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古树

王若冰

①从天水城区的街市穿行而过，让人止不住就要仰首观望的，是一棵挨一棵站在街头巷尾，门前院落，粗可合围、高能擎天的参天古树。登上南郭寺，站在玉泉观，朝下一望，躯干巨大，树干如云的古树从密密匝匝结成一片的古旧屋顶上撑开一道道豁口，捧绿撒翠，煌煌然如一堆一堆苍翠的山峰从西关涌向东关，由北关堆向南城，十分壮观。

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话语所包含的另一层意味应该是有人栽了树，才会有树。可见，对一座城，一个村庄来说，有没有几棵让人一望便会油然生出沧桑浩叹的古树，便可以获知这地方文明源起的第一手资料。天水建城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688年的秦武公时代，距今将近2700年了。如此说来，在这座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历史的边地古城，有这么多的古树，也就不足为奇了。

③伏羲庙原先依照伏羲八八六十四卦排列方式植有64棵柏树，树与庙同寿，都是明正德年间的圣物。日月推移，沧海桑田，有生命的树自然也有生老病死的时候。但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庙内存活至今的二十来棵古柏，不管躯干有多么精瘦，枝干如何苍老，却依然执著地把根伸进泥土深处，把一簇仅有的绿意播向蓝天。

④有些日子，我曾经长久地站在这一棵棵绿冠如云的大树下用心揣摩，这些春日便发出新芽，风雨来时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的古树，与我们居住的这座古城过去的人事变故到底还有哪些联系呢？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凭借自己杜撰的文字认识历史，但历史本身是一种过程，一种状态。真正的历史一旦变成书面的东西，怎么说也就让人觉得不那么牢靠，不那么真实了。不像这一棵棵把根深扎于大地深处的古树所标示、所见证的历史，你想涂改也涂改不掉。

⑤于是，我总以为对于这座千年古城来说，这一棵棵绿冠如云，粗大的树干上落满了岁月累累伤痕的古树，不仅是让天水身显名赫的自然景观，更是这座不老的古城活着的历史。

⑥长在城里的古树算是有福的。它站在熙攘的街市上，平日里有游客为它投下惊叹的喝彩，有文人骚客为它吟诗写赋，有文物部门为它挂牌保护。至于那些因生不逢时而枯于荒丘、死在山里的古树，则免不了要遭受另一番境遇。

⑦我的老家街子乡也有两棵祖祖辈辈引以为豪的古树，其中一棵是国槐，祖辈就叫它“八股槐”，至今还挺立在当年杜甫侄子杜佐居住过的子美村后面，因此又叫“子美槐”。另一棵是我国北方本来就十分罕见的珍稀树种——白皮松，被称为“九股松”，原本挺立在街亭古镇东柯河左岸河谷川地上。这两棵古树一左一右，是家乡一处独一无二的景观。

⑧天水城里的古树虽多，却没有一棵拥有“九股松”那种顶天立地的气象。从潘集寨沿东柯河进东柯谷，七八里路之外，就能看到“九股松”那高隆如山的绿色树冠。每至春回大地，“九股松”满枝苍翠，雪白的树身和高大的树枝便撑起一片使整个街亭古镇沉迷陶醉的松香清芬。到了初夏，不知从何处翩翩飞来的白鹭栖落枝头，使这棵古树占据的一方天空，成了这座古朴小镇最富诗情画意的迷人景观。

⑨也不知是请阴阳先生看了风水的缘故，还是嫉恨这棵千秋古树逼人的生命活力，公社大院要搬到“九股松”下的一片平地上，于是在一个本该属于树木生长的春天，残忍的刀斧却向天水古树家族中这棵绝代神品砍去。“九股松”惨遭厄运那一年，我正在读初中。一个多月时间，天天从教室玻璃窗看着十几条汉子刀斧并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于把那棵我后来才获知可称为“第四纪冰川时期活化石”的白皮松砍倒在地，我的心中有一种隐痛，以至于时隔40多年，每次回家看到子美村后孤零零独自苍老的“八股槐”，这种无奈的隐痛就愈加剧烈。

⑩古树把粗壮的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既是为了生存，也可以理解为生命对大地母亲的热爱。但从模棱两可的社会史观来看，我更愿意把这种不朽的生命状态，理解为大自然有意安排、供后人用情感和良知破译的另一种历史。  

当我们抚摸着古树那粗糙、皴裂，然而又充满力度和质感的躯体，如同抚摸一种难言的历史，内心的怦然悸动，证明着这一切。

（有删改）

我们不妨从语文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感受一下语文教学中的三个主体（编者按：文本和师生）关系问题的重要性。

语文教学活动中的文本，实际上是人类的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它是过往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他们的创造，体现的是他们的创造者的主体意志和思想愿望，他们对于他们的创造物是有主体性的。我们要感受和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不是从它对我们现实人的直接使用价值来判断、衡量，而更应当从他对当时社会、当事人的作用和意义来衡量。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这种遗产的本身，更是创造者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过程。一代代的人要得到更迅速的成长，是不可能一切从头开始摸索和创造的，而必须首先了解过往人类的创造成果和创造过程。在从事各项具体社会事业的社会成员则需要掌握过往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他们要通过现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了解和掌握有关的文化遗产，以具体的从事各项事业，他们在这种文化传承的关系中更接近语文教学中的学生的位置。这也就有了社会文化中的三个主体的关系的问题。

这三个主体是有差异、有矛盾的。创造者的主体性假若压抑了现实社会知识分子和一般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古代文化的创造者就被神圣化了、绝对化了。在这时，现实的人就成了传统文化的俘虏，文化遗产表面上得到传承，但一代代人却失去了古代文化创造者的创造精神，它所导致的是现实文化的衰弱和现实社会的主体性地位的丧失。

若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并不尊重人类的、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不尊重过往人类的创造意志和创造精神，并不想感受和了解这些遗产是怎样被古代人创造出来的，而是一味根据自己的现实愿望和要求抹杀古代人的创造成果，他们的创造性也是得不到发展的。这种虚无主义态度同时也意味着对自我以外的所有人的主体性的蔑视，意味着把其他社会成员都置于自己的奴从者的地位，它抹杀了古代人对于自己创造物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压抑了接受者的主体性地位。这正像一个教师既不想切实的感受文本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承认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的地位。这时，社会表面上很繁荣的文化，知识分子编织着五花八门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却不是从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理解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与别人对着干的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你说向左我向右，你说向右我向左；你讲唯物我唯心，你讲唯心我唯物，其实他自己是什么思想也没有的。

但是广大社会成员的主体性也不能无视人类文化遗产的创造者的主体性，不能抑制和窒息的现实社会，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在这时，整个社会陷入愚昧和盲目，否认知识、文化、历史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把狂妄当个性，把蛮干当创造，把迷信当信仰；整个社会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盲目状态。

以上这三种社会状态是我们都经历过的，我们应当吸取这些历史的教训。

（节选自王富仁《在语文教学中必须同时坚持三个主体性》）

有人问，百年来，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科学技术，我们吸取了那么多外来文化，中国人是不是已经“他信”胜过“自信”了呢?

文化不是物资也不是货币，它是智慧更是品质，它不是花一个少一个，而是越用越发达，越用越有生命力，越用越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它有坚守的一面，更有学习发展进步的一面，学习是选择、汲取与消化，不是照搬和全盘接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谁学到手就为谁所用，也就归谁所有，旧有体系就必然随之调整变化，日益得心应手。

文化也不是垄断性、山寨性的土特产，它既有地域性，更有超越性与普适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无须追求的单一、唯一、纯粹。如果用产地定义文化传统与文化内涵，国人吃的小麦、玉米、土豆等，最初都是舶来品，连中餐都不是绝对的“中”了。再看日本，先学中国，后学欧美，已经大大发展了日本文化。美国更是移民国家，文化土产有限，但绝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的态度正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掀起改革浪潮，但是那些了解中国的西方政要和学者，如撤切尔夫人等，唯独看好中国的改革；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更是直言：中国可以实现跨越，“我相信中国正在向着成为21世纪第一流的国家稳步前进。”他们赞赏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与应变康复能力。他们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身上，看到了坚韧灵活，看到了既独立又开放，善于以退为进、转败为胜。果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自己就更没有理由反过来嘲笑我们百余年来改革开放、旧邦维新的大手笔了!

文化一经吸收采用，必然与本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发展成为***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它们当然是中华文化而不可能是什么其他文化。孔子早就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孟子干脆明确孔子是“集大成者”，是“圣之时者”，说明圣者也要追求现代化、当代化。

我们主张文化自信，不是说只有中华文化是优秀的。《礼记》早就告诉我们:“学然后知不足。”《尚书》的说法是:“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我们从不认为自身足够完满。我们对全球各国各地的文化必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我们必须重视、珍惜中华文化长久而又丰富的历史存在，重视它为我们当代快速发展所奠定的基础。越是经济全球化，越是西欧、北美取得了人类文化某些优势甚至主流地位，我们越要加倍珍惜自己的文化成果，越要思考为何或异其趣的中华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参照作用越来越大。

（摘编自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