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2557亿元，比上年增长9.43%。其中，束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4204亿元，规模同比增长8.94%。2017年我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255亿元，比上年增长16.11%。

2017年我国幼儿总数为2550万所，2017年我国学前教育入园儿童数为1937. 95万人，在园儿童总数为4600.14万人，毕业生总数为1652.67万人，幼儿园教职工419.29 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43.21万人，2017年我国幼儿教育毛入园率达到79.6%，比上年提高2. 2个百分点。

2017年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经费投入情况

（资源：教育部、智研咨询整理）

2007~2017年我国学前教育经费走势图

（资源：教育部智研咨询整理）

材料二

2015年11月教育部发布的《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显示，2014年专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为66%，农村地区不到50%；有幼教资格证的教师占比为61%，持非助教教师资格证的占比17%，无证教师占比为22%，农村地区无证教师比例髙达44%。

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幼儿园教职工总数为381.8万，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学历、专业技术职业者有249. 8万。硕士学历占0.27%，本科学历占20.91%，专科学历占56.4%，高中学历占20.56%，高中以下学历占1.89%。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对师资力量的要求至少是专科和毕业和拿到教师资格证，但实际上很多幼教机构并没有达到，“民办幼儿园绝对达不到”。

所以重要打造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一站式平台，能够让幼师在短时间内掌握岗位技能，同时能够终身提供学习成长的机会，这是快速填补幼教师资队伍缺口的有效解决方案之一。

（摘编自“中商情报网”）

材料三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刘利民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笫三场记者会上表示，要千方百计增加或者扩展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普惠幼儿园。

刘利民建议，首先，要千方百计增加或者拓展学前教育的资源供给，重点放在大力发展公办园，积极扶持民办普惠幼儿园。政府要制定普惠园的标准，用财政资金购买服务或者进行奖补来扶持。笫二，增加学前教育投入。除了中央财政投入外，各地政府也要推动出合学前教育相关政策，如生均拨款标准，制定学前教育成本合理分担机制，确定收费标准。通过多元化的投入，使得学前教育资源不断扩大。第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把好学前教育教师入门关，把有爱心、懂教育的教师吸引进来，同时关心他们的待遇，加强对学前教育教师的师德和法制方面的培养。笫四，加快立法进程，用立法方式明确各级政府所履行的责任，如规划、布局、投入、师资配备等。第五，加强对幼儿园的监管。除了人防、物防、技防外，家长积极参与幼儿园管理也很重要，如组成家长委员会，参加幼儿园事务的决策等，让家长明白和放心。

（摘自《经济参考报》2018年3月14日）

文化有继承性、延续性，代代传承，积久而成传统。文化又有时代性，随时代变迁而更新发展。所以文化的发展是变和不变的统一，传承延续和更新发展的统一。文化发展中不变的是它的根本特质、精神、核心价值，变的是其根本特质、精神、核心价值在不同时代环境条件下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前者是本，后者是末。所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是要传承延续，创新发展。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通过创新发展而延续。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指的是文化发展中不变的那一方面。也就是其根本特质、精神和核心价值。它贯穿于民族发展的始终。作为民族的根与魂是不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一旦遭到破坏，民族的生命也就终结。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意味着它是我们立足的根本、生命的灵魂。而不只是某种可资借鉴、应用的资源。它的意义在于是根，是魂，而不是在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近7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至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都植根于中华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离不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这个根与魂。

文化发展中不变的是本，变的是末。二者又不是截然二分，而是互相连结在一起的。文化的传承延续不是简单地保守已有的一切，更不是回到过去。传承延续必须与时代同步创新发展。传统的精神、思想、核心价值，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获得新的内容和形式。不变的根与魂，要通过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发展。这就是我们说的对传统文化要作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举例来说，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民族精神，或说民族魂的重要内容。它贯穿古今，是支撑我们民族历经磨难而能克服困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力量。而它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又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爱国主义传统的延续传承，本身就是变和不变统一的过程。不变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传承延续和发展。

记得在我的学生时代，曾经有过对岳飞的批判。说他抗金的行为不能称为爱国主义，不应赞扬而应批判。理由是他抗金忠于的是宋代的封建王朝，忠于的是徽钦二宗两个封建皇帝。所以岳飞只是封建王朝的奴才，不能称为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样看问题，就是没有认清变与不变的相互连结，不懂得不变的精神正是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传承。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其根本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核心价值观和精忠报国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历史始终而形成爱国主义传统。但其具体的内容和表现，总是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有不同。

所以，不变的根和魂就存在于变化着的具体时代内容和形式之中，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传承。变化的是它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是它的根和魂。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变，正是为了不变的根和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延续和传承。分不清变和不变的本末，不懂得它们之间的连结，因为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否定和抛弃不变的根和魂，就如倒洗澡水时把小孩子一起倒掉。因此，不可不慎。

 （节选自钱逊《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明代的国子监是当时国家教育的最高督导机构，这个时期，贵族社会结构早已消失，大多数年轻人都必须拥有科举考试的功名才能踏入官场，年轻人的出身背景自然也就不再具有文字上或法律上的影响力。

宋代末年，国子学与太学已几乎没有分别，两所学校的直讲可对调聘用，各自不同的入学条件也极少落实执行。于是，太学到了元代也就正式消失。到了明代，太学、国子监与国子学三个名称已成为同义词。

明代有两所国子学，第一所在明朝政府定都南京（1368年）之后随即成立，另一所则在1403年成立于北京。第三任皇帝明成祖（1403年—1424年在位）于1420年迁都北京之后，南京的国子学即开始没落。但在迁都之前，南京国子学的发展原本非常快速，占用了南京城里极大的一块地，更拥有2000座以上的各式建筑。在北京国子学成立之际，南京国子学招收的学生人数也臻于高峰，达到9972人（1422年）。这个数字在中国历史上虽非史无前例，却是相当惊人。不过，这两所国子学的盛况并不长久，到了16世纪，两所学校都已没落，主要只招收准备参加科举的学生。

明代国子学对教育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就是派遣学生进入政府实习。这种做法早在1375年就已出现，而且在明朝初年颇有成效。学生奉派到田野之间，协助完成规模庞大的全国土地登记（即著名的《鱼鳞图册》）。这套精心汇整的图册成了明朝土地税的评估基础，一直沿用到19世纪。另一项重要的学生活动，则是编纂《永乐大典》这部百科全书般的庞大著作，据说是世界史上最庞大的一部历代文字的选集，参与编纂的学生人数据说超过千人。此外政府也经常派遣学生协助教学活动以及办理赈济饥荒。

明代初年，国子学就已经相当活跃，校内定期举办讲学、研讨会以及考试。许多人显然都非常怀念在国子学的学习生活。学生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朝鲜、日本、缅甸与琉球。当时的各种规章保存至今，从中可以发现这些学校不但招收各种出身背景的学生，也给予学生非常慷慨的待遇，包括丰厚的津贴（通常连妻子也得以领取）及免服劳役。举办讲论会以达成教育效果的做法在明代似乎相当盛行。可以说，道学家在自己的精舍或书院里所采取的做法，这时已纳入了国子学的教学法当中。

不过，到了16世纪，国子学已舍弃了严谨的教学责任，甚至不再招收学生，也不再举办讲学或内部考试。这时候，国子学已正式成为学生为了科举目的而从事登记的机构。

（摘编自李弘祺《教育机构的变迁》）

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直接侵害他人生命权、身体权的新型的暴力行为。就形态而言，它多局限于舆论范围，主要以言语攻击、形象恶搞、隐私披露等形式呈现，并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不确定性。基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网络空间往往聚集着非组织化、陌生化的群体，因此，在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暴力事件中，一般很难确定具体行为主体。(2)过程的易操作性。随着“复制”、“粘贴”等网络信息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任何掌握网络技术的行为主体都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数字化形式实施网络暴力。(3)后果的实在性和难控性。网络暴力以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为行为客体，其后果都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并往往导致非虚拟性的后果。同时，由于网络的交互性和即时性等特点，网络信息传播极具流动性、扩散性，其影响范围一般难以被人们所掌控。

网络暴力的产生，根源于多种风险的交叠和共振。一方面，在互联网上，既有基于职业、籍贯等联系纽带而形成的地缘、业缘群体，更有基于生活娱乐、资源共享等个体偏好而形成的趣缘群体。他们借助网络交互空间(QQ、Blog等)，可以随性发出自己的声音，犹如置身于一个个众声喧嚣的“网络广场”。同时，互联网本身繁杂难辨的海量信息强化了网络受众的风险感知度，加之信息内容的易编辑性以及信息散播的可操控性，网络信息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真伪难辨。

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网络暴力的频发，其背后大都潜藏着“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经济社会“重效率而轻公平”的脱序式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致使社会情绪不断郁积并涌向网络空间。再加上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普遍嵌入，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网络推手”，他们以广告收入为经济，以“点击为王”作营销规则，通过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积聚声势等进行舆论操控。对他们而言，“网络暴力”往往就是“网络暴利”。

另外，网民群体突出表现出年轻化的特点。青少年由于心理品性尚未成熟，社会辨认和自我控制能力较低，而且，传统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往往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而在青年网民身上，则体现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义情结，他们以“道德审判”为武器，以伸张正义为目标，渴望获得充满认同的“网络回音”，又常常游走在暴力与正义之间。一旦嫉妒、怨恨与公愤等在网络上无序宣泄，网络空间就处于“多数人的暴政”之下。

应对网络暴力，釜底抽薪之策便是通过减少风险交叠频率，以散化风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技术创新规避网络技术风险仍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社会转型风险是网络暴力产生的现实根源，我们应建立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网民自主参与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