自《历史人物——章乃器》

②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章乃器

“少盐有时候真的会致命”“白米饭是垃圾食品之王”“电吹风用好了能治疗鼻病”……打开微信朋友圈，形形色色的传言令人眼花缭乱，给不少人带来困扰。据统计，“微信辟谣助手”上线至今，已辟谣一百十余万篇文章，而相关网文传播的主要目标群体正是老年人。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银发族”学会通过网络获取资讯、进行沟通。但由于对信息缺乏足够的分析辨别能力，他们时常被网络谣言误导，成为谣言传播的“易感人群”。不少年轻网友有这样的经历：在微信群、朋友圈中，长辈们热衷于转发健康养生、食品安全等类型的文章，有的“看标题就不靠谱”。对于这样的谣言，如果听之信之遗患无穷。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网络谣言已成为老年人遭遇的许多上网风险之首。

“无根据的事例+不严谨的论述+不科学的结论”——类似谣言文章存在不少破绽，为何却能得到“银发族”的青睐？仔细推究，它们抓住了老年人害怕衰老和生病的心理，通过“有毒”“致癌”“致死”等刺激性语言，配合看似“专业”的名词、“确凿”的数据、“客观”的实验，让他们产生焦虑和恐慌，从而落入谣言的圈套些“菅销号”正是凭借这点，先博取广泛关注，再向中招的老年人兜售所谓的绿色食品、特效药品、医疗器械等，从而实现流量变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造谣言成了一门生意。

“赶紧转给亲朋好友“不转就会如何如何”之类是谣言文章惯用的套路。在这种诱导下，老年人本着“利他”的初衷转发，不知不觉中成了谣言的二传手。由此观之，谣言在老年人朋友圈的扩散，既是科学素养问题，也跟社会心理有关。“宁可信其有”的认知取向、“我是为你好”的关切心态，形成一股合力，推动谣言实现病毒式传播，甚至让一些早已被辟谣的信息沉渣泛起死灰复燃。

正因此，一些网友感叹，谣言带给自己的困扰，不仅是“父母竟然相信”，更是“父母竟然要求我们一起相信”，以至于“躲过了各种微商、晒娃、自拍，却躲不过爸妈的传谣”。其实，靠“躲”解决不了问题。新的技术，容易在子女和父母之间划上一道鸿沟。走进网络新世界的父母需要我们的陪伴正如我们幼时需要他们的陪伴一样。应该看到，大多数父母的朋友圈里，子女永远是最重要的联系人。我们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在教会他们使用新科技的同时，提醒他们留意各种不良信息，不断增强抵抗谣言的免疫力。

想了解相关知识却又摸不着门道、无法判断信息的准确性，是“银发族”误入人谣言陷阱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想打消疑虑、安定人心，还必须做好权威信息的供给。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相关机构，有责任采取通俗的表达方式、灵活的沟通手段，积极解疑释惑、传播科学知识，把“银发族”渴求的信息送到他们身边。此外，网络平台也应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及时将披着科学外衣的各类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群策群力、多措并举，我们就能帮助老年人摆脱网络谣言的侵扰，走进一个更加清朗的网络新天地。

原载《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