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的“过劳死”和美国由不公平而流行的饥饿情况使哲学家罗素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人类将比预想的更快地消亡。”

（2）在人类生存的20世纪，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这证明了罗素判断的正确性。而且如果我们只把自己看作一个长长的生物链中的一环，前景就将更悲哀。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生存着大约4000万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然而，在从前某个时期，地球上曾生存着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千分之一的物种仍然存在，创造了地球上99.9％的物种都已死去的生存记录。大批物种的出现和消失提示了有关我们自己命运的问题。人类与那99.9％的物种的不同之处，是因为只有我们才懂得如何运用客观环境来为我们服务——改变环境来适应我们这个种群，而不是像其他所有种群那样去适应环境，最终还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如冰河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因而，人类是独一无二的，他是造物主，而不是自己命运的产物。

（3）然而我们的智慧却并没有保证我们所使用的方法都是明智的。我们的技术能够让我们建造出所希望的任何世界，但我们迄今创造了一个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吗？或者更确切的讲，我们是不是在使我们生活的星球像环境学家所警告的那样不适合居住呢？

（4）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正在复制一个如星象学家米奇奥·卡库所总结的自我毁灭的银河模型呢？卡库认为在我们银河中的2000亿颗星球当中成千上万的星球上有大量的智慧生物存在。卡库总结道：“也许其他的文明是自我毁灭的。当然这已无法知道，但是银河系中我们这个部分的明显贫瘠可能对准了那个方向。现在也许轮到我们了……地球上的我们可能会变成一个其他文明所深思的死亡的文明。”

（5）上述推测不是毫无理由，因为人类从古至今从没停止过去做自己所能做的愚蠢的事情。但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面临着我们祖先所没有的优势。其中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日益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这让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了全球性的繁荣。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过长期贫穷之苦，他们只能依靠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然而我们今天从自然资源中得到的财富更少，而从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技术和科学知识中得到的财富更多。因此，__________。

（6）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着的通讯革命，它使得全部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可以让所有人迅速地了解和使用。像掌握农业和冶金术这样基本的进步就不必经过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都还纯粹是区域性的成就，只在有限的和封闭的区域内被人所了解。

（7）今天，人类已经不再局限于使用自然界出产的物质。科学家们会先在实验室中设计出某种需要的物质，然后让这些“人造物质”流行起来。因而也就出现了从传统的石器、青铜和铁器时代到今天基于塑料、陶瓷、合成和其他定制物质的基础上的人造时代的加速进步。那些定制的物质可以用来进行骨移植、人造动脉甚至是整个人造心脏的制作。

（8）人类与生命世界和无生命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基本相同的变化。在天花病毒的感染这个全世界曾经都恐惧的疾病上，这个致使大批缺乏免疫力的居民死亡，随后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群岛上的居民都遭受到了几乎灭绝种族、也曾在欧洲持续不断几乎达到了瘟疫的程度，并最终夺去了欧洲大陆人口的三分之二的病毒，已被彻底驯服。今天天花与人类的关系已经完全倒置了，只有一点病毒被储存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面。已知的最后一例天花病毒是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的，1980年所有自然状态下生存的天花病毒都被消灭掉了。人类的统治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几乎都占据了主导地位。物理学家维纳·汉森伯格总结道：“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在地球上第一次面对的只有他们自己”。而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就是，人类这种主导权正是全球的精神忧郁症的根源。

（9）与我们内在的自己、而不是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不仅要求我们具备更多的知识和技术，还需要我们为知识的王冠添加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以便提供正确的目的和方向。17世纪，当科技革命出现时，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提醒人们要注意它的巨大潜力并提防它的危险。他热情地赞同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又说这种追求应该带着“谦逊和慈悲”地进行。不是“为了心情的愉悦，或为了竞争，或为了比他人优越，或为了利益和名誉、权力，而应为了生命的利益和价值”。

（10）福特罕姆大学的《社会健康指数》和电视屏幕上的每日新闻都清楚地表明，到目前为止我们忽略了培根的告诫。在这个分析中，关键词是“迄今为止”。这个词提出了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的困境是否像以前曾遇到过的终将被我们克服的暂时的困境呢？还是因为它建立在人类天生的富于掠夺性和欲望的基因基础上，因而这种困境是永恒的？

社会环境主要是上层建筑范畴的内容。什么是社会环境呢?社会环境通常是指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类通过长期有意识的社会活动所创造的人工环境。通常的解释显然是偏重于物质的社会环境，而对精神的社会环境有所忽视。现实社会中，社会环境除了物质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内容更丰富的应当是涉及广泛的精神因素。

社会环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物质环境即所谓城市环境、工业环境等“硬”环境，而且包括人的大脑之内的意识等所有精神因素在内的所谓“软”环境；不仅包括家庭、单位等内部环境，而且包括与此相对应的外部环境等等。

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交织在一起。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时不能截然分开。如地理概念，究竟是自然环境的范畴还是社会环境的范畴?按照通常的说法，地理是指全世界或一个地区的山川、气候等自然环境及物产、交通、居民点等社会经济因素的总情况。前一部分明确是自然环境，而后一部分说的是社会经济因素，实际就是社会环境。地理环境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有机体，而其中对人才成长的影响主要是社会环境。

事实上，地理环境与自然环境不是一回事。在纯地理环境之上已经覆盖了许多精神的内容，自然的山水草木上面本质的东西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发达程度等等，这就完全是社会环境的概念。地理环境作为自然环境，只能是纯自然的部分，是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地球乃至宇宙之间生而有之，并非包括人类社会产生之后有所作为的部分。一切经过人类社会“雕琢”甚至已经赋予她特定含义之后的“环境”，就不再是自然环境，而成为社会环境。

①主席：作为主持人，在我两边雷声贯耳的同时，眼前也交织着两组截然不同的世纪画面，忽而是伤感的咏叹调，忽而是激荡的主题曲。对20世纪的回忆会是凯歌高奏还是摇头叹息？让我们再听听双方的总结陈词吧。

②反方三辩：谢谢主席，大家好！我要在这里指出对方辩友的是，从我方一辩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今天我们的发展和进步是我们讲座的前提条件，您不能以此来作为它的论据。而应该在发展的基础上看，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喜事，有什么忧事啊！

③对方辩友，世纪回眸，有喜有忧。我方辩友与对方辩友在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性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到您最后也没有告诉我，一旦人类自身走向了终结，那么所有的发展与成就都将灰飞烟灭，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取决于我们的忧患意识啊！

④很高兴对方二辩在陈词中，就已经替我们明确地区分了什么是恐惧意识，什么是忧患意识。而且承认了忧患意识确确实实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生根。那么，我在这里应该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忧患意识使人类迈向更美好的明天。在这里，我想提出，老子曾说过：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喜忧之事常常是同一立场的两个方面。乐极生悲，满常招损，不可不察。

⑤另外，明确发展是主流，并不能直接得出喜大于忧的结论，应该分析主流是如何出现的，如何确立的以及如何继续保持这种主流。人类发展所带来的诸多灾难性的问题，难道还不能让我们警醒吗？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忧患吗？

⑥下面，我将从正面总结我方观点：

⑦首先，回顾历史，忧大于喜。20世纪可谓成就巨大，但也损失惨重：历史上战乱不休，但哪个世纪的战敌杀人比得上20世纪？人类历史上暴君迭出，但哪一种武器比得上20世纪的原子弹能在瞬间夺走十几万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在看到了人类取得成就的同时，万不可沾沾自喜。其次，立足现实，忧大于喜。富国愈富，穷国愈穷，贫富差距越拉越在。每年有8亿人在挨饿，还有几百万人被饿死，我们能不忧患吗？当霸权主义四处横行，甚至把导弹扔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能不忧患吗？当人口在膨胀、环境在恶化，宝贵的地球在呻吟的时候，朋友们我们能不忧患吗？第三，审视发展，忧大于喜。人类可谓越跑越快，可谓越飞越高。正如对方辩友所说，人类一直在进步。但是我们在攀登高峰的同时，也恰恰把自己置于危崖之上。我们创造力越强，破坏力越大，巨大的财富与高精尖的技术在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也潜伏着灭顶之灾。世界的一体化造成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危险局面，不能不使我们居安思危。第四，我们在相信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指出，20世纪众多忧患的根源。纳粹集中营、原子弹、战争、贫富悬殊、环境污染、人口膨胀，归根结底都是人类自身造成的。而这一切，不能不让我们警醒。我们不得不把认识自己、反省自己、控制自己当成是最大的历史使命。最后，我们说世纪回眸忧大于喜，更因为这是一种可取的价值态度，它比报喜不报忧更客观，比重喜而轻忧更冷静，比满足于过去而不正视挑战和困难更为理智。

⑧当人类第一次从太空看到地球，我们发现它不过是一个脆弱的星球，而它的美丽已经被人们或多或少地有所破坏。所以我们的结论是，锐意进取，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居安思危，忧患是发愤的起点。谢谢大家！

⑨正方三辩：我也想感谢对方三辩，他在陈词中说让我们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我想如果明天是更加美好，那我们又何必忧大于喜呢？黑格尔曾说：“历史的前进需要激情，但激情后隐藏的是理性。”听了对方辩友充满激情的发言，我很感动。但我也想起两位老先生，一位是杜甫，他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说心态的不同会影响人对事物的评价。今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让一个刚刚失恋的小伙子或姑娘来回眸世纪，岂只是忧大于喜，简直是没有忧没有喜。所以说世纪回眸，我们需要理性而不是感情用事。我们应该提出一个科学的标准去评判忧喜，而不是一头扎进苦海里说有忧就是忧大。第二位老先生是刘禹锡，他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什么意思呢？看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不是用静止的眼光。可对方辩友只说到人口问题，没有看到人口增长速度正在放慢；只说到核武器问题，没看到我们正在进行全球性的核裁军。让我们大家想一想，既然我们大家注定要远航，何必空守那艘已经沉下去的破船，低唱凄凉的晚歌？我们要看到损失，但更要看到损失正在被弥补；我们要看到问题，但更要看到发展带来的问题必将在发展中解决。

⑩我想第二次感谢对方辩友，因为他们给我们提出了这么多问题，给我们找到了发展的前进的动力。正像马克思所说：“问题正是时代的口号。”世纪问题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的确，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留下的成就有目共睹，留下的问题呢确实客观存在，这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伴随着成长会有种种的困惑，但我们说没有人会拒绝长大，没有人说长大成人不好，忧大于喜，我不要长大，因为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排除困惑的过程。发展中留下了不和谐音符，那不过是人类成长的烦恼。1900年1月1日零点，有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睁开双眼开始瞻望全新的世纪。在他28岁那年，看到青霉素问世了，从此传染病病菌不再笑傲江湖；36岁那年他看到第一座电视台在英国成立，从此传播革命大幕拉开；69岁那年他看到阿波罗号腾空而起，从此人类可上九天揽月；85岁那年他看到内罗毕宣言发布，从此女人真正撑起了半边天；92岁那年他看到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召开，从此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的选择。好，时钟在此刻停步，这个孩子转眼已经99岁了，不过我们不必担心他即将老去，即将走向灭亡，因为他的名字是生生不息的人类。我们祝愿，我们也有理由坚信他必将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⑪回眸世纪，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民主法制取代专制人治的趋势不可逆转，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趋势不可逆转，这一切的一切使我们有足够理由以一种所谓穷极了悲观原因的乐观主义来瞻望新世纪的美好前景。当第三个千年钟声响起之时，我们会看见这蓝色的星球在新的起点开始新的航程。我们希望，我们也相信，在那一刻对方辩友会和我们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新世纪的曙光。这是一个时间、空间、尘世间斗转星移的世纪，这是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沧海桑田的时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谢谢大家！

杨绛：带着有香气的灵魂回家

崔滢

“聪明年轻的一代，只图消费享受；而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了。人世间只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或者干脆就称‘战场’吧。”

这是杨绛先生鲐背之年写下的句子，她把现代很多人为之挣扎的地方叫做名利场。而她自己则早已从中跳出，那里发生的一切在这位大家面前都是浮云，仿如看戏。

“我想，只有修得了大自在的人，才能把名利二字看得如此透彻，摆脱得如此干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文明的社会既需要斗士，也需要智者。而实际情况是做斗士易，做智者难。”

①命运给了她105岁的寿数，却没有对她心慈手软。即便如此，这位有着轻柔南方口音的女先生将这些痛苦当作了修炼。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三反运动”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批斗曾落在杨先生头上。正值中年的她思考了很多：“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遭受一场意外的打击，杨先生却将之看作很好的磨练，又让自己的修养上升一个境界。她曾说：“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灵魂的香气仍存在于她的著作中，毕竟，她被命运磨练得不少，也收获了不少。

20世纪给了杨先生太多悲欢。既与所爱之人共度一生，被钱先生称为“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又把女儿钱瑗培养成了“生平杰作”。然而，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个人在两年内先后去世，“我们仨”走散了。

在杨先生80多岁时，曾经幸福的家只剩她一人，但杨先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投入全部身心翻译柏拉图对话集中的《斐多》，并在2000年出版。

该书中，苏格拉底说：“灵魂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除了自身的修养，什么都带不走。”不灭的灵魂是杨先生所相信的，也是她的读者们愿意相信的，她在另一本书中说：“痛苦的意义只能是对不灭灵魂的修炼，否则生活就是没有意义的。”

原来这一切悲苦，都是对灵魂的修炼，让它能带着足够修养“回家”。但如果灵魂被腐蚀，兴许会散发臭味而不自知。如杨先生所说：“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惭愧，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

百年修炼，杨先生保持了内心的自由和平静。她深居简出，悉心整理钱先生的手稿，并最终出齐皇皇72巨册的《钱锺书手稿集》。在104岁时，她还在写“杂忆与杂写的补遗”，并对自己的小友说，“还是要东想西想才好玩”。

在德国教授莫律祺看来，杨先生是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结合，她有积极的世界观。他与妻子莫宜佳（《围城》的德语翻译者）对杨先生有个生动的总结：“先一个跟头翻到九霄云外再回归现实，再次启程前往新岸，②在堂吉诃德和桑丘、在美猴王和猪八戒之间来来往往。”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先生的处世态度，也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即使到生命的最后，她跟死神也不争--她嘱咐，如发生意外，医生不要抢救。于是，今年5月25日凌晨1时30分，那带着香气的灵魂平静地出窍，“回家”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