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的历史难题

“秦孝公难题”是《商君书·定分》记载的一段谈法治的经典对话。商鞅开启变法大幕之初，秦孝公问道:“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大体上说，困扰秦孝公的难题是变法之后，如何使官与民都能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面对秦孝公的困惑，商鞅的回答是：治道运行，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厉行法治以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变法图强所带来的兴盛局面奠定了秦一扫寰宇，统一六国的基础，但令人不解的是，因法而兴的大秦帝国却在短短十几年间便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对此，历代史学家大多都将“以法为本”看作秦“二世而亡”的首要原因。秦法条目繁多，法网严密，繁如秋荼，密如凝脂，严刑峻法将百姓的尊严和自由剥夺殆尽，恶法视民为草芥，可畏却不可信。缺乏道德滋养的秦法让官与民都感到窒息和绝望，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又将法的机械性发挥到了极致，“失期，法皆斩”，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最终在自己编织的法网面前土崩瓦解。

秦法残暴而至覆亡让之后历代统治者认识到“以法为本”所带来的弊端。他们虽也都注重修法订律，但更加强调德的作用，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从法律的价值导向上看，中国传统社会对待法律的态度从用法总揽一切，变成倾向于“无争无诉”，老百姓不渴求用法律来伸张正义，总把实现公平的希望寄托在人而非制度上，一部部体系完备的法典远远比不上人们对“明镜高悬”的渴望，世人对法律的崇拜远远低于对明君清官的期盼，法治的信仰变得虚无不切实际，知法、懂法逐渐变成了官的专利，而老百姓只有单纯守法的余地。没有被全民所信仰的法律至多是一条条干瘪的规矩而非治国安邦的重器。一旦律法废弛，人亡政息，总免不了江山易主，黎民涂炭。

历史证明，破解“秦孝公难题”的答案在于我们能否丰富法治的内涵，用道德的养分在人与法、法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包容的互动，进而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建立牢固的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让法律成为人们想问题、办事情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今天，我们在重新审视“秦孝公难题”所带来的现实意义中可以发现，单纯的知法、懂法、守法其实并非难事，难的是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让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法律真正成为全民的信仰和追求，这才是破解“秦孝公难题”的应有之意。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说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将刑法铸在鼎上是我国揭开法律神秘面纱、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的开端，那么由“秦孝公难题”所带来的反思则让我们认识到良法之治和法治信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想只有全社会都能做到对良好法律秩序足够的敬畏，使法治精神内化于心，才能让“秦孝公难题”得到彻底破解。

（选编自《求是》，有删改）

材料一：

瑞典皇家科学院2018年10月3日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阿诺德和乔治·史密斯以及英国科学家格雷戈里·温特，以表彰他们在酶的定向演化以及用于多肽和抗体的噬菌体展示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

据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介绍，2018年获奖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对蛋白质演化的控制，获奖者利用了遗传变异和选择，开发出人类所需要的蛋白质。

阿诺德在1990年左右就提出了新理论，1993年完成了首个酶的定向演化实验，现在已能用于开发新的催化剂，基于她的成果，人们可以通过更环保的方式来制造化学物质，比如生产药物和可再生能源等。史密斯在1985年研发出一种名为噬菌体展示的新技术，并将这一技术用于抗体的定向演化，以制造出新药物。基于这种新技术开发的第一批药已在2002年获得相关批准，可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的治疗。

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奖金共约100万美元，其中阿诺德获得一半，另一半由另外两位科学家分享。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0月3日）

材料二：

化学学科的主要内容当然是在分子、原子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组成、性质、结构与变化规律。但是对于化学的研究又并非只是局限于化学之道，而是可以用其他方式和技术来研究，20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就是如此。

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2018年的化学奖得主受到进化力量的启发。阿诺德在1993年进行了第一次酶的定向进化，此后，她改进了常规方法。因此，阿诺德被誉为“定向进化”方法的先驱。史密斯和温特则是在“多肽和抗体噬菌体展示技术”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把生物的定向进化方式用子解决化学之道只是“非常道”之一，更大的“非常道”是阿诺德本人甚至既不沾边生物又与化学扯不上关系。她以前大学本科专业是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只是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才转向蛋白质工程研究。在生物与化学交叉学科领域，阿诺德另辟蹊径，利用定向进化的方法研究蛋白质，从而获得按“常道”难以获得的成果。

当然，从“道可道”的角度看，诺贝尔化学奖还是以化学的内容和化学家为主，从1901年至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共颁发了110次，获奖者达180位，大部分还是化学内容和化学家获奖。

（摘编自2018年10月8日《北京青年报》），张田勘《2018诺贝尔化学奖的道可道与非常道》）

材料三

“原来在实验室改变基因是个缓慢的过程，自从有了阿诺德的酶类定向进化技术，只需几小时就可以在试管里面实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周佳海告诉记者。据介绍，阿诺德发展了这一技术，她大胆地改变了聚合酶链式反应条件，这样基因在扩增的过程中就会产生随机突变，从而改变了氨基酸，蛋白质也就改变了。这就相当于在实验室里可以人工快速地进化蛋白质。这一工作有何意义呢？“就拿洗衣粉来说，以前去除污渍的蛋白酶，活性比较低，可能需要在热水下使用，现在催化效率提高了，只需少量就可以发挥作用，而且在冷水条件下就可以了。”周佳海说，对于化学家来说，借助这一技术，不仅可以使用新的酶催化剂在实验室快速合成蛋白质，而且还可以“无中生有”地生物催化形成碳硅键、碳硼键来实现之前地球上并不存在的反应。过去很多生物体内的天然催化剂难以进入工业应用，定向进化技术通过改变其活性、热稳定性、有机溶剂耐受性使其可以广泛使用。

（摘编自2018年10月4日《解放日报》，黄海华、袭变涵《用化学的办法解开生物学难题》）

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注

①1940年的夏天对于法国来说是一场灾难，然而这场灾难来得太快，以至于像是在梦里。战争，警报，倒映着无数璀璨灯光的塞纳河，令人难以相信也不愿相信的法国军队溃败的消息……《法兰西组曲》的第一部《六月风暴》就是这样开场的。

②出生于如今的乌克兰的犹太法语女作家内米洛夫斯基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为我们呈现了这一幅关于法国二战的历史画卷：弃城而逃、无谓而无聊的抵抗、占领。这幅画卷里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法国民众：从事金融业的大资产阶级、从事艺术创作或是艺术收藏的中等资产阶级、身为普通雇员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原先已经确立的秩序不复存在，在被突然到来的历史事件剥夺了差别的时候，他们仿佛被剥去了所有用来遮蔽或美或丑的人性的衣衫。他们逃跑、抵抗、捍卫、思考；他们怀有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仇恨与爱情；他们掩藏、压抑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仇恨与爱情，直至爆发。

③然而，几乎和所有伟大的小说一样，《法兰西组曲》的情节无法概述。世界大战、爆炸、血泪、逃亡始终只是作为小说的背景而存在。小说只是由一群人物，由一群人物的眼睛组成。因为作者坚信“最好的历史场景是通过人物的眼睛所看见的历史场景”。因此，我们在作者的笔下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人物：大资产阶级佩里冈，大作家科尔班，收藏家朗日莱，农民伯努瓦……这群人物支撑起了经由作者精心安排、彼此相连的场景和写实细节。在大逃亡的画卷上，在被占领之后的日常生活中，作者让每一个人物充分展示了他的存在，让我们重新体会到巴尔扎克时代的小说魅力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技巧。

④而与小说所显现的那个特殊时代相对应的是，小说本身的出版故事也像一个传奇。这是一部被埋藏了62年的手稿。作为犹太人的内米洛夫斯基在战争初期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已是成名作家的她没有能够得到法国的国籍，也没有能够受到已经沦陷的法国的有力保护。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她开始计划写一部一千多页的五部曲。不是为了描述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悲剧，而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要在这部小说里“尽一切可能描述使人们在十年乃至百年后都会关注的事件和论战”。就在被法国宪兵带走之前，在为两个女儿安排好她们未来的生活保障的同时，她已经完成了五部曲中的两部，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六月风暴》和《柔板》。手稿被装在一只箱子里，在她离去之后，一直跟着她的大女儿德尼丝四处逃亡，直至德国战败投降。此后的60年，女儿始终没有能够有勇气打开它、出版它：因为对于个人来说，它连接的是太痛苦的回忆。直至2004年，出于某种历史的机缘，小说才得以出版，并且获得了该年的雷诺多大奖。这也是这个知名的文学奖项首次颁发给已经辞世的作者，于是再度掀起轩然大波。

⑤ 在读了小说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小说本身所呈现出来的魅力并不在于其身后的这个传奇。传奇所做到的只是让读者等了60年。让读者感到惊喜并且有些难以相信的是，身处悲剧之中的这位年轻女作家能够跳出具体的悲剧之外，始终用冷静而不乏残酷的小说家的眼睛注视着她的人物，注视历史，注视人类，注视似乎在左右所有人的命运黑手。

⑥在历史事件猝不及防地到来之际，民众的反应、态度以及被裹入这历史事件的程度又反过来组成了历史事件本身，凸显出它“所具有的戏剧性的一面”。在成名之前，就因为“才气逼人、残忍、大胆，并且笔法老到”而震惊过著名出版人贝尔纳·格拉塞的内米洛夫斯基深谙其中的道理。她在自己的写作笔记上为自己明确规定了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所必需承担的责任：她所要完成的，是一幅让包括她在内的千千万万无知而不幸的人身陷其中的巨幅历史画卷。在命运未决的时刻，描绘这样的画卷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此，借用《六月风暴》中的科尔特之口，她写道：

“为了举起如此沉重的负荷，

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

⑦是的，作为个体，我们无力抗争神话模式中早已规定的人类命运荒诞，但是，我们有勇气，也有责任——作为一个小说家——追问它的荒诞性所在。这才是这部小说能够在时隔六十多年闪耀出夺目光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