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形式上介于诗与文之间，语言大体整齐、押韵，但又经常夹杂着散文的句式，往往铺排华美的辞藻章句来描绘事物，抒写情志。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说明赋这种文体在《诗经》中就有了它生命的因素，到了《楚辞》，这种因素又扩大了疆界。及至战国后期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风赋》等作品，一方面吸收了《诗经》《楚辞》作品中语言整齐、押韵的特点；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楚辞》作品中铺排的写法；同时，又融合进纵横家说辞问答、铺排议论的因素，并以“赋”名篇，从而形成了一种新文体——赋。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指出了赋的文体形式由古诗衍化而成。刘歆在《艺文志》讲到诗歌发展时说，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布衣而能作诗，故有乐府民歌的兴盛；文人的创作，从荀子、宋玉起，则以赋的形式体物言情。荀子、宋玉之作与布衣之作虽在文体形式上有差别，却终属同源而分流。

《汉书·艺文志》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里所说的“赋”，本指春秋时代贵族礼会之际在对话中背诵几句诗。春秋之后，贵族不需要也没有机会用背诵诗的形式来委婉地表述自己的意思了。到了汉代，民间诗歌归乐府掌管，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不依赖音乐歌咏，而靠写在竹简、绢帛之上，或吟诵于唇吻。于是“不歌而诵”成了赋这种文体的流传特征，人们称这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为“赋”。赋讲究韵律，但它的韵律是为了诵读，而不是为了配乐演唱。当然，后来有些诗也“不歌而诵”了，但那是诗与音乐逐渐分离的结果，不能由此而证明诗歌原始阶段具有歌唱的特征没有存在过。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也。”在《诗经》中，“赋”和“比”“兴”都是一种艺术手法，“赋”指“直书其事”。到了《楚辞》，发展到对“其事”铺排开来叙写，为赋这种文体的出现准备了条件。“铺采文”，铺，即铺叙、敷陈，言赋直陈其事，不取比兴。一方面是强调赋铺陈直叙的写作特点，另一方面是强调赋文辞华丽的语言特点。晋代陆机的《文赋》明确地提出了诗与赋的文体区别：“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意思是说，诗是用来抒发感情的，所以要绮丽细腻；赋是用来铺陈事物的，所以要清晰明朗。再说“体物写志”，志，一般指思想、志向，当然也包括感情。刘勰更是把“体物”，即铺陈描绘事物形态风貌，认定是赋“写志”的一种“载体”，道出了赋融体物写志为一体的本质属性。这样，赋的基本特征，就在“铺采文”的艺术形式与“体物写志”的思想内容相互统一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

月夜泛舟

刘著①

浮世浑如出岫云，南朝调客北朝臣。

传邮②扰扰无虚日，吏俗区区③老却人。

入眼青山看不厌，傍船白鹭自相亲。

举杯更欲邀明月，暂向尧封④作逸民。

现代印刷工艺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手工刻印。这是否意味着，在年画制作中，一定要用“高技术”替代“低技术”、用数码印刷替代雕版印刷？想想陶瓷和纺织行业，虽然早就进入工业化大生产阶段，但缂丝织锦、手工陶瓷和柴烧，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越来越为高品质生活所需要。再来看看传统印刷业，手工印刷在西方也没有完全被机器取代，而是转变为一种更为艺术化、个性化的创作形式。可见传统技艺并不必然被现代技术全面替代。

从西方传来的手工版画，在中国成了一个大的专业门类，源自本土的年画却濒临灭绝。这固然与外在的体制性因素有一定关系，但也有年画从业者自身的原因。放眼国内年画界，只会印不会刻、只会刻老版不会刻新版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不思进取的现象值得业界反省。复兴年画不能单靠情怀，年画传承人要有技艺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至少应该达到专业艺术院校中现有的版画技艺水准。

文化在于关联。最精微的文化关联，体现在技艺的交叠与材料的综合之中，由此构筑起一个意蕴丰富的世界。年画的世界也是这样。随着消费升级，民众对生活品质越来越关注。传统工艺所使用的天然原材料，相对于人造材料，不仅具有稀缺性，而且蕴含着人与自然的本源性联系，越来越受当今消费者的青睐。在生活越来越讲究的今天，能不能恢复使用矿植物颜料？用于雕刻的木板，能不能在选材上更为讲究？年画界能不能和木雕界多些来往？古代雕版插图往往以文人书画为范本，今天的木版水印界能不能和书画界重新建立联系？尤其是用于印刷年画或插图的纸张，能不能采用手工造纸，融合两项或多项非遗技艺？在古代，年画往往由纸铺代售，二者的关系能否在今天得以重构？年画传承人能否与手工造纸传承人产生更多联系？与年画业相关的有扎作、灯笼、图书文具等十余个行业，年画应该多从相关行业中汲取营养，与相关行业同步前行。

年画的历史意蕴是丰富的，因此年画的创新不能是扁平化、单向度的。比如将年画图案印到马克杯或T恤衫上，以为这就是创新。承载这些“创意”的载体，做工粗糙，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贬损了年画的价值。所以，年画创新，不能仅寄希望于其他载体，而应将年画的文化意蕴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从内在品质上实现转型升级。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无论是年画创作还是年画衍生品，都需要从材料、工艺等细节入手，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摘编自陈岸瑛《年画如何走进新年俗场景》）

赖远明：破冻土难题 创天路奇迹

昆仑山下，一条闻名于世的钢铁大动脉穿过戈壁冻土，跨越雪域高山。这就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运营。这一天，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寒旱所”）组织60多名外国专家，坐上开往拉萨的列车，心潮澎湃的赖远明也在其中。当列车员讲解到“主动冷却路基”时，赖远明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转过头，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雪山，4年来千百次的实验情景在脑海中浮现……

2002年，寒旱所接到了国家关于解决青藏铁路修建中冻土路基及寒区隧道问题的任务。青藏铁路中有一半是多年冻土地段，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要穿越连续多年冻土区550公里。如何保证修建中冻土不融沉、路基保持稳定，西方人士曾判断“这是无法攻克的世界性难题”。

在冻土区修建铁路，传统保护冻土的方法是设置保温材料，“就好像为了保证冰棍儿不融化，给它盖上一层棉被保冷。”赖远明解释说，但用这种方法保温的冰棍儿早晚还是要化掉。因此，青藏铁路的设计思路要从“被动保温”转为“主动降温”。但主动冷却路基如何修建？从理论分析到试验数据在国内外冻土工程学研究中都是空白。

“我是处女座，做事情比较挑剔、追求完美，一件事情喜欢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去思考，曾经一行字推敲了一个星期。”赖远明笑称自己不善言谈，更喜欢思考。

“比如青藏铁路上的‘U’形块碎石路基，选择多大粒径的碎石最合适？在试验进行到第150天左右，我们终于找到了拐点——10～30cm粒径的块碎石降温效果良好，当粒径为22cm时对冻土的降温效果最好。”得到这个结果，赖远明如释重负，“心中的一块儿石头终于落地了”。

昆仑山隧道海拔4600 米，隧道向里打通600米左右时，赖远明进入隧道采集岩石样品。未打通的隧道内空气更加稀薄。“当时忙着采集样品没太顾忌，谁想到缺氧三个小时之后，头疼欲裂、恶心呕吐。”赖远明说，读书的时候，自己甚至能准确记住哪条公式在书上的哪一页，自从那次大脑长时间缺氧以后，自己的后脑勺时常会疼，记忆力也不如从前。

但是，这次“负伤”却解决了青藏铁路风火山隧道、昆仑山隧道衬砌和保温措施的参数优化设计问题，消除了冻胀和融化对这两座冻土隧道的破坏作用。这两个隧道目前已经服役10年，没出现任何问题。

赖远明的人生道路可谓平坦——1983年毕业于江西理工大学，1986年在兰州交通大学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9年在寒旱所获博士学位，2000年被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同年12月被任命为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看似平坦的人生缘何成就辉煌？“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 ，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几步”，赖远明说。人生中关键的第一步是在程国栋院士的极力推荐下，他破格进入了中科院“优秀百人计划”，程院士的理由是：国家太需要这样既懂土木工程又懂冻土，并愿意扎根西部的优秀人才了！当时的冻土专家多是地质地理专业背景，主要研究冻土的天然属性，难以在冻土路基结构设计方面提出精准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赖远明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这是我人生中关键的第二步，它给予我鞭策，为200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打下基础”。

关键的第三步，赖远明坦言自己差点儿走歪了。2008年，南方有所大学招聘副校长，赖远明动了回南方的念头。“程老师劝我一定要慎重作决定，南方没有冻土，一旦去了那里，我的学术研究将不完整、不系统。”赖远明也暗自给自己鼓劲，“刚来甘肃流鼻血、吃黑面馍馍的日子都熬过来了，已经适应了西部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冻土还有很多现象和机理没有揭示。”

说到这里，赖远明笑了：“现在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都会说我是甘肃人。”

来西部32年，结缘冻土21载，赖远明感叹，冻土研究这门冷门的学科，变成了热门的学科，冻土变成了“热土”，“但依然还有很多空白在等待我们研究，有很多与冻土领域关系密切的工程需要我们提供理论支持和解决方案”。

赖远明认为，青藏铁路给了他报效祖国的机会，他常常对学生说，做科研不仅要将论文发表到国际一流的杂志上，更要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把论文写到祖国的大地上。

（摘自《中国科学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