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城市虽然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但也带来了垃圾围城、交通拥挤等一系列问题。随着我国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的数量也在逐年增长。调查显示，我国2010年的垃圾总量已经达到了三亿吨。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总量增长速度非常快，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也越发困难，并且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都面临着困境。要想有效改变当前这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困难的情况，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垃圾收集方式和体系，对目前所使用的城市生活垃圾体系进行分析，对整个城市垃圾处理体系进行优化，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解决当前我国城市所面临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

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的生活垃圾还在使用混合收集的方法。一般情况下城市居民区都有专门设立的垃圾存放点和垃圾回收箱，居民会将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放到指定位置，由专业的环卫人员以及垃圾运输车将存放的生活垃圾运输到垃圾中转站，再由专业人员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当前使用的这种混合收集生活垃圾的方法虽然具有方便快捷、好实施、收集成本较低等优点，但是也存在着后续垃圾处理难的问题，这就间接提高了垃圾处理所消耗的费用，也不能达到垃圾处理的无害化、资源化的目的。

（摘编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实践困境及制度改革》）

材料二：

下图为“阻碍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调查统计表。

摘编自《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

材料三：

东京的垃圾分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当初垃圾只分为可燃垃圾和金属、玻璃、塑料等再生资源，后来分类越来越细，如一个烟盒必须分成塑料膜、锡纸和硬纸盒；塑料水瓶分成瓶盖、瓶体、包装膜。日本能实现如此烦琐的垃圾分类并非一日之功。日本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其法律条文之多，量刑之重，堪称世界之最。市民一旦被举报违法，就将受到严厉制藏。如在马路边乱扔垃圾被“抓现行”会被处以1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6500元左右）的罚款。日本对于垃圾分类有着世界上几乎最严苛的处罚，我国未必都可以适用。

2018年7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这就是为了垃圾分类，让分好类的垃圾收费相对下降，没有分好类的垃圾收费提高。但是我国垃圾分类的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仅仅颁布一两部法律、几个规章，很难真正全面地解决问题。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垃圾回收可能只是意味着分类。但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这需要构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既包括对垃圾的前端分类，又包括后端的回收利用、降解使用和掩埋处理。然而我国对于前端分类，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动力，所以仅仅靠行政强制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将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进行统一设计和规划，确保分类之后的垃圾均有相应设施处置，最好的方式就是交给一家大型综合性服务公司，把垃圾清运和回收利用这两个功能合二为一，而政府购买服务即可。

（摘编自孙秋霞《垃圾分类回收美国凭什么做得好》）

当下文学理论在反思能力、创新能力和对话能力上存在缺失。蛄果，文学理论没有被创作界重视，创作界认为文学理论不但没有提升其写作水平和认知水平，反而误读了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那种概念扎堆、生硬搬套西方批评理论的。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活动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文学的基本原理、范和判断标准等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总是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因而文学理论说到底是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实践的产物。所以先有人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再有后来关于文学创作的批评和理论，正如先有《诗经》后有《诗品》，古今中外无不知此。所以文学作的实践活动是文学理论的活水源头，是原点。

那么，现在文学理论为何敢抛弃源头，甚至患上理论自大症，完全摆脱文学作实践而自我扩张？其根本在于理论有一种自我生成的特性。一个概念可以派生出其他相关概念，一种范赙也可顺势推导出其他相似的范，比如从“意困”源生出“动机”，再顺势推出“移情”或者“童年记忆”等等。如此一来，理论的自我繁殖就容易使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创作实，在扩张中凌虚高路，最终导致文学理论与现实的文学倒作活动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对话关系。这正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悖离状态，也是文学理论难以创新的深度原因。

无论哪种文学理论，它们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们是永恒的真理，而在于它们能够解释某个历史文化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导某一时代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思考以及实琙。以为理论的建构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城、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学作品，其实是理论的迷途。

这种理论的自大状态必须政变。怎么改变？首先，回到文学钠作、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所建构的文学现场，也就是使文学理论再次回到源头，使理论重新历史化、事件化、语境化，在文学创作实中捕提的文学经验，获取新的知识，建构新的范和理论。文爭理论如果只在中西文论中左冲右突，是没有出路的。脱离文学的创作实，理论就失去了活水源头，就无法摆脱创断瓶颈和发最困境，就只能愈加贫乏而疆化。

其次，传统文学理论不少已经落后于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落后于与网介结盟的新文学。当今已然是一个全球开放多元实践的文学时代。这个文学时代有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只用一种文学理论，就无法有效完成对文学事件或文学现象的精准阐释。只有跨学科多知识的综合性理论才能有效阐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现在的文学创作、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往往是多元的、错蜍复杂的文化语境的产物，只有动员和调集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才有可能与文学实践建构有效的对话关系，进而从事积极的文学阑释和比較研究。所以，当下的文学理论应当是一种大文学理论，是跨学科的、多元交叉的知识集合体，是文艺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宽等众学科多元互动的合性理论。这对我们的总体视野和知识背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向荣《在文艺现场提炼文艺理论》，有删改）

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巔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都城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话本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肆勾栏，有杂耍的、说书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六七人，时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三品，肴馔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中国古代关于良法善治的追求，大致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以礼法为良法善治之法，以中道为良法善治之道，以德政为良法善治之政，以乡治为良法善治之基，以刑罚为良法善治之剑。而“中道”则一以贯之于其他几方面之中，成为传统中华法系的“法统”。

传统中华法系中的“中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中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中道”的基本涵义。和谐、和合、和衷共济、和而不同，都是“中和”的衍生词。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将自然、社会与人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生生不息的大系统，“中和”便是这个系统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一种基本状态。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天人之间，都是和为贵。这种观念深深地渗入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中。对于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立法偏私等等，古人将其斥为恶法、败法、非法之法，皆因这些法背离了中和。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稳定器，它所维护的是社会关系的平衡、稳定。稳定性是法的基本属性之一。“中和”之道求统合、求和谐、求稳定的价值取向正与法的这一属性和功能相契合。

二是“中正”。中，含有适当、适度、平、准确、不轻不重、不偏不倚等内涵。正，意为端正、公^正、合规矩。程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见，“中道”即是正道。中正而不偏颇是“中道”的又一基本义，其核心是追求公平、正义。这也正是法的基本价值和属性。孔子主张博施济众、忠恕爱人、立人达人，反对聚敛和不教而杀'人为治国理民重在导德齐礼、宽严相济；要求统治者“使民以时”，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提出“政者，正也”，强调执政者首先要正己，言行合规范，秉公办事。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正是“天下有道”，“有道”，即有仁道，仁道也就是“正道”，亦即“中道”，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

三是“时中”。如果前面两层讲的是静态的“中道”，那么，这里讲的就是动态的“中道”。“中和”的稳定、和谐、平衡、秩序，“中正”的适宜、公平、公正，不是绝对不变、静止不动，也不是因循守旧、掩盖矛盾，而是在动中求稳、在变中求衡、在发展中求正。这一原则可称之为“时中”。“时中”，就是依“时”而处“中”。“时”是流变不居，“中”是持守正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按照社会发展、时代前进和事物变化的实际情势去把握正确之道。“时中”绝非与时俯仰、随波逐流、媚世取容的处世哲学。“时中”包含着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等一系列价值判断和政治艺术，强调始终坚持原则，保持“中道”，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时世而变易”“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中道”蕴含着高深的智慧，需要我们认真地领会和借鉴。

(摘编自余荣根《中道:传统良法善治之道》，见201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