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此生情定核裂变

戴红

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程开甲，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推动了核武器设计、改进和核试验技术的发展，创立了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我军的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基础。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著名的科学家李政道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程开甲在这里读了六年的初中和高中。恰恰在这时，他碰上了一个优秀的数学老师姚广钧。在其指导下，程开甲能将圆周率轻松自如地背诵到小数点后60位，能牢记学过的所有数学公式。这些训练对他在日后科研中处理数据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和苏步青等大师严格的学习和科学精神训练。他敢于挑战难题，大三时撰写的论文，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赏识，并推荐给英国数学家，之后文章被苏联数学刊物全文引用。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玻恩教授的学生。他先后发表了5篇高水平超导论文，并于1948年提出超导“双带模型”。同年，获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当听到解放军击败阻挠渡江战役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时，他婉谢导师和朋友好意，购买了建设祖国所需的书籍，整理好行装，于1950年8月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

为了培养亟需的原子能研究人才，八年间他两次改变专业。1960年夏，经钱三强亲自点将，程开甲调进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自此，他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多年。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拟定试验总体方案，为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作准备。核试验的准备，国内没有人懂，也没有仪器设备，又无可借鉴，程开甲就亲自研制爆炸所需仪器，并编写教材为科研人员讲课。他带领青年科技人员有针对性地钻研理论和技术问题，交代工作时，总是条理分明、清楚准确，有时还写下书面材料，以便他人尽快开展工作。同时为年轻人争取发挥更大作用的工作平台，实事求是地介绍、推荐吕敏、杨裕生、钱绍钧等加入研究队伍。

短短两年中，程开甲到研究所、院校、部队召开了几百次任务会，提出具体科研要求。经过辛勤努力和刻苦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个有高度预见性、准确性和创造性、切实可行的试验方案；研制出1000多台测试仪器。

第一颗原子弹在哪里爆炸？程开甲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勇敢地否定了原先由苏联专家提出的“空爆”方案，并成功主持完成首次地下核爆炸。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和朱光亚等人决定进入地下爆心考察。谁也说不清洞里辐射会产生多大危险，但程开甲经过计算，认为采取多种防护措施后，可以进入。他们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在刚开挖的直径只有80厘米的小管洞中匍匐爬行，最后进到爆炸形成的一个巨大空间。洞里温度很高，科学家们忙得汗流浃背，仔细进行考察，取得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第一手资料。

二十多年中，作为中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程开甲成功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及首次空投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三十多次核试验。他带领团队，建立发展了中国核爆炸理论，成为中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的重要依据。以该理论为指导，创立了核爆炸效应的研究领域，支持了中国核武器设计改进。

上世纪80年代，程开甲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建设发展做出新贡献。近年来提出凝聚态的新的电子理论。现在，他仍不倦地对材料科学的理论和应用展开创新性研究，并取得重要进展。

对于这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他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光明网》2014年1月15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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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师束星北教理论物理，常常不拿课本，但讲得生动透彻，让学生牢记不忘。他和程开甲经常在教室里研讨问题，同学们戏称这种面对面的教学模式是“真心的相对论”。若干年后，程开甲与高耀珊结婚，束星北还给他们当了证婚人。(《解放日报》2014年1月17日)

②有一次，程开甲设计的测试方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包括当时基地的一位副司令员。有人劝他：“人家是领导，你不要争了，出了问题他负责。”他却严肃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领导，这些数据是我在实践中计算出来的，是科学的。要保证安全，就得按数据要求办。我要对核试验的安全负责。”结果还是按程开甲的意见办了。(《党史纵横》2005年第5期)

材料一：

中国山水画可谓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历代山水画家在画面中充分表现笔墨气韵的同时，更注重意境美。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我们欣赏画时，时常为其内含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为画外之意、弦外之情所陶冶、所感染，这就是意境美的作用。

中国山水画的空灵之美，是山水画艺术的主要审美趣味形式。空灵之空为静，为虚，为无；空灵之灵为灵气，为实，为有。空和灵是对立统一的。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茫茫寒江，一叶孤舟，渔翁独坐，钓丝飘浮，微波之外，皆是空白，营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简淡的意境。空灵之美一方面使画家在意境构成上获得了充分的主动权，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给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的天地，使作品中的有限的空间和形象蕴含着无限的大千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中国山水画的外象之美不仅表现在画作本身，也包括画作以外的无限性，即“画外有画”。正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所说：“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精神是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山水画是一种哲理的最高境界，它不追求繁茺的世界，而是追求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统一，是一种摆脱世俗的精神追求。从元朝的倪瓒，明清时期的石涛、董其昌等的山水画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绘画的语言符号，更重要的是画家内在的精神追求。

中国山水画的诗意之美，是中国绘画历来所提倡的。不论是《春山烟雨》还是《春浦帆归》，只看画题，就会觉得诗意盎然。诗意之美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意境。真正山水画中的诗境，体现在画的构思、章法、形象、色彩的诗化，诗情与画意交融。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的一致，是中国山水画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唐人王维以诗人的学养彰显画家的气质，在文学和绘画领域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山水画意境表现中的一个准则——画中有诗。比如他的作品《江山雪霁图卷》，画面上虽然没有像许多画家那样题上或多或少的诗词字句，却富有诗的意境。

中国山水画中所具有的那种空灵美、外象美、诗意美的意境既是画家创造的终点，又是观者再创造的起点。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者，只有放开眼界，敞开胸怀，徜徉于大自然之中领受山川、风云、水石、林木际会之妙，铸就独特的艺术灵魂，方能构筑胸中意象，孕育笔墨语言，创作出有意境的作品，真正收到“代山川而言”。

（选自颜景龙《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有删改）

材料二：

田园中的诗意栖居是中国人最早的乌托邦理想，“田园综合体”则是当下的一个热词。

人们回归田园的渴望，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平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再次和重新定位，是传统生活方式重建自我认同的努力。钱穆先生曾言，乡村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人群与活动，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乡村与城市需要各自的智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渐行渐远，在众声喧嚣中心生浮躁。于是便产生到乡村放松一下的需要，与大自然亲近以调整心绪。

身处乡村，寄情田园，人的心力体力得以恢复，在孤独和安定中反思与成长。“田园综合体”是沟通城乡的生活纽带，让城市人有机会体验真正的田园生活，在大自然中养精蓄锐，在这里重新出发，形成新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对自身有新的理解，充实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

现代田园不仅仅是城市人寻觅的桃花源，是乡村里走出来的人们留得住的乡愁和回得去的故土，更是乡里人日日在其中生活劳作的家园。近年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生活逐渐实现现代化，然而由于配套设施和服务跟不上，垃圾处理难、过度商业化货币化、精神生活空虚等许多负面后果也凸显出来。“田园综合体”是探索“就地城镇化”的新方向，不仅要着眼于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均衡化，更要通盘考虑现代田园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创造新型田园社区和田园生活。

一些地区对农业的丰富内涵、特性与作用认识不足，只重视农业的经济功能，却忽略了农业的多功能作用，特别是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田园综合体”之“综合”即着眼于此。宋代大儒程颢曾言，“观鸡雏可以知仁”。农事活动——饲养牲畜与种植庄稼都是一样，它的对象是活物，是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容易养成疏阔自然的心性，乡村也有了从容的社会风气。

费孝通先生则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具有“有机团结”的特性。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不需要法律，由于熟悉而相互信任：也形成了其他一些好的品德。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意蕴，才构成了传统田园的深厚魅力。

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伦理与美德在现代城市已不多见，而在许多乡村却仍是“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让乡风美俗滋养世人，正是发展“田园综合体”的应有之义。

（节选自《人民日报》张源《挖掘传统田园的特有魅力》，有删节）

 “心”，包括志、意、情等在内，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基本上一个意思，是中国传统哲学、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无论书法、音乐、绘画还是诗歌，中国艺术基本都是从“心”字出发。由此，这些艺术形式虽然不能相互替代，却可以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沟通。

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扬子法言》中提出“书，心画也”。他当初所说的“书”，原本指书籍。但后人以书法解释“心画”，已被普遍认可，可表达为人的“心灵活动的轨迹”。那么，书法心灵活动的轨迹是什么?是点画，是线条，是笔法。侧、勒、努、趯、策、掠、啄、磔，无论哪一笔都是从最基本的点开始，正所谓“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一点一画。都包含创作者的心灵活动，成为规范化后的“心”的一种美化。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中国人的人文心胸，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有些诗虽格律正确，却缺少真情实感；有些诗看似华丽规整，却是套用前人陈词，或是胡乱堆砌词语，令人读之无味。反之，有些诗虽不工整，但自有情怀真意，令人回味无穷。据传宋代诗人潘大临一日见窗外雨打秋林，风涛阵阵，遂诗兴大发，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这句诗刚落笔，突然被收租人打断兴味，无以为继。所以只要不做作，抒真情，明其志，即便没有名篇传世，也不失为一名合格的诗人。

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早期重形。如《尔雅》所云：“画，形也。”战国韩非子的画鬼魅易犬马难，重形似；到南齐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宋代文人介入绘画者多。我以为，从文人画开始，更讲“心”，“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也就是说，作画最重要的是形与心要相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说，“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可见，中外艺术传统虽有差别，但亦有共通之处。即以“有意味的形式”来说，形是直觉可视的，但必须有意味。有意味就要联系到心灵活动、心灵感受。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形式不就单纯成为视觉活动了吗?所以从“意味”这一角度来做研究，与我们所说的“心”虽不尽相同，但还是有相通的。

情，乐本情性。古人曾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也就是说“声”要加以规范化和美化才算“音”，由此才能形成“乐”。就艺术的纯粹性来说，一般认为书法与音乐最为相近。有一天，我吃早饭时，看到报纸上有句话，“嗓门大的人不见得会唱歌”。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有的人嗓门很大，唱歌却跑调，徒有“声”而没有“乐”。或说那“声”本来就缺少美的素质。从声到音再到乐的过程，需要无数次的规范化和美化，最终抒发情性才足以动人。

“写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传统。书法与其他艺术都讲求写心，都讲求志、意、情的表达。书法最强调“心”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其他艺术都可以从书法的美学原则中寻根，从而得到启发。当下我们要“写心”，就要发挥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心”应该是天赋、精力和体验的积累，只有不断学习、行动、体会，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人格力量和独立个性，最终才能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