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尽行人君不来

——梅岭古道随想

王威廉

①这世间已有太多的路，但只有极少数的道路，才能借助历史的机缘，在蒙蒙的时间尘埃里脱颖而出，被永恒铭记。

②我是站在梅岭古道的关隘处，想到这些的。两侧逼仄的山崖，逼人警觉，仰视，仿佛山石随时塌陷。向山脊南北眺望，是望不到边际的葱绿。梅岭古道山体上那些被墨绿色苔藓遮盖的斧凿痕迹依然鲜明，没有炸药的年代，面对顽石，人们只能以硬碰硬，山间全是叮叮当当的巨大回音，虎口震裂，石屑飞溅，才有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刻痕，那样的艰辛，无法想象。我伸开双臂丈量，怀疑最宽处都不足五米，上上下下的石阶被上千年的踩踏，已经不成形状，我要不断低头看路，小心着脚下的石头。而路边的荒草，在风中摇摆着，显得更加茂盛，不可一世。

③这条路纵使早已废弃，却绝不会被遗忘。这条路就是那种从时间的尘埃里脱颖而出的道路。离古道向南再继续走一阵，就到了珠玑巷，据说那是北人南迁而来的第一站，正是从那里开始，一批批中原人扎进了岭南的密林，一直走到东亚大陆的尽头……

④这条路最让人怀念的，却不是它的地理意义，它和人类的其他事物一样，所能彪炳千秋的，依然是沉淀下来的文化风采。在这条道路上，数不清的杰出人物留下了他们的诗篇，赞美这儿绚烂的梅花。是的，若遇上对的时节，这里的梅花开得格外艳丽，尤其站在关隘高处向下望去，是一片灿烂热烈的花海。这样绝美的风景，怎能不引发诗心的吟唱？不过，只要读过古人的诗篇就会明白，这条道路打动他们的更本质的原因，是他们在这里感悟到了人生的道路。

⑤“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走上梅岭写的《赠岭上老人》格外打动我。秘密就在此：“曾见南迁几个回？”越过五岭，穿过梅关，在古代是一种流放，一种罪刑，此地虽有梅花千顷，此身却是戴罪之躯。理想就如这梅花般娇艳，可是该如何去实现呢？也许这一去就是一生，就是无法抵抗的微躯消亡，就是无法忍受的信念熄灭。古道梅关，是一道无形的界限，来和去，进与出，每一遭，都是一场命运的浮沉，无所适从的渺小个人，怎能不深深喟叹呢？

⑥人的命运，永远被某种更大的情势所裹挟。古道如人，像梅岭这样重要的道路，自然无法逃脱。文天祥的《南安军》一诗，读来至今让我觉得荡气回肠：“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同谁出？归乡如不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写这首诗时的文天祥，已经被元军俘虏了，向北方押解走过梅岭，他的心碎裂了，红梅如血，白梅如尸布。岭南那原本的流放之地现在成了大宋的最后根据地，如今根据地也没了，山河彻底易主，向南向北的含义截然相反了。东坡向北路过梅岭，那是梦寐以求的还乡之旅，而文天祥的北上，却是“归乡如不归”的惨烈。国已倾覆，何来家园？对比同时期的胜利者，他们的心境是轻松明快的，率军南下灭宋的元主将伯颜，在走过梅岭时写了《度梅关》一诗：“马首经从梅岭归，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关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伯颜是那么巧妙地写出了征服者的真正傲慢，看似不经意地在行囊上只插了一两枝梅花，却是一种更强大的宣告：不是不带走你们南关的物产，而是天下都是我们的了，用不着了！

⑦如今，我的微躯站在隘口，被苍老的风吹着，我真切意识到时间的诡异，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只有地球上的这个地址还没有变，虽然也是暂时的，但这是唯一可以确信的事物了。因为石头的“暂时”，要长过无数人的生命。我只欣赏东坡先生的道风仙骨。只要能超越眼前的这一切，就能看到没有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今日岭南无疑已成中心之一，五岭的山壑也被科技的发展轻松逾越，今天要是说句“曾见南迁几个回”，恐怕有点儿戏谑和玩笑的含义了，我便是其中的一员，过五岭迄今已经十五年。来岭南不再是流放，而是相反——寻梦。那么，东坡写梅岭的诗，今天还能打动我吗？我相信东坡就是东坡，他总有在千百年之后依然直击人心的本领。

⑧这一次，东坡先生终于遇赦北回了。他往北走，往回走，不急不缓，终于，又到了梅岭，不管心境还是思绪与以往全然不同。他又赋诗一首《赠岭上梅》：“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成熟审慎的东坡，他也许是带着些许希望的欢悦的，但这欢悦已经被流放的生活化成了一种内心的笃定与超然。君虽然还没来，我却没有格外的焦急，我有的是旷达的耐心，哪怕青梅变成了黄梅，我却觉得那更美。只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一颗酸涩的青梅。

⑨同行者都返回了，我一个人走下梅关的另一侧，坐在一处石台上，享受一会儿天地间的孤独。附近只有一家小店，我要了一杯褐黄色的土茶，慢慢喝着，满口苦涩，心中竟然充满了“过尽行人君不来”的感慨。我没有在这里约过、错过什么人，但依然渴望遇见什么，也许遇见的就是这一番历史的感慨吧，归根结底，渴望遇见，这是生而为人的那一份固有的期盼之心。正是这份期盼之心，让我们在道路上启程、停歇并最终抵达。

（取材于《散文》2016年第5期）

甲骨文发现120年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它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商代历史的了解。

安阳的商代人灼烧骨片并按照裂纹预测吉凶,为了这一工作,他们首先选择骨料,打磨光滑,然后在每一片上钻出洞,凿出槽。使用的骨料有两种,第一种是家牛、水牛或少数其他动物的骨骼,主要是肩胛骨,第二种是龟的腹甲和(少数)背甲。

在准备阶段,这些肩胛骨要被攻治,去掉残存的肉渣,龟甲锯开,然后打磨光滑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甲和骨都有可能浸泡在某种液体中使它们软化,以便钻凿、烤出裂纹和镌刻文字,但是具体细节还不清楚。

占卜时,出现裂纹,解释裂纹的形状作为向祖先提出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占卜吉凶在商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可能是很普遍的;但因为实际上所有刻字卜骨都是商王的问卜,我们就把我们的描述限制在商王宫廷里,显然,很多人介入了占卜的过程和结果；商王本人,有时他亲自问卜,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占卜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贞人,作为商王的代言人问卜;卜人,执行占卜过程;占人,专掌解释裂纹的含义;史,专掌记录整个占卜过程并将其刻在甲和骨上,在宫廷中,占卜是一项重要活动,无疑在王室成员和整个王国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有些占问是常规进行的;有的则是根据需要临时问卜。无论哪种问卜,贞人都要要求卜人进行占卜,卜人要执行占卜过程,占人则接收卜人所求示的祖先发未的回答。然后史就当场记录下来这些疑问、预兆的内容,少数还记载是否应验,记录多数是用刀刻出的。

这些记录,提供了19世纪末以前从未获得过的源源不断的重要商代史料。很明显,商代宫廷有一个档案库,收藏这些刻字甲和骨,商亡后,这些档策成为殷墟的一部分湮没地下,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但是后来,它们被当作中药成分之一的“龙骨”收集并用于医疗,导致了甲骨卜辞的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因为卜骨是用于宗教活动的,它们传递的主要是商代宗教的情况,然而商史学者们巧妙地利用它们去探索商代文化和社会的几乎一切领域。

王国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挖掘出关于王亥的完整证据链条。他考证,卜辞中经常提及的“高祖亥”,不仅就是《山海经》中的王亥,而且在其他典籍中其实出现过多次,只不过其名已经讹传成了核、该、胲等,一向被认为意思古奥难解的《楚辞·天问》中有“该乘季德”一节,前人一直认为完全无法理解,但有了甲骨文的提示,王国维把这一节贯通了,那个“该”字就是“亥”,金文讲的是王亥被害和族人报仇之事。

更令人意外的是,三千年前商人自己刻下的“亥”字写法,是一个今天的“亥”加上一个“鸟”的画符。《山海经》中王亥“双手操鸟”的传说,以及《诗经》中“天命言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加上商人自己的记述,一下子产生了奇炒的联系,借由甲骨文的“点石成金”,各种典籍中看似不相干的碎片竟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揭示了商族国家起源的重大线索。通过与甲骨文的互相印证,王国维重新发掘了许多历史研究中曾被忽视的古书如《山海经》的价值。

汉代人建构起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图式，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和改造人与自然，在冯先生眼中，这是汉代人科学精神的表现。但对于汉代的科学观，冯先生并非完全认可，原因在于这种科学观具有神秘主义成分。

先生认识到，汉代的“天人感应”说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真理，而是一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神秘性表现为以不可言说的“感动”作为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可以神秘地“感动”自然界，使之有正常的或不正常的现象。

汉代人认为“天人感应”中神秘的联系主要源于“同类相动”原则。“类”概念的提出，在冯先生看来，是阴阳五行家实现“天人感应”的关键。自先秦以来，阴阳五行家便发现“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同类相动”现象。对此冯先生并未完全否定，他指出“两个乐器，如果震动数相同，可以引起共鸣，这就是所谓 ‘同声相应’。这是真实的”。而对于“从山里出来的云彩有草木的形象，从水里出来的云彩有鱼鳞的形象”等观点，他却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这种虚构“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认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也是有意识、意志和目的的”。这在冯先生看来是唯心主义思想。从历史角度看，汉代“天人感应”的科学观虽由先秦阴阳五行说发展而来，但已由先秦的“唯物主义”转为“唯心主义”。

冯先生指出，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家所说的五行和阴阳基本上还是物质性的东西。但先秦的阴阳五行说在秦汉时期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延续了先秦阴阳五行说的自然主义路径；另一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此说“把阴阳和五行看成是具有精神、意识和道德属性的实体，从道德意义去了解阴阳五行相互作用的法则，把现象间的相互影响看成一种精神性的‘感应’或上帝意志的体现，认为世界的变化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汉代人这种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观源于人的主观联想与虚构，并非通过实验获得的确切认知。根据这种虚构的认知来解释和改造人与世界，在冯先生看来正是这种学说的神秘性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所说汉代的阴阳五行说分为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两种路径，这两种路径虽对立，但却是同一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自然主义的科学观念是“天人感应”说的基础，而“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科学观念上的世界图式。由此看来，“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汉代科学观基础上的一种神秘主义的世界观。

（摘编自代玉民《神秘主义的科学观——论冯友兰眼中的汉代科学精神》）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言简意宏、掷地有声的名言，被后儒尊为“横渠四句”，其作者，正是北宋张载。张载，横渠人，世称横渠先生。

《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学者之事，最紧要的就是识仁求仁，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仁者，人也”（《中庸》），张载创造性地批判和吸收佛学，创立以气论哲学为基础的关学学派，并以此参与奠基理学，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目的也正是“为天地立心”，挺立天地中人的精神，重建国人的心灵世界。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儒者立志，须令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或少数君子安身立命，有如此气象乃是“为生民立命”。

张载哲学思想最受推崇的是“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民胞物与”是张载在《西铭》一文中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与我、物与人，同生天地之间，皆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当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西铭》的价值正在于对人的精神家园即立命之地做了全面而生动的描绘。

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尧、舜、文、武、孔、孟所传圣人之道，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了，他们的使命就是努力续接和开拓这个道统。张载反复强调“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为学者要以圣人为目标，如此气象乃是“为往圣继绝学”。

继承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儒家的创新往往是在创造性的继承中完成的。后世弘扬横渠之学最为有力的王夫之就明言，张载思想学说中有不少内容是“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的。

吕大钧等在老师张载的指导下发起实施的《吕氏乡约》，便是关学“经世致用”精神的表现，也是关学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突出体现。伦理道德规范是乡规民约的核心，西周就有这种思想了，但一直没有用文字将其系统表现出来，而制度必须成文才可能行之广泛。《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乡贤领导地方民众主持和起草的乡民公约法则，被后世尊为中国乡约之祖，影响极大，各时代仿照《吕氏乡约》的乡规民约很多，甚至还被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程子说过：“王者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这是对历史的针砭，也是对现实的指引。后来朱熹说得更清楚：“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不仅要重建心灵秩序，还要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以圣人之道引领天下，实现有序、永续发展，如此气象乃是“为万世开太平”。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说“为天地立心”是“己立”“己达”，那么，“为生民立命”就是“立人”“达人”，这是空间维度的推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是在不忘本来中为中华乃至人类开辟未来，这是时间维度的推扩。如此一纵一横，方能可大可久。

（摘自肖伟光《读史：张载及其“横渠四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