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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中立：天气正好 下地干活

做学生时，他努力“逃离”油画，却以巨幅油画《父亲》一夜成名，成为新时期享誉全国的艺术家；做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当官”，却在50岁时被教职工民主推荐为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在61岁时被任命为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在个性鲜明的艺术界，他的沉着包容能为各方所接受，骨子里却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画家罗中立的身上似乎纠结着各种矛盾，他却能一再穿越这些矛盾而获得成功。

秘诀是什么？他说：“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创作《父亲》，跟我小时候的生活有关。”罗中立说。那时的罗家在重庆市郊，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亲戚有人饿死，有人为了几十公斤玉米就把孩子卖到外地，还有一些亲戚为了活命跑到罗中立家，“大家分着喝一碗粥”。

1964年，罗中立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读二年级时，来到大巴山深处的一所村小学当美术教员。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上完课、开完会，天黑就回到土屋里上床睡觉。附中毕业后，罗中立又回到大巴山生活了10年，直到1977年***像一样大的画！”罗中立整整画了半年，逐渐勾勒出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作品送到北京后，又根据评委吴冠中的建议将作品名字改为《父亲》，作为对整整一代人集体形象的描述。1980年12月，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父亲》获得油画金奖。它成为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罗中立在中国美术界的知名度和不可动摇的位置。“用领袖像的尺寸画农民，就是要让神化的、扭曲的历史回归本来的轨迹。”罗中立说。最早从获奖的喜悦中解脱出来的，是罗中立自己。1981年，罗中立用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完成了自己的毕业创作《吹渣渣》，标志着他在一年内实现了从政治主题到绘画主题的成功转型。“《吹渣渣》更多地回到了绘画本体语言，从这幅作品之后，我的绘画风格才一路延续到今天。”罗中立说。

罗中立得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两年期间，他游览了欧洲所有的大博物馆，参观和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美术史上著名的原作原著。在卢浮宫，工作人员上班他就去，工作人员下班他才走，就这样整整临摹了3个月。在美第奇博物馆，罗中立连续3次去看伦勃朗的展览，去了就看伦勃朗的两幅肖像画。同样的肖像、同样的色调、同样的尺寸，一幅创作于1834年，一幅创作于1864年，时间跨度整整30年。很多人在这两幅画前一晃而过，罗中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知道，正是这惨淡经营与重复“炒冷饭”的30年，造就了伦勃朗这位美术史上的巨匠。

罗中立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应该用什么作品跟西方的艺术家进行交流？“最可行的途径，就是回到自己的本土，回到自己的文化，寻找具有中国精神的当代绘画的样式和语言。”他又回到了大巴山，回到了雕塑、石窟、石刻、年画等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之中，寻找和提炼自己的绘画语言、风格和样式。

寻找、提炼绘画语言的紧迫感，催生了罗中立对时间流失的负疚感。他曾经计划每10年办一次画展，眼看预定的画展临近，自己却没有时间创作，他甚至痛苦得躲进画室里流泪。罗中立勤奋得让人惊讶。他随身带着速写本，画他见到的人和事。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后，事多会多，哪怕忙到深夜，他也要去画室。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罗中立笔下的农民都有一份真生活：有沉重劳作的苦，有合家围坐火塘的乐，有夫妻风雨同舟的爱，有老牛舐犊般殷深的情。“罗中立在最朴素、最自然、最本源甚至最土的农民形象、农民主题，和艺术中最创造性的、最精神化的、越来越具有语言形式的纯粹感的两极之间找到了联系，他在用一种完全个性的方式讲述中国农民。”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人们现在要关心的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罗中立。

50岁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感觉“一生的抱负突然被改变了”的罗中立，却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地处西部的川美能够人才辈出，关键在于条条框框少。“我受益于此，也有责任尽力营造和保持这样的环境。”罗中立说。

2005年，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建成。除了200多间工作室，坦克库还有大的展示厅可以举办雕塑、装置、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行为艺术等大型活动。围绕坦克库建成的青年艺术家工作室群落，更成为“黄漂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家园。

川美建立了常规性的学生展览制度，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展览。学校鼓励每天兢兢业业守着学生的老师，也欢迎“北漂”、“海漂”的老师。

已经成为首届国际公共艺术入选获奖作品之一的重庆大学城川美新校区，被视为罗中立在1000亩土地上创作的第二幅《父亲》。新校区保护原有的生态，保留原有的老院子，用原有的庄稼、梯田做校园绿化，请农民留下来照常放牛喂鱼种庄稼。在这个巨大的开放性教学空间里，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的作品和成就都一目了然，便于不同年级之间的切磋交流，也有利于校园文化的融合传承。新校区5万平方米的虎溪公社艺术工作室，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的艺术家驻留地和创作中心。

他在新校区的大门内设计了一段波浪形道路。

（摘编自张国圣《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材料一：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0%，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以上，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19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现象在部分国家出现。1851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此后，瑞典、挪威、英国等一批欧洲国家步入老龄化。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逐渐向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扩散，进入21世纪，全球老龄化速度加快。2015年，全球有6.17亿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预计到2020年，13个国家将成为“超高龄”国，即20%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到2050年全球将有16亿老年人，届时将有94个国家的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21%，其中有39个国家的老龄化比例达28%以上。

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老年人原则》；2002年联合国在马德里召开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政策，积极老龄化观念被纳入各国发展框架。

（摘自《全球老龄化状况及其应对策略》）

材料二：

全面二孩下的生育趋势（2017-2021年）

全面两孩政策使老年人口比例略有下降，而老年人口数量不会有任何差异。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会降低0.5个百分点，而到2050年也仅降低1个百分点，全面两孩政策无法缓解我国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1世界后半叶，中国将处于超稳定和超高的老龄化态势，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高达4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35%．从世界经验看，通过生育政策调整以提升生育率进而改变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趋势往往很难奏效。应对乃至引领中国的老龄社会，需要在长期发展战略的高度，设计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社会、人口政策的框架体系。

（摘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材料三：

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0%；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突破两亿的国家；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突破3亿，2033年突破4亿，2053年达到4.87亿，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全球的四分之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稳居世界第一。2000年-2005年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22%，同期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失能化、高龄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剧，2050年，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1亿，占老年人口总量的22.3%，占世界高龄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留下来的大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不发达地区高于发达地区。与“边富边老”甚至“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经济发展，“未富先老”，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

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人口负担比加重，同时也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老年人口增多，特别是高龄、患病老年人增多，对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并且提出更多方面的要求。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身体较弱，有病的相对较多，对卫生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产生了不同于其他人口群体的特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预示着在社会总需求中，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摘自《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应对策略》）