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目前，养老产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产业，是随着财富阶层的增加和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为满足这样一些人群的需求而出现的新兴产业；是指为有养生需求人群和老年人提供特殊商品、设施以及服务，满足有养生需求人群和老年人特殊需要的、具有同类属性的行业、企业经济活动的产业集合；是依托第一、第二和传统的第三产业派生出来的特殊的综合性产业，具有明显的公共性、福利性和高赢利性。

中国养老产业已经形成养老金融业、养老用品业、养老服务业和养老房地产业四大板块相互融合的态势。其中养老金融业是核心板块。根据测算，中国目前30到59岁的潜在老龄金融服务对象约有6亿左右，这意味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材料二：

在中国第一部老龄产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中明确指出，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初期，而中国式的老龄化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其独特之处。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中国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增速快、规模大、未富先老。

虽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欧洲相比，中国老龄化问题出现时间不长，但近几年大有愈演愈烈趋势，一方面中国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同时由于中国实行的相关政策，导致年轻人口增长速度一直低于自然增长速度，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很多人称之为“银发浪潮”或是“人口海啸”，中国老龄化问题已经引发全球关注。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材料三：

从事老年社会工作多年的郭苹分析称，目前我国老人在养老方面主要面临三大难题。

一、缺乏生活照料。目前，农村和中小城市有许多年轻人离家去大城市打拼，出国工作、定居的也不少，导致部分老人缺乏生活照料，尤其生病时获得的照顾不够。对于高龄空巢、失独、失能老人来说，生活照料的需求日益突出，一旦生病或跌倒，都没人送他们去医院，替他们挂号、拿药，这是最现实的困难。

二、缺乏精神慰藉。老人常出现孤独、寂寞、失落、无助、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精神慰藉需求突出。目前，我国家庭结构发生改变，年轻人大都不跟老人同住，又因工作忙不经常探望，不少老人每天守着电视过日子，情感诉求得不到满足。

三、贫困家庭失能、半失能老人缺乏照顾。面对低收入家庭的完全不能自理以及半自理老人的养老问题，子女往往无能为力。六成老人表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但家庭收入往往连北京最偏远、最便宜的养老院都住不起。当被问及“如果政府给予补贴，是否愿意入住养老院”时，超过八成老人表示愿意。

论陶渊明对自我的体认

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是任真适性，也就是让自己如其所是的那样本真存在，让自己去其遮蔽而如其本性的那样呈现。现在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于陶渊明而言，什么样的存在才是本真的存在？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才不违其本性？要如其所是的那样存在就得先知道自己是谁，要如其本性的那样呈现就得先知道自己的本性。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就难以确定自己的本分，就可能在生活中装出一副自己非其所是的样子，因而，任真适性的人生理想首先必须落实在对自己生命真性的体认上，正是从这一角度，卡西尔断言“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

不过，“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只是指二者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认识自我与成为自我并不能分为前后两截，人总是随着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而越来越成为自我。人是一种不断地反复审视和探究自身的存在物，自我认识不仅是自我存在的一部分，甚至就是自我存在本身。陶渊明每次出仕都是一次自我认识的深化，出仕的过程也就是他自我认识的过程。在一次又一次“矫厉”和扭曲自己以迎合官场的痛苦经历中，他才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内在本性。

陶渊明对自己青少年时的天性和志趣的描述彼此矛盾，有时他写“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此诗中陶渊明是那般志大气雄而又豪侠莽撞；有时他又写自己“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诗中青年诗人又是那般闲静淡泊，超然世外。前后诗歌所描绘的好像是两个陶渊明，陶渊明自己恐怕也不能马上做出肯定的回答，他早年对自己根本没有形成一副清晰的自我形象。对自我早期形象勾画的相互出入显露了他对自我认识的矛盾。

自己给自己勾画出的自我形象，是他自己如何确立自我身份的前提，是建构自己存在方式的参照系，“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①。陶渊明对自我认识的矛盾造成了他存在方式的冲突，造成了他在人生旅途中进退出处的左右摇摆。老来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所谓“东西游走”指游宦四方。年少时从仕于千里之外，身奔走在仕途而心仍念于家里。从仕时也有想摆脱事务而求自适自在的志向，曾表达了自己是为时势所激被驱上了游宦羁役。所以他有“心为形役”的苦恼，而心与身的冲突与分裂，更让他产生了害怕失去此生的焦虑与不安。

陶渊明认识自我的途径是在个人生存的困境中来审查自己存在的根基，在身心分裂时体认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一次次踏入仕途后的烦恼痛苦，一次次在官场中的怅惘失落，不是因为自己的才能被压抑、政治地位受到威胁、同僚的排挤，主要是由于官场的气氛、人事的羁绊与自己的心性不合，屈己从人便造成了自己的身心分裂。陶渊明用了十几年“东西游走”的光阴，经过行迹的出处不定和精神的痛苦矛盾，终于对自我获得了异常深刻的体认，用漫长的生命旅程换来了一句沉甸甸的感叹——“聊复得此生！”

（选自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有删改）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创作风格的年轻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现代》杂志成了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汇聚了沪、京、津等许多大城市的诗人，也集中刊发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1932年诗坛刮起“戴望舒旋风”，其诗论被现代诗派奉为金科玉律。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现代派诗歌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晶，它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

在上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现代派诗人是都市的漂泊者，又是一代寻梦者。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的影响，魏尔伦的《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与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很好地实践着戴望舒所主张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演变都是历史的必然。它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选自 翟长兴《理论观察·现代诗派》，有改动）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带会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