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

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在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1908年郭秉文远涉重洋，赴美留学。郭秉文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在管理上别具特色，有一套较系统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规范。这些都在郭秉文日后执掌东南大学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1914年，他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郭秉文对教育问题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无疑为他以后的办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郭秉文一拿到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协助江谦筹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要将他所学到的教育理论应用于实践。江谦为耆德硕儒，国学根基深厚，而郭秉文通晓中西，时称“新学巨子”，两人相得益彰。

1919年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在时代潮流推动下，郭秉文着手对“南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有意义的改革是开“女禁”，倡男女同校。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外，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后经郭秉文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1920年4月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经过郭秉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郭秉文任校长。

清末以来，中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又是学欧洲。民国建立，这种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从学日本变成了直接向欧洲学习。而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则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在其中厥功甚伟。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移植美国大学模式，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了董事会。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上，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做法后为其他大学所仿效。郭秉文对美国大学管理体制的引入及其在东大的成功，对整个近现代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变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南大学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所谓面向社会，就是办学的资金从社会筹集，学校的系科设置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加以调整。所谓服务社会，就是将大学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让大学走出象牙塔，使大学成了社会进步与社区发展的“服务站”。也就是说，大学除了承担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的基本职能外，还有社会服务的职能。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后，郭秉文就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郭秉文不仅亲自上阵授课，还特地邀请了美国的杜威、孟禄，德国的杜里舒和国内的梁启超、胡适等一批名家前来讲学。

除了暑期学校外，“东大”教育科还举办了许多其他“推广事业”，如推广平民教育，为乡村失学儿童进行义务教育等；农科则通过组织农村巡回演讲团、农业展览会，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优良品种等；商科则通过坚持办商科夜校，为各界有志求学的青年提供业余学习的机会。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学堂的建立，中小学教师均由专门的师范院校培养。郭秉文不赞同这种做法，他力主高等师范学校应并入综合大学，使综合大学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郭秉文留学美国多年，他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综合大学办师范教育的成功典范，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要培养上乘的教师，必须“寓师范于大学”。因为中学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在一个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里，能够很好地协调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使通才不致空疏，专才不致狭隘。综合大学的优秀人才，经过一定的教师训练，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教师。

由于政局的剧变，1925年郭秉文被免职。离开东南大学后的郭秉文并未放弃对教育的热爱。1926年，他在美国费城组织了中国五千年教育文化发展的图片展览。晚年定居美国的郭秉文在1958年创办了中美文化教育协会，虽在暮年，“未尝以优游林泉，而自寻暇逸也”，他仍在为教育事业忙碌。

(摘编自《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有改动)

网络文学何以有效对接文学传统

周志雄

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发展、繁盛，不过短短的二十年时间，而现在已然成为当下最具时代特色、最富有活力的大众文学样式。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应时代而生，网络文学主要吸收了古今中外通俗文学及影视游戏、动漫等大众文化的经验。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聚拢起超高人气，印证了网络文学强大的“吸金力”但在火热的表象背后，网络文学成盗版“重灾区”，且侵权成本低、举证维权难，让行业人士苦不堪言。

中国现代文学主张“人的文学”“活的文学”“真的文学”，文学要为现实、为人生，表现自我，以现代精神和现代形式对古典文学进行全面革新.与中国现代文学相比，网络文学是“轻”的文学，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讲述奇人奇事，叙述人物的困境和愿望的实现，故事跟着人物走，人物跟着理想走与纸媒小说相比，网络连载几乎不受篇幅限制，拓展了网络小说的内容空间，出现了大量数百万字的超长篇网络小说。与那些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小说相比，网络小说故事性强，结构显得简单，人物形象类型化，人生含量与艺术含量相对要稀薄，更注重娱乐性，风格上轻松、明朗，充满谐趣。

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经济现代化社会程度越高，通俗大众文学越繁盛，大众文化产业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高。网络文学在中国繁荣兴盛，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社会现代化的程度愈来愈高，人们休闲娱乐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网络文学以颇具时代性的轻松故事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要。

网络文学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学在精神内质上与当下读者的心意相通.好的网络文学作品读来轻松、好看，不“烧脑”，满足了读者的梦想要求，所以，网络小说常被称为“爽文”比如那些青春校园小说，以轻盈的故事叙述青春爱恋之路，守望真情，回望青春的迷茫焦灼，让同类身份的阅读者获得感同身受的心灵共鸣。

网络小说是有高下之分的好的网络小说作品是那些适当借用小说套路，但不依赖套路，而是发展、超越套路的作品即便是借用同样套路的作品也有高下之分，决定作品质量的不仅是故事模式，还有语言表达能力，对故事结构的把控力，对生活的洞察力，故事中人情事理的合理性，类型领域的开拓性，细节深处的表现力等在这些方面，网络文学需要向传统文学学习，网络作家需要拓展阅读视野，深入生活、把握时代、适当沉潜、提高修养、勤奋创作，超越商业化的局限，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

优秀的文学无一不是在和已有的文学传统的竞赛中获得成长的只有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中国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融合世界优秀文学传统，借鉴吸收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不断提升内在品质，中国网络文学才能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指运用各种方法延长可移动文化遗产寿命的专业性活动。保护技术推进的核心是找到与遗产变化状况相适应的保护方法，以便及时对藏品进行预警、干预，使藏品保持健康的状态。在此过程中，预防、治理、修复三个方面的技术运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预防是所有的减缓文化遗产恶化和损毁的行为的总称，它涉及光照度、环境条件、安全、防火和突发事件的准备等方面。治理是通过外界的干预直接作用于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是为了消除正在损毁遗产的外界因素，从而使遗产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根据可移动文化遗产遭受“病痛”情形的差异，治理技术可以分为杀虫、去酸、脱水和清洁等类型。修复是对已经发生变形或变性的遗产进行处理，使之恢复到原有的形态或性质。修复的内容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清除文物和标本上的一切附着物；二是修补文物和标本的残缺部分。

（摘编自周耀林《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材料二：

以温度25℃、相对湿度50%为标准寿命（设其指数为1.00），计算在温度15℃、35℃和湿度10%、30%、70%条件下，纸张的寿命和标准寿命的倍数关系，结果见下表：

（摘编自李景仁等《图书档案保护技术手册》）

材料三：

毛里求斯是非洲一个岛国，位于赤道南部的西印度洋上，气候湿热多雨。毛里求斯拟修复的档案文件，形成于18世纪，文件纸张为破布浆机制纸，字迹材料为酸性烟黑墨水，双面手写。以手感鉴别，柔韧性极差，几乎一触即碎。通过测试数据可知，文件纸张严重酸化。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要求和委托，国家图书馆图书保护组和图书修整组的技术人员，对部分档案文件进行了实验性去酸和修复，方案如下：

（1）去酸方案

酸是纸张纤维发生化学降解的催化剂，能加快纸张纤维的水解反应，使纸张脆化变黄、机械强度下降，直至脆裂粉碎，不能使用。为避免酸性对文献纸张的损害，人们研究了各种去除纸张酸性的方 法。根据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损坏程度和特点，技术人员认为采用氢氧化钙溶液去酸法比较好，以氢氧化钙溶液去酸，可根据纸张酸化的程度调节去酸溶液的浓度和去酸时间，去酸彻底，可操作性强，在操作处理过程中也不会使文件出现新的损坏。

（2）修复方案

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的修复法。用纸浆补书机修补书页，既不遮挡字迹又能增强纸张强度。但纸浆补书机也有其不足，如对书页的边缘残缺处和书口的断裂处补后的强度不够，主要原因是书口的断裂处及书页上的裂口缝隙过小，使得纸浆难以通过，边缘残缺处的纸浆与书页的连接方式属单侧直线连接，不够牢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显然是必要的。

档案文件修复后，纸张的强度和柔韧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原来一触即碎的文件纸张，现在不但可以正常翻阅，甚至可以拿起抖动。对于文件修复前后的变化，毛里求斯大使馆人员表示惊讶，称之为“魔术般的变化”。

（摘编自周崇润等《关于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去酸与修复》）

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大都推崇直觉，且对之每有议论，诸如“体”“顿悟”“禅定”“觉”“意会”等概念，都程度不同地表达了直觉的涵义，或说与直觉思维有关。这些直觉性的概念，有的是儒家提出的，有的是道家提出的，有的是释家提出的，还有的是各家通用的，这就说明，直觉在传统哲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

直觉思维对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和创造有重大的影响。我们民族的传统的艺术创作、艺术欣赏都强调“神似”，而反对“形似”，追求“言外之旨”“象外之意”，重视含蓄、隐而不露，反对一览无余，形成了重“表现”的艺术和审美传统，这与直觉思维都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欧阳修在评论画作时说：“古画画意不近形。”苏东坡也反对作画“形似”，而强调神韵：“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把形似之画作视为幼稚、不成熟之作。叶燮认为诗歌创作和评价原则应该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果，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严羽称诗歌欣赏的原则为“诗道在妙悟”。一些艺术评论家指出，中国的艺术以“表现为主”，不大重视“摹仿”。这一艺术和审美的基本倾向，显然是在直觉思维的指导和制约下形成的。

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它不是设立在科学思维的根基上，它未能从整体思维中分化出一个单纯的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不是建立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并且常把认知活动导向道德伦理领域和个体精神生命领域。这一方面导致中国人生哲学的高度发展，但另一方面，使直觉思维所获知识缺乏科学性、精确性，而往往具有模糊性、跳跃性、非系统性的局限。过度地沉湎于直觉而轻视科学的逻辑的方法，必然会对实证科学和哲学理论的系统化、条理化发生消极的影响。

事实上，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并不完全对立，而是并行的。要实现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的更新，应该借鉴西方哲学的精确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与科学思维方法。东方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是直觉的，西方人的思维方法是理智的，人类思维发展的方法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综合与统一。单就直觉思维自身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看，应该是：直觉→理智（逻辑分析）→直觉。前一个直觉是素朴的，它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后一个直觉是经历过逻辑分析这一必要环节而发展起来的直觉。可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依然处在第一阶段，而西方哲学的直觉则已经达到分析性的理智阶段而向第三个阶段迈进。因此，摆在中国哲学家面前的理论任务是汲取逻辑方法的长处，以实现传统思维方式的转换与更新，达到科学的直觉的高度。

（摘编自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