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惯了“抬轿子式”的文艺评论，真实真诚的思想交锋之声，自然显得尤为珍贵。

如今，文艺创作繁荣，文坛和舞台均新作涌现。一些评论人反倒有些“招架不住”，相比于沉下心来写一篇文艺批评，他们更倾向于在各类研讨会间来回赶场。一本数十万字的小说尚未读完，虽能凭借“自身积累”和“长期观察”谈上一二，可其准确性与真诚度难免要打问号。“标签式评论”也屡见不鲜。一部新作甫一问世，评论人便急于贴上“当代红楼梦”“围城2.0”等标签。这样的标签自然夺人眼球，且不论作品水准能否与经典相媲美，时代的变化、作者的匠心，都被淹没在简单类比之中。

当然也不乏有“批评”的。可难免有人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好话”与“坏话”的比例，九句好话过后，奉上一句“挠痒痒”式的意见。拿某部舞台作品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对文本内涵挖掘与人物表演塑造的关切少了，可是在那些“挠痒痒”的意见里，这里服装换一换，那里舞美色调亮一点等表面问题反倒频繁被提及。凡是建议，自有其道理，可其作为文艺批评的含金量无疑打了折扣。

长期被油腻的、应酬式的赞美包裹，创作者听不到真实有深度的文艺批评，自然对其日后发展无所助益。而缺乏掷地有声、言之有物的“声音”，无疑将文艺作品的价值拱手让位于市场营销语境的商品属性。一本新书出版后，在店家或书封等醒目位置永远绕不开成名作家、学者、商人甚至不相干网红的“联袂推荐”。精英对文学作品的推荐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被“畅销榜单”“知识付费产品”所替代。内容推介上，自媒体青睐“呕心沥血数十年”的励志故事，而展现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与深入体察时代特质的内容却不常有。

我们都是宋朝人

看轻宋朝的人是不懂历史的人，他们眼里只有战争、疆域、王朝荣辱。而严复曾说：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

我们被称为汉人唐人，没人说我们是宋人。但我们还是汉人唐人吗?粗线条的、气象宏阔的、虽远必诛的……我们更像宋人：商业的、享受世俗生活的、情感细腻的、注重伦理观念的、不喜欢打仗的……严复的意思是说，今日中国，是从宋朝开始形成的；再往前的汉唐，那简直是另一个国家。甚至，武侠小说都很少以宋朝以前为背景，我猜金庸们根本不知道宋朝以前的民间是怎么回事，反倒是宋朝，你只要按照今人的价值观、情感和审美取向来写，其实差不多。

历史连绵不断，但总有一个时代，它如此重要，人们认为它才是今日世界的开端。对欧洲来说，那是文艺复兴时代；恰好也有人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发生在宋朝。两者的相似，在于人们都发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西方是人文，中国是伦理，并且都发展起来一种追求世俗生活的商业文化。

 1009年正月初三，宋真宗宣布这天为天庆节，全国放假五天。“百家讲坛”里那位老师断言这个长假意义非凡，它拉动了长假经济，促进消费，甚至促成了北宋经济的起飞。我想他说得在理。唐朝的公务员，干十天休息一天，消费没法拉动。宋真宗为什么要给大家放天庆节长假?因为他觉得要感谢上天。上天在前一年给他降下无数“祥瑞”其实都是他授意导演的。

宋真宗为什么要导演天降祥瑞?因为他要证明与辽国媾和是正确的。宋太祖宋太宗跟辽国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也没打赢，到1005年真宗御驾亲征，居然小赢了一次，赶紧顺风收蓬，跟辽国签订了合约，约定宋辽为兄弟之国，宋作为大哥每年要送给辽小弟30万两白银。以宋朝的富裕程度，30万两不过一点小钱，却买来一百年的和平，合算得很呢。真宗舆论压力很大，道理又跟这帮人讲不通，于是造假，派人这儿埋一块奇石那儿挂一幅“天书”也就是祥瑞。好了你们都瞧见了吧，还是俺有理!那么庆祝一下吧，给大家找点乐子。

写到这里，我想大家都明白了，虽然1009年的汴京没有清明上河图①，但清明上河图并不是天降祥瑞，而是风气和政策积累的结果。其间的关键，是汴京取消宵禁。但宵禁是什么时候取消的?没人知道，因为它并不取决于一道圣旨，而是市场经济与市民生活的发展，让这个中世纪制度逐渐松弛直至形同虚设。

这种风气下，人们心里想的都是过好日子，而不是恶狠狠的杀伐。对外就不用说了；对内，说来我想没人相信，北宋一百多年，政治斗争固然从无间断，居然没杀过一个大臣。固然这是宋太祖的遗嘱，子孙遵行，但如果没有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配合，断无可能。试想，连今天都算上，中国历史上可还找得出这样的时代。因此我说，北宋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排在第一位。

遗憾的是，这个黄金时代在外族的连番冲击下中断了。历史不可假设，但偶尔假设一下依然令人神往：北宋曾经占有全世界超过一半的财富，她的人民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后来的明清，她的商船队遍及亚洲各海域，她的知识分子崇尚一种优雅可能过于纤细的生活方式，她发展起来领先全世界的技术文明，甚至她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是一位造诣非凡的书画家和艺术品鉴赏家……如果这个时代不被打断，中国会发展咸什么样子?

即便后来历经那么多苦难．她的精髓依然传承下来，溶入血脉。正如严复当年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我们都是宋人。 选自《杂文选刊》，略有删改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思想家对何为人性的思考，在论证人性的思维方法上大体可以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思维方式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们运用现代的一些思维方式反思一下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中的思维方式。。

对何为人性的形而上论证的反思。在论证人性的上，孟子、二程、朱熹等采用了形而上的思考方式。按照现代的思维方式来看，形而上的论证是不牢靠的。康德详细地考查论证了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知识的构成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感性提供对象的表象，其二是知性运用概念对这些表象作出判断，从而形成知识。也就是说知识的构成既要包含先天的认识形式又要包含后天的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康德又认为，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实质上是理性的一种误用。理性有一种天然的冲动，这种冲动会对因果序列作出无限的追溯，直至脱离经验而直接作出判断。由于知识必须包含经验成分，所以这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虽然是源于我们的认识本能，但由于没有经验成分，所形成的只是貌似知识的幻象。

对何为人性的形而下论证的反思。传统人性论，其论证大量引用了经验层面的东西。孟子论证人之性善，举例说小孩子掉入井中，人们施以援手是由于人有恻隐之心。孟子这样通过经验获得知识的方式，同样无法通过康德理性的检验。近代经验论认为知识是通过对经验的归纳，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感念和范畴得来的。显而易见，我们是无法获取全部经验的，因此这样的知识也仅仅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可能性，最终导致了休谟的怀疑论。在康德看来，知识不仅要有经验成分，同时也必须有自己本身提供的概念和范畴。康德指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它们并不因此就产生自经验，因为很可能即便我们的经验知识，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从自己本身提供的东西的一个复合物。没有概念，经验是盲目的，还不能构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发现的最重要的思考方法是现象学方法。胡塞尔提出了“面向事情本身”。所谓面向事情本身，实质上就是要剔除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可以规避预先成见，按照直观的方式实现对象的“自身被给予性”。按照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我们仔细审视人类自身，我们的大脑的意识，有一部分意识是超越了人人欲之外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孟子所谓的人之性善。同样我们的大脑的意识，有一部分意识是关注趋利避害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荀子所谓的人之恶。由此可以看出，运用现代的思维方法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论之争，会使这一争论更加明确。

（摘编自孙旭武《对传统人性论指争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