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炕

大娘住在陕北羊儿沟。她娘家是关中人，十九岁时她嫁到这里。丈夫姓王，比她小了三岁。她觉得这地方不错，尤其是那土炕，在关中没有见过，她就感兴趣了。土炕很大，占了整整后半个窑。她提议把炕盘小，丈夫不同意，说将来要生儿育女。她想：真有七八个儿女了，那炕下的鞋子会一摆一长溜呢，就又痴痴地笑。

土炕成了她的天地，她在上边纺线、纳鞋帮；在炕上摊开包袱，一有空闲，就翻弄那些各色布头、丝线；晚上在上边和丈夫说悄悄话。她想：男人家走州过县，女人家就是要守住这块土炕。

这时候，日子不安宁起来。这一天，一个掉队的女八路来到窑洞。这女八路腰身很笨，她一眼看出有着身孕，就做汤烧水，让女八路坐在土炕上。她说：

“快上炕，咱们陕北，就是这风俗，家里人几辈睡一个炕哩。”

她让女八路睡在西边，让丈夫睡在东边，她在中间躺下，作了个界墙。那女八路还是不肯睡下。她只好推醒丈夫，让他睡到灶口前的脚地，说只许面朝外。丈夫一夜没敢翻身。

她知道了这女八路叫龚娟，是个宣传员。龚娟后来生了个女儿，她们就叫她猫猫。龚娟要去追部队。临走，给她跪下说：“大姐，这孩子带不走，就托付给你。”

她开始在这土炕上养着猫猫长大。她让丈夫去卖了炕上一条新被子，买回来一头奶羊，天天给孩子挤着吃。猫猫长到三岁，丈夫得了痨病，没了。她哭了一场，不去改嫁，从此做了寡妇。那年她刚刚二十六岁。

家里一切开支全靠她纺线，她纺线又快又好。新中国成立后，猫猫长大了，她供着去读小学。可是这年秋天，她们正在院子里打枣儿，嘟嘟地开来一辆小车，车上下来一位壮年妇女叫她一声“大姐”就哭了。那女的说她是龚娟。龚娟说：“你跟我一块进城去吧，我永远叫你姐姐，猫猫也永远叫你娘。”

她笑笑，说她有什么功劳，要到城里去？就劝说猫猫认了亲娘，猫猫不去，她倒变了脸。第二天，她欢欢喜喜打发龚娟母女走了。车一拐过山弯，她却扑腾在路上，哭得哇哇的伤心。

后来，龚娟病故了。猫猫参加了工作，信便来得少了，也越写越短，最后竟再没有来过一句话了。她却老是盼着，过两天就去邮电所打问。

村里人都说她应该去找猫猫，让猫猫养活她。

“如果是为了如今养活我才收养她，那我成什么人啦！”

她不埋怨猫猫。只是这大炕，睡起来觉得太硬。她什么都可以丢下，就是不舍这土炕，夜里睡在上边，可以做好多梦，梦见她的丈夫，也梦见猫猫母女。

那几年里，干部经常下乡。村里就把女干部派到她炕上来睡。她很乐意，十个八个都让挤在土炕上。她睡的迟，挑灯看她们每一张漂亮的脸，一看见那炕下的鞋，就想起当年和丈夫说的话，没笑出声来，却去把各色格式的鞋放得整整齐齐。

有人说，猫猫成了走资派，被剃光了头游街。一日，猫猫给她来了一封信，说自己的孩子受人歧视，想让大女儿落户到养母这。

猫猫的十六岁的大女儿秀秀不久就来了。从此，土炕上睡了秀秀，她夜夜给孩子讲猫猫小时候的事，婆孙俩就笑一笑。村里人见她护着秀秀，谁也不敢作践。

过了两年，秀秀进城看猫猫，一个月没有回来。她很着急，拍了电报去才收到回信说，猫猫平反了，让把秀秀的户口迁回城里。

她一颗心放了下去，又一颗心提了起来。村里人都在说秀秀在城里不会回来了。“秀秀说要回来的，她说我这土炕好呢。”她总是这么说。

但是秀秀到底没有回来。她一个人睡在炕上，只觉得炕大，炕空……这天天明时，浑身发烧，睡倒不起了。又过了三个月，她知道自己不行了。村里人说，“给秀秀母女打个电话，接你去大医院看看，或许会好了呢”。

她不同意，说是活到时候了，不必告诉秀秀母女，更没必要进城去治了。第三天黎明，她气弱得只有出的，没有入的。村里人都围在土炕边，她说：“都上炕坐吧，这土炕大，能坐得下，大家都来看我，我也死得下了。”

窑空起来，没几年就在雨天里塌了，把大土炕埋在里边。后来，好些下乡的女干部都问起她。知道情况后都伤心落泪，怀念那土炕，说土炕上好，又大，又舒服。

（有删改）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当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职司、委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也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所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认为由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年，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嫌假他人之功。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制，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摘编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

所谓揽纳，也称包揽，就是兜揽代纳賦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 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包收代纳，多收少缴，谋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税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 收实物为主。田税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缴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巨额的物资解纳和众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 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街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运作形态而言。明代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 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骨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 解纳者被累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钱粮到京，内外管收人员掯索使用，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诓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戚、宦官等权势人物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侯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交纳船税，支付牵挽、转搬 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