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八杂

迟子建

丢丢的水果铺，是老八杂的一叶肺。而老八杂，却是哈尔滨的一截糜烂的盲肠， 不切不行了。

老八杂不是街名，而是一处棚户区的名字。这是一带狭长的房屋，有三十多座， 住着百余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们倚着南岗的马家沟河，错落着排布开来，远远一望，像是一缕飘拂在暮色中的炊烟。这儿原来叫四辅里，只因它芜杂而喧闹，住的又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有阅历的人说它像“八杂市”。因有过“八杂市”和“新八杂市”，人们就叫它“老八杂市”。不过缀在后面的“市”字有些拗口，时间久了，它就像蝉身上的壳一样无声无息地蜕去了，演变成为“老八杂”。别看老八杂是暗淡的，破败的，它的背后，却是近二十年城市建设中新起的幢幢高楼。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蓝，好像老八杂背后插着的五彩的翎毛。

老八杂的清晨比别处的来得要早。无论冬夏，凌晨四、五点钟，那些卖早点的、扫大街的、开公交车的、卖报的、拾废品的、开烟铺的、修鞋的、打零工的，纷纷从家里出来了。他们穿着粗布衣服，打着呵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夜晚，他们会带着一身的汗味，步态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他们却是快乐的，这从入夜飘荡在老八杂的歌声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得到。

老八杂的人清贫而知足地活着，它背后那些高档住宅小区却把它当成了眼皮底下的一个乞丐，怎么看都不顺眼。春天的哈尔滨风沙较大，大风往往把老八杂屋顶老化了的油毛毡和院落中的一些废品刮起，树静风止时，那些沿河而行的人，就会看见哈尔滨这条几近干涸的内河上，一带垃圾缓缓地穿城而过，确实大煞风景。

老八杂除了在风天会向城市飘散垃圾，它还会增加空气的污染度。由于这里没有采暖设施，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烧煤取暖，烟囱里喷出一团团的煤烟，逢了气压低的日子，这些铅色的烟尘聚集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好像盘旋在空中的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还有，由于电线的老化，这里火灾频仍，而老八杂的街巷大都逼仄，消防车出入困难，一旦大火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

改造老八杂，势在必行了。

政府经过多次论证，下决心要治理这处城市的病灶了。工程立项后，实力雄厚的龙飘集团取得了对老八杂的开发权。丁香花开的时节，他们就派人来对现有住户的住房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动迁补贴的标准公示出来。如果不回迁，按照每平方米两千五百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回迁，每平方米要交纳四百元的小区“增容费”。也就是说，将来你若想在老八杂生活，即便是住原有的房屋面积，每户至少也要交纳两到三万元，人们对此牢骚满腹。

卖烧饼的张老汉说：“我住旧房子住服帖了，不想挪窝！啊，我进了鸟笼子，被他们给吊在半空了，还得倒贴钱给他们，我疯了？”

开发商设计的住房是沿马家沟河的四幢高楼，在高层住宅的下面，有三层的会所和两层的游泳馆。其余的地方种花种草，设置健身器材。

尚活泉说：“我天天在外出苦力，晚上回家时腿都软了，那些健身器材，谁他妈用啊！”

王来贵说：“这地段的房价如今涨到四千块一个平方了，他们才给我们两千五， 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我们这里一百多户连一栋楼都使不了，名义上是给我们改善条件，其实他们是靠我们的地皮发横财，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嫌住在高楼里不接地气，人会生病；有人嫌自家赖以为生的架子车没处搁，耽误生计；还有人嫌坐电梯头晕，等于天天踩在云彩上，不会再有好胃口了。

动迁通知在六月份就张贴出来了，限老八杂的人在七月底以前，必须迁出。但大家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子。

老八杂的人，但凡遇见难事，都爱凑到丢丢那儿请她拿个主意，虽说她是个女人，但却是老八杂人的主心骨。

丢丢四十出头，长脖子，瓜子脸，细眯的小眼睛，喜欢戴耳环和梳发髻。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女孩，大都有着高挑的身材，丢丢便是。她有一米七，双腿修长。她的小腿圆润，大腿结实却不乏柔美，似乎你摆到她面前一双舞鞋，她就能踮起脚尖， 轻盈地起舞。丢丢有着男人一样的剑眉，可以看出她性格的凌厉和豪爽；她又有着敦厚的嘴唇，让人能感觉到她为人的厚道。

老八杂那些暗淡破旧的房子，据说是旧哈尔滨的“马市”。那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马市”也就兴起了。“马市”在，就有养马人。有了养马人，就要有娱乐。老八杂现存的半座米黄色的小楼，过去就是舞场，是一个俄国商人开的。它位于老八杂的腹地，主人就是丢丢。

（节选自中篇小说《起舞》）

纸上核桃

郑晓红

①最初对核桃的认知，是从纸上得来的。

②《拇指姑娘》是我小时最中意的一本彩色小人书。一个善良温柔的女人修整好一枚光滑闪亮的胡桃壳儿，用蓝色的紫罗兰花瓣当床垫，用玫瑰花瓣做被子，让小小的拇指姑娘，每晚都在如水月光中睡在摇篮一样舒适漂亮的胡桃壳里。这张舟一样荡荡悠悠的胡桃小床，从小孩儿无限扩张变幻的小念头里荡出去，它旋转着升空，在风中起伏，在云朵里钻进钻出，触碰太阳的火焰，抚摸月光的冰凉……

③当父亲把从宁州大原上捎来的核桃放在我面前时，我有点发怔，深感失望，不愿相认。真正的核桃并不是两头尖尖，也没有闪闪发光，核桃壳里面迷宫一样的隔断那么粗糙，即使铺十层紫罗兰花瓣，也不可能让娇嫩柔弱的小美人儿舒舒服服睡在里面，何况，我不是还要乘着它云游天外吗？它怎能长成这样小女孩的白日梦戛然而止，从大地深处生长起来的核桃树姗姗来迟。

④胡桃就是核桃。它的原名意味着它庞大的根系原本伸展在异域的土地上。《名医别录》上如是记载：此果出自羌胡，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始得种还，移植秦中，渐及东土……”古时的羌胡分布在现今的东欧、南亚、新疆、甘南一带，也就是说，宁州大原并非核桃的故土，而是异乡。胡桃远离故土，唯有“胡桃”这个名字维系着一棵树对故土的渴幕，可是，它连一个名字也无力保有。公元319年，西晋大将军石勒占据中原，建立后赵，成了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奴隶出身的皇帝。石勒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后裔，入塞的羯族人。他登基做皇帝后，对国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于是制定一条法令：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如此以来，“胡桃”便名姓不保，世人因其长得跟桃核非常相似，于是将“桃核”二字颠而倒之，成为“核桃”。

⑤生长在宁州土地上的果木树种里，核桃树的体型是最雄壮的，叶片也是最阔大的。它的躯干里似乎注入了匈奴人强悍健壮的血液，主干雄壮，侧枝粗大，细枝有力，它们向四周伸展，完全彻底地打开身体。它的叶子安然张开，缓慢地调整角度，寻找从繁叶缝隙中漏下来的阳光。每片叶子上都印上了光斑，它们在风中翻动起来，让那些光斑成为嘴巴，似乎在齐声发出沉默的呼喊。在异乡的土地上，它们万众一心地活着。

⑥还和其他果木不同的是，核桃树天生就带着雄性气度，不屑于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甚至，它都不屑于开出美丽的花。核桃花，那也能算得上是花吗？绿色的花纽密匝匝抱紧花柱，呈长条形的花絮从枝干上搭垂下来，一条一条的在空中摆动，像跟核桃树没有关系似的。那些絮状的花若是落在你手上，那蓬松的弹性让它似乎动起来了一般，那突如其来的生命气息会吓你一大跳。

⑦它的果实未长成时，像患了孤独症的星星孩子，蜷缩在黑暗中，将自己层层包裹。青色外壳是苦涩的，淡褐色内壳是坚硬的，里面，还穿了一层棕色外套。它蜷得紧得不能再紧，一缩再缩，自虐到了极致，将自己蜷成沟壑纵横的模样来。要成熟了，它将自己打磨得稍稍坚强了些，一夜之间，青色的外壳裂开了，但它不肯跳出来，对外面的世界，它心有余悸。人们举着杆子敲过来，哗，它们颤抖着，哗，它们掉下来。要食用它们了，两只核桃放在一起一捏，啪，碎裂的声音惊心动魄。

⑧呵呵，我这样描述，让这雄性的果实简直成了一出人间悲剧里的角儿。但在诗人艾青眼里，它可不是这样，他写道──一个个像是铜铸的/上面刻满了甲骨文/也像是黄杨木雕刻/玲珑透剔、变化无穷/不知是天和地的对话/还是风雨雷电的檄文。

⑨这样的诗句真让我服气，这才称得上核桃，这来自西域的、流淌着匈奴游牧民族血液的雄性果实。当我自顾自的为核桃流落异乡、更名改姓的命运扼腕叫屈时，一棵核桃树、两棵核桃树、成群成片的核桃树安稳地立在宁州大原上。看上去，它们泰然、大气而从容。

⑩宁州的大原很大，很大的大原上已经长了很多棵核桃树，但属于我家的，只有一棵。那棵核桃树是父亲用两节松木换来的，长在宁州西原西沟村我家祖上老庄子的大门口。那棵树大约已经活了好多年，伸进院子的树枝把两间箍窑顶都罩完了。

⑪父亲从退休的第一天起，就失去了归宿感。他离开林区，回到老家，将废弃的老庄子重新收拾起来在他的领地里用心栽下小树苗，用他那些年积攒的失去生命的木料交换活着的树木，他还将一片人家废置不用的坚硬光滑的打麦场变成了一块肥沃的菜地……他回到自己的老家，却像奔往异乡，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农夫，一点一点地积聚自己的江山。在他的领土上，最气派最让他感到笃定踏实的东西，就是那棵覆盖了半个院子的核桃树。

⑫他说，那是绵绵核桃。

⑬他说，格格核桃是要砸着吃的，绵绵核桃一捏核桃仁就自己掉出来了。

⑭他说，小时候家里的绵绵核桃都是卖钱和待客用的，娃娃只能吃上格格核桃，得用针挑着吃。

⑮说这些话的时候，父亲在核桃树下走来走去，步子踏得笃定、踏实、满足。

⑯对核桃树来说，扎根处即是故乡。对父亲来说，有了一棵核桃树，就找到了故乡啊!

黄梅戏是从民间的采茶调发展成为如今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它的发展及艺术特点的形成是学习借鉴的结果。

黄梅戏原名“黄梅采茶调”，起源于唐初。清乾隆时期，湖北黄梅县一带大别山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但作为地方剧种，黄梅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念白及唱词，很多用的是地方语言，剧情反映的也是老百姓所熟悉的故事和人物。黄梅戏中经常演出的大本戏，只限于男女情爱、伦理道德等，很少演出反映重大历史题材及文学经典的剧目。黄梅戏长期以来局限在安庆地区以及安徽其它地区范围内演出，这也局限了眼界和视角。黄梅戏的传承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出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首先，在形体语言上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吴亚玲主演的《墙头马上》，就在形体语言上做了很大突破，这出戏把舞蹈和戏曲程式经过精心提炼，二者融成一体，戏中人物形象达到了现代古典艺术的审美高度。《墙头马上》的成功，使我们相信：形体语言的拓展与解放是可行的，甚至是必须的。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也不能本末倒置，失去剧种本身的特点，而应当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所以，黄梅戏在继承的同时，需要学习借鉴，与时俱进，逐步建立起具有自身特点的、完善的艺术体系，从而向更高的艺术领域迈进。

其次，要创新运用声光电等新技术手段打造感官盛宴。近些年来，大量的高科技声光电产品运用到舞台上来，这奠定了灯光在戏曲表演中的重要地位，它不光把环境和人物照亮，更把人物立体化、背景生活化，为舞台美术增色添彩。舞台灯光在戏剧舞台中有了思想，起到了刻画人物、转换时空、渲染气氛的作用。新创作的3D版舞台剧《牛郎织女》正是一部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视觉大餐，为黄梅戏舞台艺术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此可见，积极研究与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将会越来越成为黄梅戏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最后，要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今，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如何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这也是每一个文艺团体所面临的一个比较难的课题。黄梅戏剧团转企后，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经济效益是第一关注点。没有了效益，企业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艺术创作也就无从谈起了。但如果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就会忽视艺术创作，忽视生存的意义，最终也会因为没有好的艺术产品提供给社会而退出市场舞台。所以，在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如何博弈，成为了在市场经济下顺利发展黄梅戏艺术的最重要的课题，这一点对于其它艺术形式也同样适用。

（注）本戏：是成本演出的戏曲，内容包括一个完整的故事，有时不一定一次演完。

材料一：

目前，人工智能写诗超过一般人的水平，最终能否超过杰出诗人的水准，还要假以时日。

在掌握词语和技巧方面，人工智能有其特殊优势。人脑能背诵一万首诗就不得了了，而电脑可以储存海量诗歌。海量诗词的词语、典故和表现方法，经过人工智能的分析和最优组合，完全可以写出比较好的诗。

就像人的学习有循序渐进的过程，机器也需要不断学习完善。比如，稻香老农作诗机1.0版，瞬间就可以写出一首诗词，诗的形式完全符合格律要求，但诗句没有什么意义。升级后的2.0版就不同了，诗句已经有了意义。一首绝句，总有两三句是有诗意诗味的，其余诗句还有备选的可以替换。最近，稻香老农作诗机的3.0版将上线，做出来的诗会更完善。

机器目前还不能很好地理解人类的情感，但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今后人类身上的装置会成为一个记录仪，随时感知人的情感。计算机可以感知到这种情感，并与数据库里的海量诗词所表现的情感进行分析配比，然后选择最适合的词汇和表现技巧，写出比较贴切并能表现人的真实复杂情感的诗词来。

一首优秀诗歌具有强烈的个性和独创性。这一点，人工智能似乎难以做到。但是，任何创造都是在传承前人经验和技巧上完成的，而电脑可以全面借鉴汲取海量的前人创作经验。电脑写诗的个性化和独创性，是可以期待的。

（摘自《光明日报》2019年5月18日）

材料二：

现在，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已能写出符合语法的诗句，有一些甚至相当惊艳。然而这个过程也存在问题。乔姆斯基指出，“无色的绿色想法在狂热地睡眠”这样的句子在语法上成立，却是荒谬无理的。

随着技术发展，人工神经网络将能精确模仿人类神经元的刺激－反应，然而好诗激发的情感层次十分丰富，能否约化为某种模式，还是一个问题。另外，人类个体始终在推测与判定他人的意图，这样的“主体间性”贯穿于人类阅读诗歌的过程，而人工智能将人类作为整体认识，缺乏主体之间的交互；解决这一难题恐怕还要等待具有自主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出现。

诗强调独特性，一首好诗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前所未有”上。这和围棋不同。人工智能学习围棋，是对已有棋路的破解；而要创作优秀的诗歌，则要避免已有套路，这是摆在人工智能面前的艰巨任务。

   （摘自程羽黑《当人工智能具备了主体意识》）

材料三：

机器诗人要经历模仿、置换、命题才能逐渐走上自主自由创作的境界。不过，具有先进人工智能的机器在学习写诗方面，比人类进步快，因为其记忆力、耐受力和学习能力、纠错能力是人类不可望其项背的。

类似灵感、欲望、情感等属于人类诗意的原创造力，机器能跨越这样的鸿沟吗？过去，我们觉得不可能！可今天，神经网络技术、基因科技、量子科学和人工智能都在快速发展，这些研究令传统信念动摇，我们还是要多观察，多等待。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诗歌写作，作为人类诗歌的新品种，正丰富着人类的诗意世界。诗词将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而成为社会大众的通用品。每个人都可以用诗句表达情意、交流沟通。人们的审美水平有所提高，全社会的艺术素养自然随之提升。这些反过来又会促进诗歌创作水平的不断突破和提升。

机器写诗可能会对诗歌未来发展产生影响。譬如，由于其快速而不知疲倦的制作能力，会不会造成需求过剩？为了满足读者趣味的倾向性设计，是否会造成类型化的机器诗歌写作泛滥，而原创性、创新性的作品难遇难求？

当人工智能的机器写作平台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廉价好用，人们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偷懒，总是依靠机器来帮自己写诗，那很可能会导致人类自身的诗性功能退化。

（摘自《光明日报》2019年5月18日）

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裴毅然

①中外文学作品中有一道奇特风景线：知识分子一直是被嘲笑的主角，很少成为获得赞美的主角。

②新文学运动以来，鲁迅的《孔乙己》、叶圣陶描摹灰色知识分子的《潘先生在难中》、钱钟书的《围城》等名著名篇，瞄准的对象尽是知识分子。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在知识分子逐渐陷入整体挨批的社会大氛围下，从思想界到文学界，知识分子全得低头认罪，成为必然自觉改造的对象，文学形象中的知识分子自然也高大不起来。进入九十年代，从特定意义上，知识分子仍然是社会上的弱者，因为谁都可以扯上知识分子开骂一通。王朔说知识分子“不骂白不骂”，并不仅仅是王朔个人的“美学投机”或“艺术选择”，实际上代表着整个社会审美的某种价值趋向。

③中国文学尽拿知识分子“开涮”，乃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本人试析一二。

④知识分子有能力参预各项社会活动，有可能跻身权益分配之列，社会身份十分微妙，处于不上不下的中间阶层。因掌握知识，知识分子自必怀有一定理想，不屑于流同俗辈，不安于既有现状。行高于众、品异于俗，知识分子的英雄自画像，自命不凡自我夸张，主客观之间存在相当差距。在群俗看来，便很有点脱离现实做白日梦的味道，可嘲可笑之处多多，即富含“可嘲笑因素”、“可打趣内容”。聪慧敏感的作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大好卖点。这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何以成为“嘲笑主角”的最重要之因素。

⑤无论中外，相对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工农社会地位更低，处于社会最低层。尤其在旧时中国，不少工农连基本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而同情弱者又是基本人性，且形成强大社会心理定势。若嘲笑弱者，似乎道德品味欠高。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掀起的文艺工农化运动，除了现实政治因素，从审美角度也倚于这一社会心理定势。否则，工农化何以会于短时期内得到文艺界的广泛认同？

⑥由于知识分子最熟悉的是自己，知道何处何地有痒痒肉，知道哪儿隐藏着最丰富的“矿藏”，一举刨一扛镐的“第一感觉”都往那儿汇聚，这样便从创作源头上决定了作家的取材向度。而艺术创作的关键又在于细节与深度，对作家来说最容易写得深入的只能是自己。此外，嘲笑自我的社会效应也较好，上面不会怪罪，下面不会得罪，官不厌民不嫌，就像相声演员最好的开涮对象总是自己。既然将镜头对准了知识分子，那么还能不搞出几声笑来？谁身上还能没有一点可资嘲笑的“不完善”之处？

⑦孔孟以降，中国士人审美习俗便形成强大的厚古薄今之定势，以过去否定现实。“三代文武”，标榜至今。厚古薄今，从习惯上养成了中国学者拒绝接受新事物的审美传统——“以新为不可知，以旧为不可易”。

⑧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呼啸文坛的“寻根派”，呼吁从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特质中找寻现代社会的“自我”，期望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从宁静乡村处寻找文化根源，从遥远落后的原始文明那里，找到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根”。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从思想倾向上，表现出追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文明，表现出追慕落后的趋向，但从审美上却因这一“向后看”得到价值支撑，觅得内涵，并以此否定城市现代文明。而知识分子又总是城市文明的代表者，与“向后看”的审美定势形成巨大反差，嘲笑知识分子便成了一块滋味多多的“痒痒肉”。

⑨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精神与审美观点均处于欲建未建的叉路口，新旧矛盾交聚汇集，以“旧”笑“今”也是一种必然。恰好多读了几年书的知识分子又是公认的新派人物，多有与众不同之处，被俚俗们拎出来当当笑角似乎也十分正常。

⑩当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新派人物嘲笑旧式人物总是“夏瑜”式的孤掌难鸣，不成气候缺乏呼应，而旧式人物嘲笑新派人物则是一呼百诺，激掌一片。 因此，审美上从来就是偏旧不偏新，鲁迅的《药》中，最好笑的人物还是那个“疯子”夏瑜。

⑪习惯成自然，既然知识分子这一头总是自我嘲笑，并不断提供这样的嘲笑范本，那么另一头自然而然也就养成俗众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天然的嘲笑期待，即所谓时髦的“卖点”。

⑫当然，只要知识分子还作为某种社会集团有别于工农，只要知识分子还只能由自己写自己，只要知识分子还因为掌握知识而成为社会关注点，那么，文学中的这一“知识分子待遇”怕是还得享受下去，一直要到全社会知识化，全都成为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免却这一“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