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中国最早的边疆，是在陆地疆域内划定的。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基本上就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边疆治理尽管内容复杂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围绕处理族际关系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的边疆构架也随之而进行了调整。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传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族际主义”的取向仍然在延续甚至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陆地边疆，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仍然是突出而典型的边疆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同时还与其他的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影响着其他边疆问题的解决。于是，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成为了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21世纪以来，以“族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的陆地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形势和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目标的改变，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的文化属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的忽视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战略的定位。另一方面，陆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从传统的边缘地带凸显成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其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作用日渐突出。

因此，必须抛弃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确立“区域主义”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把陆地边疆界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的思维和定位，把陆地边疆明确界定为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改变传统的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做法，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重于解决这个特殊区域内的区域性问题；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在陆地边疆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族际关系问题也必须纳入到区域治理的框架中谋划，在促进边疆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来谋求族际关系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样的目标定位，陆地边疆的治理也需要聚焦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稳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突出的区域和时间，应该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陆地边疆治理还必须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等，尤其是要注重解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反贫困问题、建设问题、交通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问题等。与此相适应，寻求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应该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选自2017年《新华文摘》第1期，作者周平，有删改）

材料一：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 Facebook上超过5000万套用户信息数据被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泄露，用于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针对目标受众推送广告，从而影响大选结果。

剑桥分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3年的政治数据分析公司，专门为选举过程提供数据采集、分析和战略传播服务。除此之外，它还是 Facebook的第三方公司，长期以来， Facebook开放API接口让外部第三方公司在 Facebook平台上提供心理测验或者是小游戏，Facebook靠此来增加客户粘性。

《卫报》还原了数据遭窃的具体操作：“剑桥分析”作为第三方软件App，先在 Facebook平台发布广告，并以“有偿研究”为噱头，诱使用户下载软件，参加问卷调查。但这些APP会请求查看用户的Facebook资料，若用户“同意”，他们好友的信息也会一并被App套走。利用这种方法，27万的下载量，可给App软件商带来5000万套数据。

（摘编自《 Facebook“泄密门”发酵》）

材料二：

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的一举一动，都是性格特点与心理特征的某种反映。如果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展示的内容足够丰富，分析者对我们心理特征的计算可以做到很准确，甚至能超过家人对我们的了解程度。

运用类似的方法，通过社交网络行为数据还有可能识别出个体的政治倾向、价值观等通常意义上更“敏感”的个人信息。而在其他一些只反映某种特定行为的数据集上，如利用匿名之后的信用卡刷卡的地点记录，用户的身份更是很容易被定位。因此，只隐去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关键信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配合下，可能我们的隐私反而会以一种更深刻的形式泄露出去。

社交网络上的第三方App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需要用户授权，授权App服务的提供者获取用户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的各种数据。如果用户想要使用这项App服务，那就必须对其授权。事实上，所有社交网络平台都允许这样的App存在，并提供相应的开发接口，因为只有如此，社交网络才能具有丰富多彩的功能和不断提升的用户体验。通常App访问用户数据，是为了实现和提升其服务功能，例如我们想让App推荐附近的餐馆，自然要允许它访问我们的位置信息。不只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电商、网络媒体等各种网络平台功能与体验的提升，都依赖于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换句话说，网络用户允许自己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被分析和利用，也是享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的必然前提。

同时，社交网络中积累的海量用户行为数据，是科学研究的资源宝库。合理分析利用这些数据，能够获得大量关于人类行为与心理的新知，这不仅能有力促进心理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更能为解决诸如自杀等实际问题带来新的曙光。社交网络行为数据由大众自发产生，也应当被用于旨在增加大众福利的探索与实践。

（摘编自《社交中如何保护隐私》）

材料三：

伴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关于互联网的研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与隐私权存在一定的关联。在传统意义上，与隐私相关的研究伦理主要集中在发生的场所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领城，所涉及的主体是实名的个体还是匿名的个体，以及相关信息是已出版的还是未出版的等问题上。但在互联网上，上述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以詹斯·M·哈德森和艾米·布鲁克曼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如果网民认为其在网络上的传播活动是私人性质的，那么对其网络上的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就是不道德和违法的。但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比如约瑟夫·B．沃尔特认为，似乎可以明确的是，对公开可获得的储存于互联网上的对话进行研究分析，并不构成对受试人的研究，因此也可免于来自结构审查委员会的受试人管理审查，直接展开研究。

（摘编自《西方新闻传播学关于社交网络中隐私侵权问题的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