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5日，“田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新型产业发展的亮点措施被写进中央一 号文件：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可以满足三个产业相互渗透融合的新动向，是在城乡一体格局下，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模式。

（摘自《现代农业科技》）

自从田园综合体这个词进入国家高层文件以来，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浪潮正在席卷全国。田园综合体不仅成了文化旅游资本的宠儿，也成为中产阶级安放乡愁的栽体。在本质上，田园综合体是在乡村发展起来的新范式，是旧乡民、新乡民、新乡贤共同营造的现代田园理想。田园综合体还原了农业的本质，还原了农业的生态循环之美、文化创意之美、休闲体验之美，在此基础上，田园综合体开启了以乡村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文化旅游开发新模式。

田园综合体的内核是乡土经济逻辑，追求的是“农业集群+休闲产业集群”的利益最大化。所以，田园综合体更加符合中国农耕社会的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来说，田园综合体树立了逆城市化的成功范式。

摘编自《楚天都市报》）

田园综合体的建设中面临着文化重塑的过程，任何一个田园综合体的开发者，所面对的风景是田园风景，但是所面对的当地居民可能是被异化的中间人（失去了乡民原本的淳朴，失去了民俗文化的传承，“中间人”既不是纯粹的乡下人，也不是纯粹的城里人）。让中间人重拾自己的民俗文化传承，重新找回田园心性，这是田园综合体能够具备灵魂的关键。

中产阶级的新田园文化和农民的旧田园文化之间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的建立不依赖于管理运营者，也不依赖于任何商业模式，而是依赖于一种自由和谐的文化开放机制。未来，基于田园综合体，一定会生成一种全新的乡贤文化形态。

（摘编自“搜狐网”）

“留住绿水青山，守住淡淡乡愁。”长久在钢筋水泥中生活的都市人大多有一个田园梦，秀美的风光、传统农耕场景，蕴藏着从古至今的乡村美好意蕴。

浙江省绍兴市漓渚镇素有“国兰祖地、春兰故乡”的美誉，如今正在进行“花香漓渚”田园综合体试点，其中的棠棣村是千亩花海的核心区块。“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环境优”，2018年，棠棣村成功创建为浙江省首批3A级景区村庄。漓渚利用兰花经济、美丽乡村、乡村治理等优势条件，创建生态经营示范项目，“花香漓渚”田园综合体即将美丽绽放。

田园综合体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催生着新产业新业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改变着当地及周边乡村的发展格局，一幅推动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摘编自《钱江晚报》《“田园综合体”载起乡村未来》）

唐诗的自然精神

刘宁

唐诗有诸多丰富的精神特色，其中自然精神对唐诗的浸润十分深刻，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精神塑造了唐诗令后世无限企慕的艺术境界。

自然精神发端于先秦道家自然哲学，老子说“道法自然”，“道”是世界的根本，“道”就是“自然”，它就是它自己的样子，独立而不改。然而人生和社会常常是背离“道”，背离“自然”的，人应该超脱这种“背离”，去体会恒常不变的本然之道。被后人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的诗歌有浓厚的自然之趣，《饮酒》中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黄昏中归巢的飞鸟，正是一幅万物归于本然的画卷。陶渊明用他的方式，展开了诗歌自然之美的隽永画卷，而这幅画卷，正是在唐代呈现出了丰富而灿烂的内容。

唐代超一流的诗人中，王维和李白的诗歌都深受自然精神的影响。自然精神对王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山水诗方面。贯穿其中的山水审美精神，不以描摹山水之形态为旨归，而是要通过俯仰山水去体会自然之道。

中国的山水诗追求“静”的境界，这个静是哲学上的静，是内心安静澄明的状态，王维的山水诗是展现“静”的绝佳典范。王维刻画山水，广阔浩渺而辽远，进入一种超脱现实功利的辽远境界，是一种精神之“远”。王维被称为“诗佛”，他的山水诗对“静”与“远”的刻画，萦绕着深邃的“空”趣。例如《新晴野望》，描绘一场雨水后天清地朗开阔澄澈的原野，其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两句，写河水映照阳光，远方青翠的山峰因空气清澈而呈现在诗人的眼前，爽朗明澈的诗境，又是精神宁静澄明的写照。其《汉江临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写江水浩渺，天水相接相融，远山似有若无，这是山水之远，更是精神之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诗中幽远的山林是充满深邃“空”趣的至静之境。这是唐诗艺术最深刻的地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理解唐诗的自然精神，提到的第二位大诗人是李白，李白更是自然精神塑造的诗人，今天的我们要理解他，要抓住他的两个鲜明的精神特质，即大鹏精神和赤子之心。

大鹏精神，这个“大鹏”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李白一生皆以大鹏自比，他说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的豪迈奔放，就是大鹏扶摇高举的境界。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李白和庄子是有所不同的。庄子所说的逍遥远游之境，和人世是有对立的，超脱流俗的同时，也有背离常情的怪诞，自己的妻子去世不仅不悲痛反而鼓盆而歌，这和常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很不一样。李白不是这样，他天才豪放，但身上毫无怪诞之处，他的悲欢喜怒同于常人，却又比常人表达得更浓烈，更为本然。这种本然的表达，使李白的诗歌经常呈现出天真如赤子的境界。他的《长干行》，刻画一位女子与丈夫两小无猜，笔触极为纯净天真，“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正是在自然精神的浸润下，呈现出许多难以言传的艺术神妙。宋代以下，随着思想文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唐诗所赖以形成的许多精神氛围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增加了理解唐诗的难度。理解唐诗应深入其精神文化背景，对唐诗的自然精神，对唐诗神妙的艺术之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不断去品味和思考。

（选自2018年10月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日益发展，手机、电脑等新的传播媒介在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不知不觉间，传统意义上的报纸、杂志、书本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取而代之的却是现代化的屏幕阅读和零散的数字阅读，但现实的尴尬却在于，一些人总担心肤浅和碎片化的数字阅读会消解传统阅读的本质意义，并剥离它内在的深层思考，从而将阅读引向娱乐消费与文化沉沦的反面。

这样的纠结与担心其实有点多余。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我们的阅读载体一开始也并非就是纸质图书，千百年来，它也经历了从甲骨、帛书、竹简、金文碑刻再到纸质图书的演变，而如今，其被数字化的阅读所冲击，这也不过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体现。再者，数字化阅读的兴起并非就是带着否定传统阅读的目的来的，相反，其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传统阅读的延展与升华。

因此，我们真正该纠结的，倒不是选择什么样的阅读载体，反倒是在阅读内容上，该作出什么样的甄别判断，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是，在消费社会里，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深深地受到物质社会的沉重挤压，这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人们都希望通过追求享乐的方式来获得心灵上的疏解和抚慰，这也使得人们对阅读内容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物质消费的表面性和即时性、娱乐消费的肤浅性和盲从性，却失去了应有的深度和必要的反思。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信息泛滥与信息超载的尴尬现实，不但影响着阅读者对有用信息的涉猎和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的理解力与判断力，一些人为了不错过相应信息的呈现，甚至对阅读工具产生了强烈的迷恋，并患上了“工具强迫症”，有些人在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机不离身，随时随地都在通过微博、微信、网页等查看信息，生怕有任何遗漏。可殊不知，这对阅读内容的非理性选择，不但没有达到自我改善与提升的目的，反倒将自己束缚在了工具之上，成了阅读工具的奴隶。

那么，数字化阅读时代，我们究竟该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阅读内容呢？首先要走出的一个误区是，对数字化阅读的利与弊，不能简单的用阅读的“深”与“浅”来衡量，因为就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需求往往决定着他们的阅读方式是宽泛的浏览还是深入的研究，而单纯用“深”与“浅”来概括数字化阅读的利与弊则未免太过武断与极端。至于阅读内容的选择，则是要在摒弃娱乐与消费的基础上，多些适合自身心灵发展、综合素质提高的深度文本，并有着起码的判别意识，更不能被海量信息牵着鼻子走，事实上，数字阅读作为一种新技术，其本质应是辅助性的，我们的整个社会也应该创造更加有利的因素使它在各领域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并为其内容呈现出更多的精彩。

阅读，不止于认字，其终究目的乃是升华人的思想，促进人的思维进步。那么，阅读载体的选择，便不过是在选择一种工具而已，最重要的是阅读什么样的内容。于此来讲，对数字阅读我们也用不着过多纠结。

（摘编自张剑《阅读的“深”与“浅”如何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